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43 许成钢：美国之音对铁幕背后的人意味着什么？（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1:54 第一次收听敌台后母亲的严厉警告
06:41 在农场公放各国敌台的音乐，“农民都不在乎”
10:40 在中俄边境上听王明讲延安整风
15:26 如何在农场里偷听敌台？
18:59 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收听敌台的证据怎么坐实？
24:37 当时收听敌台的人都在听什么？
32:38 重重监视下，美国之音的两次冒险采访经历
40:38 美国之音推动了冷战结束？
46:46 停掉美国之音是将言论阵地让给中共吗？
[00:00:02]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3月中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削减一些政府部门。受此影响，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得不停运或大幅减员。诞生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在冷战时期是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工具。自由亚洲电台诞生于1996年，除了英文，还以普通话、粤语、缅甸语等九种亚洲语言向这些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或地区发布内容。不明白播客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播出三期《我与敌台的故事》。分别邀请许成钢教授、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年轻听众、自由亚洲电台旗下面向年轻华语人群的电子刊物《歪脑》主编Alex，以及美国之音撰稿人郑乐捷Kris来分享他们与这两家媒体的故事。
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来讲述他与美国之音等所谓敌台的故事。文革时期的中国思想禁锢，文艺和新闻资讯都很匮乏。知青们冒着风险收听敌台，许老师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个无线电技术爱好者，曾经自制收音机。许老师将会谈到美国之音对于铁幕背后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混沌闭塞的时期，敌台带来了自由流动的资讯，如何影响和启蒙了像他这样的人，以及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是否有损于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许老师，您好！
[00:01:53] 许成钢: 您好。
[00:01:54] 袁莉: 你好，您说您从十五岁时——那时候其实还是在文革之前——一直到出国上学，都是靠敌台获取资讯、学英语。您说：“那个时代我的喜怒哀乐许多都和敌台相关”，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讲一讲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这些敌台主要用什么设备？是谁告诉了您可以收听这些敌台？还有，当时收听敌台被发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您害怕吗？
[00:02:23] 许成钢: 从我的角度看，起头是有点偶然的。因为我从小学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所以一直都在搞无线电的东西。搞无线电的东西就要会架天线，然后就要搞短波，搞短波就要去听一个一个台都是什么东西，我连电报都听，为了听电报还学了摩尔斯码。
[00:02:56] 袁莉: 这个不违法吧？
[00:02:58] 许成钢: 因为那个时候年岁也都很小，没想那么多。我只是一个技术爱好者。有了技术，什么都愿意搞，一搞就什么都听，就听到了敌台了。它会告诉你它是美国之音，它会告诉你它是BBC，它会告诉你它是NHK。
[00:03:18] 袁莉: 那您记得第一次听美国之音或者BBC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吗？您记得当时所处的环境吗？
[00:03:26] 许成钢: 实际上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政治上已经接近文革了，气氛很紧张。人们看到参考消息已经觉得是窗户外的东西了，参考消息都是有限制的，照理说普通中学生是不应该能看到的。所以我听到了美国之音、BBC这些就觉得非常非常新鲜。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在文革前不久。
[00:03:54] 袁莉: 1965年。
[00:03:55] 许成钢: 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把共产党的政权给搞掉，然后大规模地抓捕了共产党的人。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从很大意义上讲动摇了对国内媒体的信心。因为以前我只知道一个信息来源，当我突然听到了另外的信息来源的时候才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从好多个角度去收集信息，不再简单的相信一个来源。
[00:04:31] 袁莉: 你那时候才十五岁，用您自己的话说，您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听到这个，您不会觉得他们那边是在撒谎吗？
[00:04:41] 许成钢: 其实我一方面带有很强的迷信，就是迷信共产党，迷信毛泽东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相信科学，科学的基础就是事实。我就觉得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来源，知道什么是事实。不管他们对事情怎么解释，但重要的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其实是很动摇的。
[00:05:11] 袁莉: 您在那么小的年纪听到了不一样的事实，心里面慌吗？你会去跟周围的朋友或者跟家里人说吗？
[00:05:20] 许成钢: 后来是我妈妈发现我听敌台了，然后我妈很紧张，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她给我很严厉的警告，告诉我这叫做“偷听敌台”，这是犯罪的事，要关监狱的。而且她讲得很具体，告诉我的时候，镇反运动已经正式宣布了，而且是有法律的。那是50年代初，我刚出生不久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惩治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定义之一就是偷听敌台和散播敌台听来的消息。如果你听了以后吞到肚子里去了，他找不到你，但是你去散播了，抓去就变成罪犯了。
[00:06:15] 袁莉: 你妈妈那么紧张，也是因为您父亲是57年已经被打成右派后回老家去了。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现在回老家去做农民了。你家里本来就可以说是成分不太好，是吧？
[00:06:28] 许成钢: 对，出身的问题加上偷听敌台可以立刻被抓起来，这就不得了了。
[00:06:36] 袁莉: 对，65年又是在文革前夕，可能是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是吧？
[00:06:40] 许成钢: 对。
[00:06:41] 袁莉: 然后呢，您很早就去了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您在一篇长文中记录了您在文革中，特别是1970年代的经历。您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因为言论和写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您在这篇长文里写到：“我所有的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属于特务设备。”在那之前，您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好了，您为什么还要收听敌台？没有人监视你吗？
[00:07:17] 许成钢: 我实际上对无线电技术的兴趣非常强。另一方面，我对用无线电设备听广播和音乐的兴趣也非常强。所以，我实际上带了很多无线电零件到农村，到了那里以后就自己设计，自己做了一个相当大的设备。
[00:07:45] 袁莉: 多大呢？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我完全无法想象。
[00:07:48] 许成钢: 那个是电子管技术的时代，不是现在的线路板的概念，是一个大概有25到30公分那么长，大概15到20公分宽的金属板，上面有十几个电子管，打开的时候都闪着各种光。
[00:08:11] 袁莉: 那就是和现在的手提电脑差不多大的一个东西。
[00:08:14] 许成钢: 就相当于一个电脑，是个挺大的东西。我做得比较大的目的一个是为了对天线的要求降低一点，因为我知道要是认真地去架设天线会引起注意，所以我需要它灵敏度很高。另一个就是我为了听音乐，所以为了音乐设备后边也有放大功能。这两个原因在一起，我有意地不让人知道我在听其他的电台。所以我听电台的时候插耳机，并不告诉别人我听的电台。
[00:08:55] 袁莉: 听音乐的时候放出来大家不反对吗？会不会说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00:09:01] 许成钢: 我需要纠正一下。刚到黑龙江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不叫建设兵团。黑龙江建设兵团还没组建呢，我去的时候比组建兵团早了1年。我是1967年底去的，组建建设兵团是1968年底。我有意住在农场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不和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一起住。农民是完全不在意的。实际上我打成反革命是一些知识青年说我反毛泽东思想引起的。由于我住的比较偏僻，所以我听音乐用扬声器放出来，农民都无所谓。
[00:09:50] 袁莉: 您听的音乐是BBC的交响乐之类的吗？
[00:09:53] 许成钢: 其实听音乐大量是听俄国的电台，黑龙江就在俄国边境，那个地方都不需要短波，中波就很强。
[00:10:03] 袁莉: 你们在边境上是吧？
[00:10:05] 许成钢: 对，在边界上。实际上俄国的广播要比中国的广播更强。他们有音乐台的，他们的音乐台基本上不说话，我也听不懂俄语，但它就是一个劲儿放音乐，是相当好的音乐，并不是革命音乐。苏联和中国其实有相当的不同，感觉那个时候中国只有革命音乐，而苏联的音乐台放的基本都不是革命音乐，都是民歌。
[00:10:40] 袁莉: 您当时主要听哪些台？美国的、苏联的、日本的，还有台湾，不同国家的电台有什么特色？您可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0:10:52] 许成钢: 我听的应该最多的是美国之音和BBC。然后也会经常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也会听日本的NHK，台湾听的不多。之所以听美国之音和BBC更多是因为感觉到他们更客观，信息量更大，更多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莫斯科广播电台是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很清楚、很明显。所以你知道它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时间王明还在，像王明这样的老的中共党员，他们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会有节目。
[00:11:48] 袁莉: 您说一下王明是谁？肯定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王明。
[00:11:52] 许成钢: 王明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这意味着毛泽东是他的下级。后来毛泽东设法把王明搞下去。王明后来就留在苏联，不回中国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非常清楚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他会向中国广播，说当年的延安整风就是第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在那个时期听到王明讲这些，我还会觉得是一种宣传，等到这个事过很久以后反过来再看，王明讲的非常有道理。这是他的亲身的经历，亲身的体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许多的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不清楚。虽然我听到各种说法，但是当自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有些时候还会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去判断别人说的是什么。所以对今天的很多小粉红，我会觉得有某种理解。因为按照今天叫小粉红的说法，其实当年我也是小粉红，因为我认识不清楚。但重要的是我很好奇，很愿意了解。当你了解的足够的多了，慢慢慢慢地就会更知道什么是客观的。我之所以听台湾的广播更少，原因就是台湾是更直截了当的反中共的宣传。这种直截了当的反中共的宣传，我会听着感觉比较反感。
[00:13:54] 袁莉: 就是共匪、毛匪这样的用词对不对？
[00:13:58] 许成钢: 对。像美国之音和BBC，你会觉得他们是用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发生的是什么。他们也是在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批评方式，他们是基本上是在讲发生了什么，讲这些道理。了解这些道理和发生了是什么，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再有就是美国之音和BBC有大量的内容，并不直接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世界上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布拉格之春，那个时期我就紧密的关注一步一步的这些发展。后来是苏联，就是华约组织出兵去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当时中共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跟西方反而一致。这也很有意思。
[00:15:05] 袁莉: 因为中共是和苏联关系是恶化的。
[00:15:08] 许成钢: 所以，我一方面知道中共说什么，另一方面又听到整个西方世界强烈的谴责。我听到了西方世界在报告发生的事实，实际上在中共的宣传里很多事是不知道的。
[00:15:26] 袁莉: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黑龙江的边境的农场吧。让我们想象一下，住的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吗？是冰天雪地吗？我觉得也让年轻人知道一些当时和现在的反差，其实是应该很大的，是不是？
[00:15:45] 许成钢: 是，当然是冰天雪地。我们去的时间是12月。如果没有记错，我们是1967年12月7号从北京出发。坐火车从北京走到那边要走好长的时间。那个火车很慢很慢，火车上所有供水的系统等等已经全部都冻坏了，一塌糊涂，用通常的话说叫艰苦。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群的知青都是自愿去的……
[00:16:18] 袁莉: 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号召上山下乡，是吧？
[00:16:21] 许成钢: 对，比那早1年。自愿去的人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时没有觉得很艰苦。事实上当然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火车并不能直接到我去的农场，中间还要在哈尔滨换车，再去鹤岗，然后再用卡车把我们送到绥滨县。按照今天的高速公路看，那个距离没什么，但是当年的公路速度很慢，路上很冷很冷。我们到了农场，就立即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到了人的胸这么高，像是个下马威。一夜之后，门就打不开了，所以我们要像挖战壕一样，挖一个壕，才能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但是这群北京来的知识青年都是自愿来的，所以更多的感觉是一种激动。
[00:17:29] 袁莉: 革命热情是吧？觉得革命热情高涨。
[00:17:34] 许成钢: 对。
[00:17:36] 袁莉: 你们是几个人一个房间？你当时把你的电子管收音机拿出来的时候，是你一个人住的还是好几个人一起住？同住的人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吗？
[00:17:45] 许成钢: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是带着零件去的。所以刚去时还没有机器，是后来装的。我们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是集中住的，一个房间二十多人，只有一条通道，通道两边都是炕，所以人只能在炕上，没有地方放任何其他家具。所以人如果要坐就坐在炕上，要么就躺在炕上，要么就站在过道里。但是我有意的离开了知青，住到了黑龙江的农村里，叫做马号。所谓的马号就是养马、养牛的地方。那个地方住的以农民为主，只有个别知青。所以我后来把收音机装配起来，都是在那个环境里。我的空间也比起其他知青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另外一个人的位置是空出来的，我的设备就可以放在那。
[00:18:54] 袁莉: 啊，这样啊。一个电子收音机放在东北的大炕上。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您1970年被打成了反革命时，真正坐实的证据就是偷听敌台，是吧？当时这个证据是怎么坐实的呢？
[00:19:13] 许成钢: 69年，他们就开始说我是反革命了，但是没有把我抓起来。他们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没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那就不算数。但是70年突然就把我抓起来了，开始非常正式地审讯。而且审讯的时候各种逼供讯的方式都用上了。我被关押的时候住一个人的单间，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他们轮班看守，很严重。那时偷听敌台这个事情是确实有，但证据只在我自己心里。我没有告诉别人我听了这些，但是从我的消息来源上，别人就可以知道我的消息来源不是参考消息，而且农村没有参考消息。所以当他审讯的时候，他说你偷听敌台，我就自己就招认了偷听敌台。然后他说我传播敌台信息，由于我跟别人说过话，跟别人说过话就算传播了，所以我也就认了。
[00:20:29] 袁莉: 这都是坐实的事。但是说你思想上反革命你可以不承认。
[00:20:33] 许成钢: 对，我当时的确不反毛泽东思想，我对毛泽东思想有有怀疑，但是我没反对。我的怀疑就是认为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文化革命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如果一直搞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到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我认为毛泽东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了。
[00:21:05] 袁莉: 当时所谓收听敌台这个事情流行吗？在你们知青或者兵团里面，大家对这种来自敌台的这样不同的信息会讨论吗？会争论吗？
[00:21:17] 许成钢: 不流行，是个别人。任何偷听敌台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多数的人认为偷听敌台的人就是坏人，就是敌人，会很愤怒。当知道谁偷听敌台而且传播敌台的敌对信息的时候，人们就会义愤填膺。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今天有人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偷听敌台，其实是把很多的少数人合到一起看。
[00:21:53] 袁莉: 很多人现在愿意出来说自己当时就偷听敌台，但是他们当时是特别特别特别少的一点人，是吧？。
[00:22:01] 许成钢: 对，一小撮。都是很孤立的。
[00:22:03] 袁莉: 作家阿城也写过70年代他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他是如何收听敌台的。有一些细节他写得很有意思，他写道：村支书去县里开会，本来要带回一个来自中央的惊天消息，也就是林彪逃跑坠机身亡。结果村里的人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敌台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互相装装傻充愣。阿城提到，当年在云南，因为北京的报纸消息要三天之后才能传到云南来，敌台的发烧友很多。他写到：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收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他还写到，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主要是娱乐。大家会听音乐会，听邓丽君，听香港的宗教台。
我听到别人说的一些以前的事情，说到听敌台也提到，林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好多人都是从敌台上先听到林彪事件，我好奇您当时是从什么渠道听说林彪事件的？
[00:23:04] 许成钢: 我的情况当然有点不同了，因为我是在1970年被关起来，在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仍然被关着，没有最基本的自由。然后把我放出来的原因就是林彪事件。因为作为反革命确实的证据是我反林彪，我没有反毛泽东。我其实不是反林彪，而是我驳斥了林彪的说法。
[00:23:45] 袁莉: 你质疑了他的说法。
[00:23:49] 许成钢: 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说人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可以了，说这是捷径。然后我就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捷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但是你爬山得从山下往上爬。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山的基础，即使毛主席的思想是顶峰。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懂毛泽东思想呢？所以你得从马克思主义学起，没有捷径，这是真正的反革命。
[00:24:26] 袁莉: 您太讲逻辑了。这个怎么可以讲逻辑呢？讲逻辑是讲不通的。那您还通过听收音机学英文。
[00:24:37] 许成钢: 我学英语实际上是后来的事情。我听敌台原本完全是为了是获得信息，我原本自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目的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个就变成了反革命，先是被关起来，后来就变成了监督劳动。在监督劳动期间，我就开始努力的转移我自学的内容了。首先，社会科学也不允许我读，所有的书都没收了，也不可能再请家里人寄，寄来就会被没收。所以我当时其实非常非常地灰心，我认为这一辈子一定就是个犯人和反革命了。作为一个犯人、反革命，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的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我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我也不反毛泽东，我也不反中共，不反对社会主义。我认为我只是被冤枉了，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就在这儿被他们当作政治犯，所以我就希望我还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
[00:26:00] 袁莉: 你就学工程。
[00:26:01] 许成钢: 对，我唯一还有可能做的贡献就是希望我还能有所发明。于是就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等。我认为我把中国的本科的教科书都学了以后，我其实有一些发明的想法，希望能设计出关于自动控制的电路。但是我学了本科的教科书之后，发现那个认识其实很肤浅，没有达到能设计的水平，实际是不能计算的。
这时我有一个同案犯，他在自学英语。我和他说教科书都看完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哪里还可以找到教科书。他说很容易，现在中国开始引进美国的教科书，你可以让你妈妈去北京八面槽的新华书店后门，他们在那有一个门市部专卖影印的美国教科书。那是内部的，你就让你妈他们到那去买了寄给你，这样你就不受限制了。我说我根本不会英语，他说：哎呀，英语太容易了。因为他是在学圣经，所以说英语太容易。他建议我说：大学的课你都学完了，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大学低年级的课看。因为工程的内容都一样，所以你找低年级的内容，你能看懂，不懂的用字典查就行了，不用学英语，就用字典。我当时的英语的教育水平，就是清华附中的初一、初二的水平，认真的说我算没学过英语，但是我毕竟知道怎么发音，知道拼写和发音是什么关系，知道一丁点儿最起码的语法。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请我爸爸妈妈寄来了第一本教科书，就是《现代电子技术》。这是美国的大学二年级物理系用的教科书。这本书我看到一半，我的英语就可以用了。所以后来我在物理工程方面的教科书都是用美国的教科书。
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开始对听英语广播感兴趣了。但是，我发现听不懂。BBC和美国之音都有英语的教学节目，我听了一点，但是不感兴趣。所以那个朋友就告诉我，美国之音有个Special English，特别英语节目，它会用低一些的语速，用比较少的词汇量每天广播新闻，还讲故事，讲美国的历史。我一开始也听不懂，就找这个朋友来一起听。然后他把我听不懂的地方用更慢的英语重复一遍，我就听懂了。只要听懂一两次，慢慢慢慢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我后来新闻的来源就已经不再靠汉语了，而是靠英语。这一直持续到我出国之前。78年我在清华念研究生期间，我就相当公然地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在宿舍里跟同学在一起直接听英语广播。
[00:29:46] 袁莉: 那时候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00:29:49] 许成钢: 听英语的人很少，他们听不懂。
[00:29:52] 袁莉: 但是听美国之音的人多吗？，这是大家必须要偷偷做的事，还是相对的堂而皇之的事呢？
[00:29:59] 许成钢: 文革之后，人们不再这么恐惧了。文革前是很恐惧的，没有人会告诉你自己听这些，如果听了也只是秘密的。但是通过个人的交谈，你可以发现他的信息来源，基本就知道他是不是听过。
[00:30:20] 袁莉: 这样判断敌友是吧？就像现在的年轻人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播客？”就知道，是不是了？
[00:30:27] 许成钢: 对。
[00:30:27] 袁莉: 您说信息的来源深刻影响人的认知、人的状况。在收听美国之音和其它所谓敌台的日子里，他们给您最大的启蒙或者影响是什么？
[00:30:40] 许成钢: 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会从另外的角度提供很多的信息，否则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除了这个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美国之音和BBC都有相对系统的讲他们自己制度是怎么形成的，讲他们自己的历史。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和BBC都是精心设计的，它这个精心的设计真的帮助了听众比较粗略地知道了民主宪政是怎么形成的，民主宪政的想法是什么，民主宪政的制度是怎么形成和实际运作的等等。
比如弹劾尼克松、美国之音有相对的系统的报道当时已知发生了什么。所以人们可以从中知道，宪政制度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一个总统触犯了他们的法律，议会可以弹劾他，然后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自己就辞职了，等等等等。对于当时在极权主义制度下长大的人，知道宪政制度下可以弹劾总统，总统并没有随意的权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教育。当人们不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讲那些抽象的道理，他们可以觉得抽象道理都是说说而已。但是当它真的发生时就不同了。那时的美国之音和BBC这些广播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们相当系统地向外界传播民主宪政怎么运作，和基本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00:32:38] 袁莉: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英语系，我们学英语也都是从每天听Special English开始的。我是89年上大学的，每个人都必须要听这些的，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
我们再说一下您的父亲许良英先生，他是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和人权活动家。他在1989年呼吁政治民主化后多年受到了软禁、监视。您提到90年代末美国之音冒险访谈您的父亲，他们还冒险拍摄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过程好像好莱坞电影。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两件事吗？
[00:33:18] 许成钢: 我父亲在90年代组织过好几次公开信。那些公开信都是围绕着中国的人权问题。具体一点，就是围绕着中国抓捕政治犯。他发这些公开信就是为了呼吁释放政治犯，取消政治犯，意思就是不要有这样的罪犯，不要让人因为政治、因为思想变成了罪犯。有的公开信变得很重要，曾经登载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这之后对他的打压就更严重了，变成了非常相当严密的软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90年代，美国之音要访谈我父亲。当时他住在一座塔楼的七层，上了楼以后每一层只有两家，楼里很窄。由于他是软禁状态，警察就让这座楼一层的住户搬出去，警察占了一层楼的位置。所以任何人进这个楼，警察就坐在那看住，不允许人进来。这是软禁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这个楼住了很多人，所以VOA的记者们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第一就是他们一共三个人，都是华裔，其中主要的人汉语讲的相当好。虽然他在美国长大，但是他是从小学的，从口音上很难分辨他是哪儿的。然后他们打扮成乱七八糟的样子，把他们的摄影设备藏在他们的乱七八糟的包里。到了门口，他们号称要找住在八层的另一个许先生。住在八层的许先生是当时中科院系统所的副所长、还是所长，所以警察就放他们进去了。但是警察，实际上还要观察他们的电梯去哪儿了。他们坐电梯上了八层，然后从八层出来以后，背着他们的设备走楼梯下到了第七层，然后就来做了访谈。访谈结束的时候，这个记者很聪明，他们说：我们出去肯定要出问题，所以要把访谈的录像带放在家里，以后再想办法把它弄出去，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接头来取，现在我们再录一段给警察们们看。就这样，他们专门录了一段用来给警察看的以后，他们就下楼了。他们一下去就被警察扣了，然后把他们关了很长时间，审问他们。警察说你们骗了我们，还没收了他们的录像带，而这个录像带就是拍给他们看的。
[00:36:24] 袁莉: 真是好聪明啊，后来录像带又想办法让别人带出来了，是吧？
[00:36:29] 许成钢: 对。我妈妈利用散步的时间和另外一个住在院子里的老科学家接头，然后偷偷摸摸地把录像带给了那个科学家，后来再由美国之音找那个科学家，从他家带走的，然后拿到美国之音去播放。
[00:36:54] 袁莉: 播放以后对你父母有什么影响吗？
[00:36:56] 许成钢: 他反正已经被软禁了。
[00:36:59] 袁莉: 那还有那个遗体告别仪式。
[00:37:02] 许成钢: 当局在遗体告别之前就给了我们和所有相关的人很大压力，也给了警告，严格限制参加的人不许传播，有遗体告别的消息不让人知道。但是事实上那天来了挺多人。因为我父母都捐献了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医学院。那时北医专门为捐献遗体的家属准备了专门的位置用于遗体告别。但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这一天就变得很特别，来了好几十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们没有穿警察的制服，几十个人身穿黑衣，很多人带了武器，把那个地方封锁了。但是美国之音的人居然又混进来了，还是用华裔的记者和摄像师。他们居然把东西藏在包里进来了。
[00:38:07] 袁莉: 我刚才在YouTube上面看到他们还做了采访。他们采访了胡佳，还采访了原中央党校的教授杜光。我看完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新闻。而且新闻最后的sign-off，就是结束的时候还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导。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我都不知道那天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警察。
[00:38:31] 许成钢: 对。他们很勇敢，而且很聪明。美国之音的同事们冒着风险，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把这个东西拍下来，记录下来，送出去，非常非常的难得。
[00:38:49] 袁莉: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从十五岁开始就听美国之音，现在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您父亲也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的葬礼还被拍摄下来，记录下来。您自己在美国之音上也有一个专栏。因为现在美国之音面临的这个问题，您的节目应该就停播了。您从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美国之音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吗？除了对您，对铁幕后面生活的人，还有现在在Great Firewall防火墙下生活的人，它还有那么重要吗？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00:39:30] 许成钢: 这当然极为重要。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讲，美国之音相当于我的学校。我受到的基本教育是从那来的。基本教育包括了对全世界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对民主宪政的制度的了解，思想的了解，获取信息的渠道，然后甚至包括英语，纯粹的语言学习。美国之音是我的学校。我是自学的，我没念过高中，没念过大学，第一次回到学校就是去清华念研究生。当时到清华念研究生的时候，所有的研究生必须同时教书。于是学校就要我交工农兵学员的英语。我说这不可能，我自己没有学过英语，不可能教英语。但是学校说：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考进清华的时候，你的英语考分最高。我当时可不知道。
[00:40:35] 袁莉: 都是跟美国之音学的。
[00:40:38] 许成钢: 我说这些，其实不是在说我的英语好，其实我的英语很差。但美国之音和BBC的确是我的老师。其中更多是美国之音，因为它的Special English远为更有趣，这是我个人的角度。
再有一个远远超过我个人的角度。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集团整个垮台了。冷战结束了，人们欢欣鼓舞。这时候人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冷战会结束？很多人说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其实冷战的结束里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人的意识形态变化，也就是想问题的方法、角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实际上是苏联和东欧这些国家里普通的民众有很强的摆脱共产统治的愿望。甚至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的上层里，在他们的精英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比军事力量、比其他因素都重要的原因。这个变化从哪来？这里边非常非常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类似于美国之音、BBC等相关的、整套的、系统性的向铁幕后面的人传送信息，传送思想。这个变化绝对离不开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讲到美国之音的事情，很多讨论是关于它的预算，说它花多少钱。如果讲花钱的话，这是最便宜的事了，世界上没有比这再便宜的事了。那些军备非常昂贵，一架飞机都是以亿计算，一个导弹就是好几千万。而且那些是流血的方式。流血的结果是什么？其实都相当有破坏性。再没有什么比传播思想更便宜了。而且这其实是必须的、必要的东西。如果要我讲我的看法，我认为美国之音在胜利地结束冷战的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它还有使命等待着完成。它可能存在很多很多缺陷，有很多很多弱点，有很多需要改正的东西，但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改正里边的错误，纠正里边的弱点，需要强化它，而不是把它搞没有了。
[00:43:32] 袁莉: 我前两天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里面提到Radio Free Aisa，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一年的预算是6000万或者6100万美元。文章里计算它每周影响全世界5800万人。它写道：对于挑战这些极权政权，它的价值和它的成本简直不值一提。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是这么写的，它的评论版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大本营。
也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不需要这些媒体了，这些媒体过时了。我很好奇，您和我们做这些节目，和美国之音做这些节目，其实要花大量的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您为什么愿意做这种事情呢？
[00:44:28] 许成钢: 刚才我说了自己过去是美国之音的学生。我认为我需要回馈。过去我是免费的学生，现在是免费的老师。我也希望我们能发出一点声音，能够对不知情的人有所帮助。我愿意起这个作用。我自己从中受过很大的益，我也觉得很多很多的人值得我们做努力，让他们受益。
刚才你提到自媒体和美国之音，我认为他们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我最近这些年做了很多自媒体的访谈，也在美国之音做了访谈，然后也在美国之音做了专栏。如果我们看一看非常简单的统计，有多少人收看，我想说他们是互补的。但如果要单纯地看收看量，美国之音的收看量大得多，是非常大的。
[00:45:39] 袁莉: 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还是不一样的，它的内容多样性实际上是自媒体是很难补充的。而且很多时候机构媒体作事实性的报道，自媒体就只是在YouTube上做评论，实际上80%是要靠这些事实性报道，没有这些事实，只是拍着脑袋评论，也会不知道往哪儿拍。
[00:46:02] 许成钢: 对。作为一个机构，里边有大量的专业的人在工作。这种比较全面的信息的提供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人一起提供的。自媒体没有这个力量，这个资源。如果要看播放量的话，我在美国之音有一个访谈，单纯的一个访谈的收看量都过了500万。观看量达到这个程度，那的确是跟它是一个机构和有信誉是相关的，所以它和自媒体是高度互补的关系。
[00:46:46] 袁莉: 对，它的信用是积攒了很多年的。还有它作为机构媒体，它有很多的规则是自媒体不一定会遵守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下，有人说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有损于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00:47:07] 许成钢: 我同意。刚才我讲到冷战，实际上冷战的双方都在传播信息，最后也在竞争谁传播的信息更有信服力。莫斯科广播电台规模非常大，那时中国的影响力远远比不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我在那个时代也系统地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我连莫斯科广播电台许多有趣的内容都能背下来。但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绝对不存在信服力。你站在一个没有立场的角度同时去接触这些媒体，接触完了就会觉得很清楚，美国之音和BBC讲的东西远为让你感觉到他们在告诉你实际发生了什么。而莫斯科广播电台告诉你，它在做宣传。
[00:48:07] 袁莉: 它在教你怎么想。
[00:48:09] 许成钢: 对。
[00:48:09] 袁莉: 是宣传，而不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从第一届川普政府开始，美国开始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对手。它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喇叭拆掉了，这样以后美国政府怎么想办法和中国人对话，怎么去影响中国人，这真的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00:48:36] 许成钢: 这应该和这个人怎么看待世界有关，如果像过去冷战时期看待世界的角度，实际上自由世界是一个阵营，极权主义世界是另一个阵营。所以自由世界这个阵营要告诉极权世界的人们，自由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让极权主义阵营里的人们知道自由世界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今天的人们应该明白，上一次的冷战并没有真的结束。中国共产党是整个共产党阵营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中共和苏共发生了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是他们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冷战实际上还在继续。因此，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应该是跟过去是一样的。自由世界的人们其实有责任让在极权主义世界里的人们获得信息和知道自由世界是怎么一个情况。如果缺少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就会发生现在发生的事情。
[00:50:06] 袁莉: 好，谢谢，谢谢许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