EP-031 黄严忠:放开之后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文字版)


时间轴:
1:28 黄严忠如何评价中国颁布的“新十条”新冠防控政策
5:00 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转变的原因
8:16 中国在此刻放弃清零政策的优点和缺点
13:28 对于奥密克戎,中国采取的是抚平感染曲线还是尽快实现全面免疫
19:23 为什么中国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不高
28:23 黄严忠如何评价中国公卫专家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33:06 嘉宾推荐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新冠疫情三年,中国试图用严厉的清零政策控制病毒的蔓延。这一政策在疫情初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从去年底以来,感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开始蔓延,中国却依然坚持清零,全民核酸、静默、隔离、封控。在清零政策下,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次生灾害频出,从上海封城、贵州转运大巴到乌鲁木齐大火,很多无辜的生命在清零中消逝。11月底在全国很多城市爆发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很多民众上街要求解封。

12月7日,中国政府颁布了“新十条”防疫政策,进一步放宽防控措施,严苛的“清零”政策正式寿终正寝。但中国似乎从清零到放手转弯过快,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不少城市疫情大爆发,很多人一夜之间阳了,买不到发烧药和抗原,医院资源遭到挤兑。

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解封以及解封后面临的问题。这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12月10日,当时北京等城市刚刚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

严忠,你好!

黄严忠:袁莉,你好。

袁莉: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评价中国刚刚颁布的“新十条”政策?

黄严忠:我们首先想说说的是,这个政策预示着这个清零政策,像您刚才说的,寿终正寝。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受欢迎的,对于我们很多在海外隔“洋”观火的人来讲的话,觉得清零政策早就应该结束了。

你如果看新十条它的这基本的这些措施啊,不再搞大规模的强制性的核酸检测,进公共场所不再查核酸码,也不再强制隔离,我觉得这些都是早就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坚决支持结束这个清零政策。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短短的这么几天之内,政策就来了,180度的一个转弯啊。就像开车也是一样,就忽然来一个180度的转弯,如果你开车的技艺不是那么好的话,就可能会翻车的。那我们就是看这个政策本身,它这么大幅度的转向,没有事先预备好这样一个转向的工作,甚至就是说也没有一个退出清零的一个路线图出来,这就引起了好多担心,担心在这样的过程中会引起病例的急剧上升,甚至可能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包括可能的大规模死亡。不能够完全确定就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在这个急剧开放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袁莉:您能不能给听众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奥密克戎它的传染性、致病性到底如何?得了之后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黄严忠:实际上,我们说这个Omicron,它差不多是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南部非洲、南非先发现了,然后很快就开始传播到世界,在美国、欧洲很快就成为优势毒株了,占主导地位。然后中国差不多是3月份的时候(奥密克戎)才正式登陆了,现在基本上也应该是成为优势毒株了。

它这个病毒即使在南非刚发现的时候,公共卫生专家也发现它的毒性似乎比前面的要弱不少。 当时但就不能确定,是本身这个毒株它的毒性弱,还是因为(感染者)已经接种了疫苗,使得这个病毒的毒性减弱——不是病毒本身的毒性减弱,而是它的症状减弱了。但总体上来说,我们看到它的致死率现在基本上已经是0.1%这样的一个水平,达到甚至低于流行性感冒致死率了。因为我们通常用致死率来衡量毒性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经不是很大的威胁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也不同于流行性感冒。因为它的传播力还是非常强,甚至就说有的就达到1传10,甚至传得更多,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呢,(它还是)让人还是不能够完全放心的这样一个病毒了。特别是考虑到它引起来的症状,包括老人如果不打疫苗引起的这样的一个重症的症状,会引起并发症甚至死亡,所以说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的话,它现在还是在要求民众去打疫苗,打加强针。 我在这儿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信息的提示,就是要你去打疫苗、打加强针。

袁莉:对。那我们再说中国的这个疫情防控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是因为近来的这个抗议活动呢?

黄严忠:你可以说抗议活动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动因吧,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什么就选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准确地解释了这个时机。

当然就是说,有的其他地方也有讲,比如《华尔街日报》前天讲,是郭台铭写信给中国领导人(助推放宽清零政策),呃,稍微有点“瞎掰“啊。首先是一个多月前写的信,然后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高估了他个人的影响力,他自己本人也表示否认。因为在这个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比如说商界领袖啊,也纷纷就是给中国建言。我记得实际上去年的时候,像欧洲商会就已经表示得很明确,当时向李克强总理表示了对清零政策的不满。所以说这个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合力的作用。

但是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方说第一个就是说,在欧美Omicron这个毒株出现之后,已经是没法实现清零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能力比较低的地方,像乌鲁木齐,封了3个月都没法清零。我们说的这种社会面清零,都没法做到。而且呢,就是它的成本,社会经济成本是越来越大。

后来我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吧,11月份确诊病例是比以前所有月份加起来是增加了24%,就一个月增加了24%,就是从2020年1月份新冠病毒开始,1月份他开始有统计嘛。但是呢,你如果再看他的这个隔离啊,做医学观察的人数增加了,差不多就是在11月份一个月,比以前的所有月份加起来,增加了大概250%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是呈几何数级在增长啊,就是说你一个病例会带来好多其他的密切接触,

需要隔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隔离不是简单的隔离,那地方政府你要花钱、花人力物力来做这个事。所以说你看这个山东的大建方舱,光这个就得花好几百亿,是不是?考虑到地方债务已经是那么高,政府财力本身已经不堪重负了。

然后我们再看到(清零)对经济的这种破坏啊,我觉得如果这种清零再继续下去的话,不光是经济增长缓慢,很可能就会脱轨。

我觉得对政府政治经济稳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特别是现在接近20%的年轻人失业这样一种情况。再加上就是说社会对这种清零政策的不满也在上升。虽然有很多的老人啊,他们的家属可能还是支持清零,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病毒并不像宣传得那么厉害。而且呢,本身随着这个病毒的扩散,清零政策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影响的范围、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政策的这种受害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能再持续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各种力量的累积。当然就是说,于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这种抗议示威,可能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Trigger,是一个触发点。

袁莉:那近几个月来呢,一直都有各种放开疫情防控政策时间表的传闻,就包括是20大以后,还有明年两会之后等等等等。 那中国政府现在选择放弃清零政策,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或者,您能帮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几个月的冬季可能出现的情况吗?

黄严忠:首先我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是支持放弃清零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就是说对这个时机呢,就是说从采取的措施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时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正好是秋冬季节,马上面临春节了,春运又会来临,现在的新十条基本上不会再要求人家再就地过年了,是不是?

所以说有很多人,差不多有好几亿人,春运期间(会出行),就是流动性(剧增),那病毒也会跟着一起流动嘛。?另外呢,就是说秋冬季节通常是流感高发的季节。所以呢,就是中国可能面临着这种双重的这个viral wave,就是说这几波病毒浪潮。

但是你如果再考虑到,就是现在在美国流行的这个RSV(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实际上比流行性感冒更厉害,

我觉得症状好像在某种情况下比新冠好像还更厉害一些。如果真是RSV也传到中国,可能是有三重的波次,这个对医疗系统的处理能力,可能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挤兑,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是。

因为特别是你考虑到中国,它这个每千人病床数,实际上已经是差不多接近发达国家的标准了,6.7床位每千人啊;但是你如果看每10万人重症病床数,是不到4,这个是远远低于周围的亚洲邻居啊,像韩国、日本、台湾啊,当然还有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注:黄严忠提到的每10万人重症病床数为2020年数据,据12月9日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字,目前“重症医学床位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与2020年的韩国数据持平)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说,清零所要避免的一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要让医疗资源挤兑,但是现在开放的时机可能会使这种我们说的最坏的结果反而成为现实。当然就是说,再考虑到可能(带来)其他的重症人数啊,或者是死亡人数上升,那就可能就更严重了。

袁莉:嗯,对对。这两天也看到有人说,今年3月份可能是最好的放弃清零的时机,因为那会儿奥密克戎刚开始流行,然后(如果放开)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海封城,其他很多很多的封城,而且很快到了夏天,就是比冬天放开要好很多。您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黄严忠: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3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在上海病例急剧上升,然后开始施加严厉的封城措施之前,上海被誉为精准防控的一个典范。实际上那时候它的这个病例已经在上升了。但是呢,它没有采取这种封城的措施,比方说(只封闭)一个茶室(注:即2022年1月被定为中风险区封闭14天的上海静安寺街道愚园路228号奶茶店)这样的。就是说避免对社会造成大规模的这种次生灾害嘛。

但实际上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用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允许上海这样试验下去,它的病例肯定会上升,但是你也不用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所以你也测不到。

就像美国,你说为什么症状的病例那么少?就因为无症状,就不会被检测到,不被检测到就不会反映到数据里面去嘛。所以说如果让它就这么传播开来,说不定我估计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出现,可能反而是那种封城带来了更多的次生灾害。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还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嘛。如果你3月份放开的话,因为病例的急剧上升,可能的重症状的比例上升,可能的死亡人数的激增,那么可能对社会政治稳定形成威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知道,就是20大之前,这个情况是要极力避免的。我觉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政策的考量在这里面。

袁莉:对。因为现在你看,刚一放开这两天,中国现在每天的新增也只有1万多,也就是不检测也就没有了。然后就是,大家还有一个说法:颁布的这个新十条,允许阳性患者居家隔离,这些也是上海3月底提出来的方案,就是当初被否决的这个方案,然后上海人民(却)经历了严苛的两个多月的封城。大家就觉得,唉,上海人民这个苦真的是白受了,当然(受苦的)也不光是上海人民了。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呢?

黄严忠:因为有时候历史没法假设是吧,也没法重来,我们只能想象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海经过了封城这样的情况之后,很多人就意识到清零这种极端措施它带来的危害,(所以)对于这种政策的转变,能够形成一种共识:这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个严重的病毒,严苛的封控措施可能带来的灾害也许会远远高于病毒带来的危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种经历)也是帮助了现在政策像这样转向,不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或是政治的震荡。

袁莉:也有人说是清零和封城给上海人民还有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公民课,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政府的权力有点太高了。

黄严忠:对,尽管这个学费可能有点高。

袁莉:那参照这个西方的防疫经验,各国都是尽量拉长这个全民感染的周期,避免感染人数激增对这个医疗系统造成冲击。 英文叫flatten the curve,抚平这个感染曲线。 而且对于奥密克戎这种致病性已经大大降低的病毒,抚平曲线是不是还有必要呢?

黄严忠:抚平曲线是孙春兰副总理还11月30号还是12月1号,反正差不多11月底12月初,于那个专家座谈会上是第一次提到(注:孙春兰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在国家卫健委连续召开两场座谈会,她在会上提及的“走小步”,被理解为主张抚平曲线)。高层意识到病例的急剧上升会对医疗体系形成一种冲击。因为病例急剧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我们说,到了一个高峰时刻的时候,对医疗服务的这种需求就会达到一个高点。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医疗系统啊,医生啊,特别是考虑到医务人员本身也可能感染,这个病床啊,特别是重症病房,就可能会不堪重负嘛。

所以理想的状态是拉平曲线,让这种需求能够(维持)在医疗体系本身能够handle,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因为中国有一种就医文化,甭管大病小病都是往大医院跑。这实际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对医疗系统的处理能力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的地方,它的疫情高发平台,到高发的那个点的时候,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可能一个地方一下子到一个高点,但另外一个地方还没有开始呢,或者是还没有到来。那这个时候呢,中央政府也许可以利用它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集资源。比如说把医务人员调过来(支援)这样一个地方,等到这个地方的峰值过了之后,另外一个地方起来了,那也可以(把医务人员)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说呢,对于压低峰值呢,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有利条件。

袁莉:嗯,那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做法有抚平这个感染人数曲线的效果吗?还是说,大家也觉得,它好像放开得太快了,让大家措手不及,(所以)觉得它的那个目标就是尽可能快的实现全民免疫。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黄严忠:短期虽然是阵痛,过去之后就是光明,就是雨过天青。但是这种阵痛你不希望它太惨烈,而且中国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有社会政治稳定的这样一种考量。 

所以呢,就是说,我是觉得在这个过渡阶段呢,它实际上应该事先有一个充分的准备。这个充分的准备呢,基本上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首先应该让那种风险人群打足疫苗,特别是现在考虑到比方说80岁以上的老人,就(只)有40%的人打加强针。我为什么讲加强针,不讲所谓的全程免疫,因为全程就是两针。两针的话,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说了,你如果打灭活疫苗,应该打到第三针的。2021年12月底世卫组织这么讲的。所以说真正意义上说的全程,应该说是三针才能叫全程。这个老年人,80岁以上老人,是我们说高风险人群,只有40%的打了加强针。全国范围内这个打加强针的比例实际上也不算高,而且你考虑到很多人都已经说不定(打过针很久了),有人都在一年之前打的,它的这个有效率就大打折扣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如果)考虑(得)比较早的,就是未雨绸缪的话,就应该是进口国外的二价疫苗,针对奥米克戎的这种二价疫苗。不说别的,就给这2100万80岁以上的,没有打过加强针的老人,用这个疫苗来作为一个第三针来加强。能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避免重症和死亡,也避免对医疗体系形成冲击。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储备有效的药物。现在当然国内很多讲到储备药物都是连花清瘟啊,也许会有作用,但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国外的抗病毒的(药物),特别是口服药物,像Paxlovid,它实际上已经被证明对预防重症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说是14亿人都要有这个余量,但是至少比如说80岁以上的这种高风险人员,比如我们先进个2100万(份),这是不是可以。 而且可以跟辉瑞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考虑让他们技术转让,这个就是避免了几百万、甚至更多人的死亡,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这个方面进展很缓慢,甚至就没有做嘛。

所以这就留到第三个方面(的准备),怎么样能够抚平曲线呢?那就是只能是做分级诊疗,加强分流措施了。 分级诊疗,我觉得这时候也许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中国以前一直想搞这个分级诊疗,但是一直都没搞成功。就是说,你是比较日常的、比较小的毛病,你就在社区医院、乡镇医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看了,不要一窝蜂的都跑到大医院去嘛。

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说,3.5%的这些医院处理了大概45%的门诊量,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合理的状态。转变老百姓的这种观念,实际上也不可能一晚上(就转变过来),但你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加强分流措施嘛。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北京明确地讲,你是无症状的,你是轻症的,你就别来医院了;有些只做了抗原的,没有做核酸的,也就不能够转到医院救治。这个实际上我觉得高层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现在就是说要抚平曲线,好像只能是执行这个分流措施上面就是下点功夫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说这些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你最好的模型也是基于assumption,就是说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实际蔓延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假设并不一定就是像所预期的那样子。所以现在我看,说这些可能还为时过早,无论是低估可能的危险,还是高估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袁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说一下这个疫苗的情况,大家就也是很困惑吧,中国政府这么厉害,他想做什么差不多都可以让老百姓去做的,但是为什么最应该受到疫苗保护的老年人接种率这么低?现在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

黄严忠:这个老年人接种率低(的问题),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老年人接种(率)本身就不算高。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新冠之前,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本身就非常低,大概只有10%左右。

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说这种疫苗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反而受到削弱,或者呀,是你应该更多地依靠你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当然,政府没有积极推动(老年人接种,)这个也有关系的。你如果看到中国人每年流感疫苗的生产量是5000万支,这相对于14亿人口简直是太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这个与当初疫苗开发的过程和后来推广的过程也有关系。因为在开发的时候呢,一期、二期(试验)实际上是有老人包括在内的,到了三期的时候呢,在国外做的嘛,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做的。当时三期的时候呢,有的人说基本上没有60岁以上老人进组,有的人说可能有很少的一部分入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结果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预报数据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关于老年人这方面的数据了。

所以在当初推广疫苗的时候呢,就先给医务人员还有一些基础的、关键岗位的工人,比较健康的人群打这个疫苗;至于老人呢,就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你这么讲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就在于,这样说的时候,同时你就给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号,就是说这个疫苗可能对老年人不是那么安全,你说是不是啊?就影响了他们接种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

再加上因为这个清零政策,中国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病毒,是不是? 但老年人就想了,反正我只要待在家里,注意保护,就我没有必要还去打疫苗。所以这个清零本身呢,也让很多人就没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去打(疫苗)。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还是回到这个清零上来说,对地方政府来讲的话,也没有太强的动机去推动这个老年人打疫苗。因为它想,反正就是说清零(的思路是),(病毒)来一波,我们就搞大规模核酸检测、封城,两周之内就实现社会面清零了。但是你如果(推动老人)打疫苗的话,本身是要花时间,然后疫苗其实都打上了,还要两周才能产生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清零就变成了更加有效的一个手段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政府它本身也没有很大的、很强的动机去支持、推广给老年人打疫苗。

袁莉:对。但是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老年人的情况是非常惨烈的,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想怎么能给老年人加强这个疫苗的接种。

黄严忠:是。实际上中央,我看了一下,中央政府来讲的话,还是几次都要求打疫苗。我看到的是,2021年3、4月份开始推广,然后2021年的11月份,也开始要推这个东西。包括北京,甚至也试图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要把打疫苗变成一个老年人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好像执行起来没有那么有效。我比较了下,大概8月份60岁以上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跟11月份的(同年龄段)老年人疫苗接种率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袁莉:对。那就是清零是一个硬标准,但是接种疫苗不是一个硬标准,没有那么硬?

黄严忠:对,如果出现疫情,地方上应对不力,负责主管的官员可能就会丢官,但是疫苗接种不力,好像没有谁是因为这个被惩处。这还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吧。

袁莉:那我们再说一下,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近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中提到,最终可能有80%到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时,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您怎么评价他这个估算呢?听起来挺吓人的。

黄严忠:听起来好像是挺吓人的。这个冯子健因为他也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了,他这个预测是根据一个计算机模型做的一个预测,我想是。90%(的人)基本上都会感染,这种(说法)从长远来讲肯定不是危言耸听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个研究(里面说),差不多美国现在也是90%的人都已经感染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 所以说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值得太 惊讶的。

但是他说前6个月有60%的人会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跟美国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看到的一个数据是说美国在奥米克戎来了之后,前6个月是25%左右的人感染。但是呢,在美国情况还是不一样,因为美国在这之前已经很多人都接触了这种病毒了,是不是?也有疫苗,所以说你还不能够完全用美国来做类比。

当然就是说,对于整个系统、整个医疗体系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冲击出现,但是现在你要预测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现在也很难讲。但是我想,高层选择这个时期开放,而且开放得相对来说比较彻底,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病毒并不像原先说的那么可怕,尤其是看到差不多90%(感染者)都是无症状。比方说在广州,严重病例和死亡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一种情况下。

袁莉:对。我正好有这个数据,我还想问你一下。12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有一个专家,北京朝阳医院的副院长(童朝晖)就说,广州本轮疫情,本土感染者超过16万例,重症和危重病例是四例,这个好像是很低;然后北京这次疫情出现了四例危重型患者。是不是有点过于低了?我都不知道,毒株真的是毒性已经很弱了,还是统计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

黄严忠:我是听说这个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低估。但是呢,你说是严重低估了,也谈不上。 因为现在一方面不做核酸检测了,有些重症啊、死亡啊,因为可能统计口径(的问题)啊,或者是干脆就没有检测啊,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点的低估。目前我听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重症跟死亡的数目还是相对来说非常低的,但是也没有低到像(刚才)这么说的那样,但是据我所知还是比较低的。

袁莉:按照冯子健的估计,还有危重的病例这么低的的一个比例,绝大多数人都会感染,然后也不会有什么事,那普通人还需要预防吗?

黄严忠: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的疑问),在美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反正第一方面呢,就是感染了(的话),大多人症状都比较轻,有的甚至无症状。而且呢,你还可能获得比如说差不多3个月的免疫。 如果你打了疫苗,还可能就是说(等待生效)时间更长。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感染了之后有症状的话,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一般来说转阴的话,差不多7天到10天的样子吧,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子。而且对于家人(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所以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你还是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家里有老人的,还是争取要打上那个加强针,因为你不打的话,比起这个打(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后果可能更严重。同时呢,也储备一些药物,这种基本的药物,至少把退烧药这些(备足),这样晚上会有好一点的睡眠,因为睡眠好了,这样恢复才比较快嘛。如果是轻症呢,实际上在自己家里面是可以处理的,就没必要去医院。

袁莉:就像感冒一样的处理就差不多了是吧?就是减轻症状嘛。

黄严忠:还是尽量就是说(做好防护),比如说你要是像我,要出差呀什么的,我就是先戴口罩。因为你考虑到出差,你不想遇到感冒这种情况,尽量戴口罩,避免感染嘛,这种情况。

袁莉:对对。然后其实很多人家里面有老人啊,还有这个慢性病的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他们怎么保护自己呢?跟他们说不要出门吗,尽量避免出门吗?

黄严忠:实际上因为你考虑到中国慢病比例还是蛮高的,你不说别的,(光是)糖尿病患者,中国是1亿6400万,全球最多的了。我们知道糖尿病跟新冠的结合会有并发症啊,这种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尽量做一些功课,加强针打上,一些基本的药物也备上,尽量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呢,就是戴上口罩,最好是N95口罩,实际上普通的这种口罩可能对防可能并不是最有效。还有避免这种交叉感染啊这些的。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担心,特别是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因为这种是群居嘛,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感染,可能很多人一下子都会感染起来,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袁莉: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和这个公共卫生专家,这一年来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不久之前还在说,比如说奥密克戎的威力不可小觑,什么后遗症啊,long covid这些都很严重。然后呢,很快现在就又变了说法。您怎么看他们这样子的角色,对公共卫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黄严忠:我就在翻出以前他们说的话,他们的科普,跟现在就是有点判若两人,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个病毒两个礼拜之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候真的有一种想骂人的这样一种冲动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误导民众。 但是我自己也设身处地(想)起来,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是不是也会这样说?作为一个政府的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官员,可能你在这种清零的大背景之下,要为这个政策背书的话,也许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觉得至少,就像我们说的“枪口抬高一寸”,你至少说的时候可以说得更委婉、更全面一点,不要说得那么满,甚至就是歪曲事实,比如说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比这个流感要高7到8倍,或者更高这样一种说法(注:这是2022年4月梁万年在央视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不应该了,违背了做学者基本的一些(基本良知)。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民众把一切都归到这专家身上也不一定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开明一点,能够对其他的不同信息能够有更多的独立思考?自己有一个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要事事都听专家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怪民众了,因为在这样一个信息接受渠道比较单一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能就是只接触到这方面的信息。 

我就在想,如果能够允许有专家不同的声音都出来,来讲这个东西,那可能会好一点。就像李文亮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我觉得就是说,要么你就保持沉默,如果你要对公众进行科普,那你就应该说实话,根据数据说话,而且要有一致性,不能前后很短时间内判若两人,这样子就违背了基本的做学者的良知了。

袁莉: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情况有)一个危害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很多的老百姓对奥密克戎还是非常的恐惧,他们说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恐慌的情绪的。就是那么多人跑到医院去,还有给120打电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您觉得呢?

黄严忠:是的。实际上我在2021年8月份,当时在财新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与新冠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里面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一个很大的建议,就说对这个病毒要脱敏,当时还奥密克戎还没有来呢,当时是德尔塔。 当时我就说,对这个病毒要脱敏,把它的实际的这个危险性,它的危害,要比较全面的告诉老百姓,不能夸大它的危害,这样子反而会在民众中造成对这个病毒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接下来在放开的时候,你就形成一个恐慌,对这种放开实际上也不利啊。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应该开始为将来放开做准备的话,你就必须要脱敏,不要把它弄的太敏感。说得太严重就是反而会对以后形成一种被动的。

袁莉:就是中国走到了现在,如果您可以向中国卫生部门提建议,您有哪些建议呢?

黄严忠: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放开基本上已经比较坚决了,我觉得到了地方上可能就是说执行起来会很快,就是很多的清零措施就会消失了,放开速度会加快。

这样的过程中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给老年人打疫苗,储存有效药物,可能就会变成不那么重要的一个考量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就更不要说也没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说留下来的政策选择就比较少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只能有像分流措施,错峰,全国范围内调集人员来把这个峰值给压下去。 所以说决策者面临的一些选择就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

袁莉:您会建议中国进口mRNA疫苗吗?

黄严忠:我是建议,别人说我,你帮美国人卖药什么的。

袁莉:也可以是进口欧洲的呀,一样的。

黄严忠:欧州的也是个卖药的“洋买办”,也不行。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实际上还可以考虑立即紧急进口国外的有效的针对奥密克戎的mRNA疫苗,还有(进口)能够有效的抗病毒的口服药物,像Paxlovid。现在这个时机还不算太晚,如果能做到,我尽量还是建议政府来做这个。

袁莉:好,谢谢。然后呢,我们会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有什么推荐?

黄严忠:书的话虽然是很多了,关于疫情的书也出来了不少了。我们一个同事就是Thomas Bollyky他出的一本书,这个书刚刚也翻成了中文了,在中国现在也开始卖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也是建议可以去拿来看一下,叫做《瘟疫与发展的悖论——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我们如何从源头做出改变?》。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老的一个,95年有一个电影叫做Outbreak,就叫爆发,我觉得蛮有意思。是Dustin Hoffman跟Rene Russo主演的,讲一个在非洲出现的疫情,就通过船只结果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埃博拉那个爆发。结果那一个小镇都被lock down了,就是被封住了。 后来这个疫情本身是追溯到政府当年的一个生物武器计划,所以政府为了灭口呢,就准备考虑把那里夷为平地。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的一些剧情嘛在这里面(发生了)。我觉得作为一个闲暇(时间)可以观看的(电影),倒也是蛮好的。呃,(中文名)是叫《恐怖地带》。

袁莉:中文叫《恐怖地带》

黄严忠:我是给学生过教材的时候给他们放录像,就是放这个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值得一看了。

袁莉:行。那你就推荐这两个(作品)是吗?

黄严忠:好像一时想不起来,还有一些别的。现在那个Ian Bremmer也出了一本书,就是讲危机管理的,The Power of Crisis,(中文就是)《危机的力量》(注:尚无中文版)。它就是讲危机也是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的东西,能够为将来避免或者减少危机的影响来做一些准备,也是值得一看。

袁莉:谢谢黄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黄严忠:不客气。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