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46 歪脑主编与VOA记者：未完成的报道（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1:42 这是一场“有准备、但仍然比想象快很多”的停摆
03:17 两天前编辑还在说“继续努力工作啊”，两天后所有人都行政休假
08:00 “每天都在给大家打电话，然后说对不起”
10:43 《歪脑》的记者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愿意冒险为《歪脑》工作
12:39 从香港到英国，一个记者的迁徙路径
16:27 《歪脑》为什么成立，它回应什么样的时代问题？
20:39 《歪脑》的重要记录：抢救断代的十年女权运动史
22:36《歪脑》上线的初衷，不是与小粉红对抗
27:06 香港记者如何依靠VOA继续报道香港
31:22 朋友家的小女儿，通过美国之音的广东话节目来学广东话
36:07 在自由亚洲电台内部，《歪脑》是一个cool kid（酷小孩）！
37:58 媒体消失之后，言论空间会被谁占领？
40:19 自媒体不等于机构媒体，自媒体的评论是基于机构媒体报道的事实
41:11 喜欢的报道自己存下来，网站会被下架或删改
42:38 谈前路：Alex认为”黑暗之中还有希望“，kris可能会去找工作兼顾生计
45:16 TA们的告别
[00:00:01]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这是我们关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停运和减员的第三期播客。前两期，许成钢教授和四位年轻人讲述了他们与这两家媒体的个人故事。这一期节目，我们请来了自由亚洲电台子品牌电子杂志《歪脑》主编Alex和为美国之音工作的香港撰稿人Kris郑乐捷一起来谈一谈他们最近的经历。Alex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了6年，4年前和同事一起创办了面向年轻华语人群的电子杂志《歪脑》，Kris郑乐捷是伴随着占中和雨伞运动成长起来的香港媒体人。在国安法的背景下，他于2021年离开香港，在海外继续做香港和离散港人的报道。Alex和Kris会一起来谈一谈他们过去的工作和眼下面临的状况。川普签下的行政令让许多机构突然之间停摆。对于具体的编辑部和记者个人，这道行政命令带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Alex、Kris你们好！
[00:01:15] Alex: 袁莉，你好。
[00:01:17] 袁莉: 最近你们的状态怎么样？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一周的？这件事对你们来说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或许你们可以谈谈你们原本正在进行的工作。然后这样一道行政令落到编辑部或记者的头上，它中止了什么？Alex你可以先谈一谈，尤其你是作为管理者，还要去安抚同事和撰稿人。
[00:01:42] Alex: 上一周周末接到那个行政令，之后整个周末突然变得非常慌乱起来。周一回到公司之后，直到上周五，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每一天都有更不好的消息。至于是不是有准备，还是相当有准备的，我们大概知道这个结局总有一天会来临，但是比想象的还是快很多。
[00:02:12] 袁莉: 你们手头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不对？
[00:02:15] Alex: 当然，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我们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选题戛然而止，其中包含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正在制作当中，其实已经拍完一半了。另外一个纪录片还有五天就要出去拍摄，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前期调研、访谈什么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一个关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特别企划，这一部我们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关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编年史，一个能留存下来的大体量的特别企划。所有这些重要的选题都在制作最关键的时刻被打断了。
[00:03:05] 袁莉: Kris，你不是美国之音的全职员工，但是你过去几年为美国之音写了350篇报道，你接触的编辑和同事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00:03:17] Kris: 我是做广东话那边的，所以通常我每天会去看英国或者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香港更早，所以我会跟美国那边的同事说我今天可能做哪几个题目，或者未来几天做几个题目，他们就会安排要不要做，然后我提出访问什么人，怎么写，这是一个方面。我也做过普通话电视，这个很有趣。2022年有一段时间，华盛顿那边同事找我去普通话电视台，上面主要是关于乌克兰的消息。因为我在欧洲，就每周给他们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报道，那是用广东话写，英文也会要，所以有些时候是他们翻译，有时候是我自己翻译。所以我要用三种语言，广东话我要读出来，普通话电视、英文都要做。所以我会遇到美国之音不同部门非常不同的人。我做了不少非常有趣的报道。
关于你刚刚的问题，这个礼拜对我来讲有突然的地方，也有不突然的地方。因为我在伦敦报道的时候常常遇到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朋友，我们这一、两个月已经开始讨论这件事了。所以我当然要准备一下，是继续等美国之音的消息还是开始找工作。这个两方面我都要做，一方面，美国之音还有没做好的东西，比如一些调查报道，我还在找人，还在谈，有可能继续做，但我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在美国之音播出。另外就是和各方面有合作的人谈一下，如果有一些英国本地的报道，我有没有可能做。这些我都要开始准备了。
上星期我去一家美国大学做了演讲，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了美国之音的办公室。当天事情还在运作，我在广东话部、中文部的编辑老板都跟我讲要继续努力工作。当时是美国之音收到行政命令，所有东西停止的两天前。当天，就是星期六的早上，我在美国的编辑跟我说，没办法了，所有人都要行政休假，所有人都不能工作，所有的事都要停下来。
[00:05:58] 袁莉: 3月15号的早晨，所有人都不能工作了，要停止工作。
[00:06:02] Kris: 但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结构不一样，就算同样是在USAGM美国国际媒体署下面，它有自己的一个拨款方式，所以它还能继续下去。它要决定什么员工保留，什么员工没办法，要放走。比如在伦敦工作，我经常见到自由亚洲电台在伦敦的记者，但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记者就已经被lay off了，为的就是在帮助一些在美国或是台湾的一些职员。他们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可能会有签证问题，所以暂时保持了这个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做法可以维持多久，可能最多也只有几个星期。
[00:06:56] 袁莉: Alex有补充吗？
[00:06:59] Alex: 这个消息突然，也不突然。最后处理的速度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可能会一点一点缩减，结果是突然一下几天之内就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其实在台里，据我所知其实在几周或者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了。新政府一上台，开始关闭USAID的时候，台里就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打算。之前有各种谣言，说新政府可能想重整USAGM，可能想缩减等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不知道国会预算是不是能通过，如果预算全部通过的话，那我们需要怎样继续，如果预算被削减，那要怎么样。如果UCAGM要重整，又要怎么样。我们提前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做各种各样的打算了。
[00:07:58] 袁莉: 现在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00:08:01] Alex: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打算，上周这个事态进行的速度还是让人措手不及。一道行政令就要我们全部关掉。当然幸亏之前也有了一些计划，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3月16号早上收到行政令之后，社交媒体上就有一些新政府的人讲，这个地方有多腐败。所有的宣传就开始搞起来了。我们跟美国之音的编制确实是不同的，他们是靠政府部门拨款，而自由亚洲的成立和拨款都是由国会通过的，我们可能可以挑战这个行政令不合法。所以我们才会大量削减一些外围的合约，减少自己很多员工，这样可以有一定的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的挑战。
从周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撰稿人的稿就都停掉了。周二我们把所有的合同工作全部停掉。所以我这两天每天都在给大家打电话，说对不起。周三开始大概就知道自己员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谁留谁走。我是周三听说《歪脑》的整个团队furlough。furlough还不是裁员，而是停职停薪。这也是一个和美国之音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会停职留薪。我们是停职停薪。但这是是暂时的，如果之后自由亚洲可以恢复，大家都还可以被召回。不过现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也不是被裁员的状态，现在还在等待。所以我们在《歪脑》最后的文章里说的是我们“暂别”。
周三大概是这样，大家知道了会发生什么，知道周五是最后一天，我们团队在这两天的时间里赶快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办，如何在这两天把一些必须处理的东西处理完，因为周五晚上5:00就是一个hard stop，彻底所有的全部都停掉。
[00:10:21] 袁莉: Alex，我听说你们很多同事和撰稿人来自中国，你不必说他们具体是谁，但是你可以描述一下他们的画像吗？我们注意到就是《歪脑》的一些记者和撰稿人有时是匿名工作的，这其实是一份有风险的工作，对吧？他们为什么愿意为《歪脑》报道呢？
[00:10:43] Alex: 我们做中文报道的都知道，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在中文圈做记者的人对这种环境是非常清楚，也是非常熟悉的。《歪脑》的同事和撰稿人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一群年轻人非常正义、非常善良，非常善于观察，非常聪明，又非常倔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歪脑》的画像。我们都说我们是歪脑，我们是歪脑人。我们也知道，做记者不是一个能够让人赚多少钱的工作。所以做新闻的人都懂得，这个行业其实是一种召唤。你不得不写，不得不观察，就是做新闻的人都是这样。我自己心里常常在想一个比喻，我在想一个电影《钢琴师》，这是一个二战电影。我觉得做新闻就像那个钢琴师一样，哪怕经历各种苦难也好，但是碰到琴你就一定要弹，不得不弹，它是一种召唤。现在中文的新闻环境面临如此的高压和紧缩，但我觉得我们建立起《歪脑》，让《歪脑》像那架出现在废墟里的钢琴，我们的这些记者就是那个钢琴师。他们在这个废墟里看到《歪脑》，就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珍贵的出口。我心里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
[00:12:13] 袁莉: 特别是在中国媒体已经基本上被全部歼灭的现在。在《歪脑》出现的时候，对还有一些新闻理想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你们也确实做了一些很好的报道。Kris能不能简单地讲一下你在香港做什么，你是怎么开始给美国之音撰稿的？你在美国之音做报道和你在香港做的报道有什么不一样？
[00:12:39] Kris: ，大概从2011年开始，我在香港已经开始做记者了。但我主要的职业生涯是2014年开始，做英文报道。当时我在香港主要在一些外国媒体，报道有些人叫占中运动，有些人叫雨伞运动。从这开始，我从2015年到2020年做一家英文媒体，叫Hong Kong Free Press，它其实没有中文名字，我先叫它：香港自由新闻。基本上每天所有和香港、和政治有关的新闻调查、专题都有做。但是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开始，香港的情况不断地向下滑，它的自由不断地被磨掉。在国安法以后，香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香港。我就要想自己未来的出路是什么。我刚好认识现在还在美国之音的编辑。他突然就问我：我需要人，你愿意来美国之音工作吗？本来我应该需要去美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就跟着香港人的移民潮来到了英国，留了下来。
在英国做美国之音，我的自由度很高。基本上我的编辑没有说过哪个题目不要做，哪个人不要访问。就算香港政府不断去说：这个人很危险，这个人犯了国安法，这个人被通缉100万港币什么的，美国之音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我觉得有新闻价值，我们应该做，那就去做。所以我在英国为美国之音工作的这几年，我觉得最有效用、最有影响力的几方面都是关于香港的国安警察、香港监狱，还有跨境镇压。比如我们有一篇讲香港的女子监狱里给一些还没有十八岁的女生做洗脑，怎样让她们这些所谓政治犯重新变成一个爱国的人。他们的办法就是星期天要她们看一些香港比较爱国的电视台，还有比较爱国的电影。这种做法应该现在还在继续。这已经是大概3年前的报道了。我也报道过被香港屏蔽的一个海外媒体，叫如水。它是一些已经从香港离开所谓参与者，其中有些是被通缉的，他们办了一个媒体讲他们自己的声音。如水在香港被屏蔽了，因为香港警方去问他们在美国的网络供应商，要把这个网站下架，网络供应商不做，香港警方就在香港把这个网站下架了。最近期我做了两个独家报道，刚刚我们谈到有一些人被香港政府和警方以一百万港元通缉。有两个人发现他们在英国的邻居收到信，信上写到如果你把这个被香港通缉的人带到中国大使馆，你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奖金。
[00:16:03] 袁莉: 给这些住在英国的香港人的邻居写信。
[00:16:08] Kris: 对，他们自己没有收到，但是他们的邻居收到了。这个事情最后变成了一个英国国会的辩论，因为他们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美国之音给了我一个非常好、非常自由、有用、有影响力的空间去做报道，我非常感激。
[00:16:27] 袁莉: Alex能不能讲一下，《歪脑》和自由亚洲、美国之音还是挺不一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歪脑》这样一个电子杂志，4年前你们想解决的或者想回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00:16:42] Alex: 出现《歪脑》这样一个具体的品牌，这个决定也不是上面的决定。上面就是给了一笔资金，他们当时想要的产品是一个能够随时打开就看，比如说每天二十四小时播出，一周可以播出七天的产品。之所以出现《歪脑》，是因为在一个数字时代，只有一个数字的品牌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目标。做一个电子媒体，一个网站，可能是用这笔很小的资金能够做到的唯一出路。当时我们围绕中文其他的一些新闻产品做了各种各样的调研，我们觉得中文圈里比较缺少一些深度报道，缺少一些对话。《歪脑》现在之所以大多是比较深度的报道，是深挖一些的故事，就是当时做的决定。我们觉得中文圈不缺少资讯，但是比较缺少对话，比较缺少逻辑，比较缺少深度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觉得需要跟自由亚洲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自由亚洲当然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大概三十年前，六四之后，当时的一群年轻人响应那个时代的一个号召，用这个机会把自由亚洲的品牌建立起来。可是三、四十年之后，我们如何跟下一代年轻的读者进行承接，这其实很有趣。像《歪脑》的这样一个杂志，它就是为年轻人制作的，它讲的是年轻人的话，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写东西的人也都是年轻人。在30年之后能做出这样一个品牌，我们是觉得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两代新闻人的承接，也是两代观众的承接，或者是一种回应。可能新一代的观众，在现在的现状中没有特别多的新闻产品可以选择，这就是《歪脑》产生的背景。
[00:18:52] 袁莉: 在《歪脑》运营的这四年里，你们最受欢迎的或者影响力最大的报道是哪一些，然后最困难的又是什么？
[00:19:01] Alex: 我们可以从困难讲起。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办法进行很多的实地报道。当出现一些特别重大的新闻事件时，我们并没有办法到现场去。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不光是遗憾，所有所谓外媒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写出的报道可能是一种隔岸观火的基调。我们其实很怕这种隔岸观火，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如何跟这些人一起受苦，如何感受到，如何把他们的苦痛表达出来，如实的报道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于是我们选择了两条道路，一个是多加观点，多分享观点，用观点来开启一些对话。另一条路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包括用报道来记录历史。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传达资讯，也有一种记录历史的目的。所以在这两条路下，我们产生了一些特别优秀的特别企划，里面会包含观点，包含报道，包含纪录片。其中有几个非常大型的企划蛮有影响力的。比如我们2020年做了一个女权专题，叫做《抢救断层的十年女权运动史》。我们从2020年倒数的十年种看中国女权运动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因为新一代的人们已经不太了解过去这几年中间发生的事情了，已经不再知道了。
[00:20:35] 袁莉: 对。其实在中国，很多时候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00:20:39] Alex: 对，比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女权五姐妹了。我们做的就是记录历史，让大家不要去忘掉。当时很多读者写来回复，说我像看书一样，一篇一篇看，发现有这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看完非常感动。这让我觉得非常满足。我们在乎的不光是多少读者看到这些报道，而且多年之后，如果有人要做研究，如果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文献，那这些都是文献。我们觉得这样就是完成了一些自己的使命吧。
还有比如我们在中国做了第一个关于网暴的民调，看中国受网暴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然后也做了一个关于网暴的专题。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这个民调的数据还被一些媒体去拿去引用，我们因此感到非常骄傲。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拿到了六十几个华语的、英文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奖项。我们在行业中是被认可的，它是严格根据新闻行业高标准来执行的这样一个媒体。我们对自己的成果是非常骄傲的。
[00:21:59] 袁莉: 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无法回避。在《歪脑》的告别信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公告发布以后，有一些读者和听众提出了质疑。他们说一个经费来自美国国会拨款的媒体真的可以做到独立客观吗？你自己怎么想这个问题？你们在告别信中写道：在报道中，我们并非以意识形态和立场先行，而是选择尽可能中立、客观地去呈现更多被压抑的事实。你可以举一些日常工作中的例子吗？例如你们做选题、策划的时候怎么跟记者、编辑讨论，怎么可以做到中立和客观。
[00:22:36] Alex: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样可以在收资助的状况下保持独立，但是我们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USAGM的系统当中，为了防止采编受到行政干扰，它有一道防火墙的存在，这个防火墙就是法律明文规定，行政不可以干涉我们的采编工作，不可以说我不给你钱，或者是我给了你钱，你就要如何如何，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我们作为记者，我们都相信新闻自由，相信信息公开。我个人不觉得这叫立场。《歪脑》的主要的初衷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或者与小粉红对抗。我们都知道，很多《歪脑》的同事是在大陆长大的年轻人。很多《歪脑》的同事和读者，一定都能够感觉到生活里有一些信息是对不上的，有一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歪脑》之所以建立起来，其实是要做一个连，把这些信息的缺失补起来，让一些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这才是《歪脑》要做。所以它的英文叫做Why Not，为什么不？它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姿态：我就是要问一下。我也没有说问了之后我要去影响谁，我也没有说要报道这个之后要去影响谁，但是这个信息的逻辑性在《歪脑》的报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例如，我们最近的一篇报道——其实是我们关闭同一天发出的一个数据报道——报道的是中国今年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数据报道。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大量的媒体报道。我们知道中国前一段时间接二连三的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我们可能会去追踪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成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首先要去想，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比如说在美国，枪击事件接二连三层出不穷。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在其他的地方也发生的同样时间，不能只把枪口对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假装这个事情在别的地方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会进行一些对比，我们可能会把焦点放在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背景上面，但同时也看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几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它是一种更全面地报道。
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信息公开和新闻自由。至于是不是要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我觉得可以上升，也可以不上升，但是我们坚持的是做记者要恪守新闻专业的标准和道德。当然，我们的道德和标准其实在中国会变得非常扭曲，没有办法去坚持。但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自由世界当中还是可以去坚持的。
[00:26:02] 袁莉: 其实就只是坚持做记者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信息公开透明，记录。
[00:26:09] Alex: 我们是做新闻的，我们是记者，我们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并没有要去做任何改变。我们的专业不以这个为目的。每个记者可能自己都有心中不同的理想跟不同的召唤，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情绪不会参与到他的专业里面，做记者都是这样的。
[00:26:33] 袁莉: Kris，你来自香港，香港原来在有着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时候，新闻是还是挺自由的，是吧？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媒体市场，后来这些媒体消失，然后总编辑，包括创办人Jimmy Lai黎智英被入罪，很多记者都像你一样都离散、转行。作为一个从自由新闻市场出来的人，你怎么看待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定位？你觉得这两家电台是宣传机构还是新闻机构？
[00:27:06] Kris: 我觉得他们当然是新闻机构，不是做宣传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在美国之音做的报道其实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差异。不会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机构，我就一定要讲某个党或者是某个派的观点。没有。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依据一般的新闻准则：一个新闻应不应该做？它有没有价值？它背后的证据够不够确实？能不能找到人来谈相关的问题？这些跟政党立场，尤其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立场好像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刚好和美国本地不是特别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平台做一些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尤其这两个地方都不太能谈的新闻。如果我现在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做现在在做的报道，我应该就在监狱里面了。但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受到什么威胁，没有受到什么压制，说你不要再做这个。我想这不是一个政治观点的问题。当某些地方不能做某些新闻，而这些新闻对大众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美国之音就成为了这个平台，用公共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用公共资源去支持某个特定派别。我不清楚其他人，在我们广东话部、中文部没有这种问题。当我们要采访某些人，我们要找某些资料时，人们不会担心我们是所谓的美国势力，就担心会犯国安法，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在我过去几年的工作中，当然有些人会对美国之音有所担忧。
反过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基本上不太会回香港的记者，美国之音是一个外国的媒体，是一个在美国的媒体，这反而让在香港、在中国大陆的人更愿意跟我们谈话。因为这反而代表了风险比较低，我可以更加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也不会采访后自己都没办法报道。起码他们知道，如果跟我谈了这个事情，我应该有方法可以报道出去，不会受到编辑、法律的阻挠。这就是新闻机构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宣传机构，基本上不能这样。
[00:30:00] 袁莉: 我在宣传机构呆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里写新闻很容易，因为那种新闻有个定式，你要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00:30:11] Kris: 过去几年，基本上我提议做什么，跟进什么，我可以很清楚地讲出来。如果这个礼拜五还在做美国之音，我就有几个题目一定要做，比如加拿大宣布要大选了，有一个被通缉一百万港元的香港人会代表加拿大的保守党参加地区选举，我们会立刻打电话找这个朋友，问问为什么你获得提名，为什么你可以去选。香港的媒体就完全不能找这个人，因为香港的记者必须按照规定，不能找在警察通缉名单上面的人。这样的事情只能我来做，或者是自由亚洲的人来做，这是香港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00:30:54] 袁莉: 你在告别美国之音的文章里面写到：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已经有一千多名香港记者失业，数十家媒体被关闭或者解散。这个背景大家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从自己或者你周围的香港同行们的职业处境出发，跟听众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是重要的？它们究竟承载了什么？
[00:31:22] Kris: 大概2年前，我问国际记者专门做了一个报道，我们没有实际的数字，可能大概有几百个香港记者离开了。我自己以前也想，如果我离开香港，我还能做这个行业吗？我自己的知识、网络都在香港，我在英国、在美国的话，我还能做传媒行业吗？这都是非常难的事情，就算我们有其他的香港、海外记者办的媒体，他们经济情况都很艰难，其中有一些已经关掉了，有一些要减少人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承担公开、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养活了一群记者，在香港都有好十几个。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我认为基本上养活了几十个、上百个记者去做报道。如果没有这两个平台，过去几年在香港国安法以后，基本上没有了一个非常可靠而人们可以立刻去看的平台获得每天的信息。我们这样说吧，苹果日报没有了之后，很多人去看立场新闻，立场新闻也关了以后，中间就半年，好多人转去自由亚洲电台或者是美国之音去看每天的新闻。这两家机构也接收了一些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记者。如果没有这两个平台，一般读者每天早上弄饭的时候想听一些电台，听一些新闻节目，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会有什么新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
另外，如果没有美国之音或者自由亚洲电台，除了我刚刚说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题目，它们还给了很多香港人听广东话的机会。比如我有一个刚来英国的朋友跟我讲，他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儿，要怎么讲广东话呢？跟其他人谈话当然也可以，但是他的一个做法就是每天早上打开美国之音的广东话广播。我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去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有人去听，有人去看。对于自己，对于朋友，对于社群，对下一代，都有我们的责任，都有我们的功劳。我想政治上其他人怎样评价我不太能评论，但我觉得在新闻当中，对于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语言，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有作用。
[00:34:02] 袁莉: 说得真好！3月15日，白宫在声讨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将会确保纳税人不再为激进宣传买单，同时列举了一系列美国之音所谓的罪证。这份声明引用右翼媒体Daily Caller说，尽管社交媒体政策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公正，但美国之音的多名记者仍多次在其专业推特帐户上发表反对川普的言论。我们暂且不评价白宫的说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套说法背后也有一些现实民意的基础。有不少人可能觉得，冷战时期的电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Alex，虽然白宫没有提到自由亚洲电台，但你们是不是也面临了这种类似的压力？你们内部是如何讨论和看待媒体需要变革这件事的？
[00:35:03] Alex: 因为《歪脑》是一个直接进入数字时代的数字媒体，它没有一些传统媒体的包袱。关于白宫的这个压力，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VOA那样直接被批评。自由亚洲电台确实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尽管资金来源于国会，但是一切都是独立，这种压力倒不那么严重。《歪脑》是一个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当中做的一个蛮成功的尝试。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也许你没有办法脱掉一些之前的包袱，但至少可以用一些精力，用一些新的资金去重新创造一个与下一代、与数字时代连接的新产品，《歪脑》就是一个。在这样的状况下，它给大家看到的是新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当中应有的样子，它让大家看到一个中文新闻的可能性。在自由亚洲的内部的话，那《歪脑》当然也是cool kids。
[00:36:07] 袁莉: 这是比较cool的小孩，是吧？
[00:36:09] Alex: 对，它给一些传统的新闻和我们的前辈提供了一些新的灵感，让他们看到新闻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法进行传达，进行传播，与读者、观众进行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歪脑》在自由亚洲电台当中并不是核心，他是一个成功的实验，对中文圈的这些读者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自己的community，这个社群来说，它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找到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它是中国新闻的一种希望。另外，它在线下也连接了各种各样的年轻群体，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空间。所以我们用这些资源做一些小媒体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纪录片《走线》，那真是脚踏实地的去穿越雨林，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用这个资金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歪脑》这段时间里，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这里。
[00:37:16] 袁莉: 有人说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有损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你们怎么看？
[00:37:27] Kris: 这是肯定的。我主要做香港的新闻，香港政府对在外媒关于香港的新闻，尤其是他们特别不喜欢的人的新闻，现在的做法就是保安局长写信去这个报纸、电视台、电台去批评、去反驳，说这样写是不对的。比如说英国卫报刚刚做了一篇关于黎智英的报道，这个局长又写信给卫报反驳了。
[00:37:56] 袁莉: 他们都会给这些西方的媒体写信。
[00:37:58] Kris: 对。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都有。所以如果没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或是同类的媒体，就把更多的空间给香港政府、中国政府去做他们的反驳，去放大他们的声音，而再没有人去反驳他们的反驳。当然，香港和中国政府里也有对媒体、新闻比较厉害的人，他们肯定会看准这个时机去放大他们的说法，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就算有人批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做得不好，但是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一些空间会就被其他政府，或者类政府的人占据。
[00:38:46] Alex: 我觉得这几个传统媒体需要改变是大家的共识。大家都知道它们需要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是强行将它关闭这几个花了久建立起来的机构。它有一些非常雄厚的基础，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都同意要改变，但是现在一下子把它关闭掉，那当然是非常有助于中国。中国媒体现在是欢呼雀跃。现在所谓的党媒，官媒在讲一些非常不同的观点和故事，我们没有了，还有谁能够来监督这个社会？还有谁能够为一些中国底层的弱势群体放大他们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大的损失其实在于这些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武汉城中村的图片故事。这个地方离当时疫情爆发的爆发点非常近。我们用图片的方式表现了这个城中村的现状。这样的一手图片现在可能非常非常难得，非常非常珍贵。没有我们之后，不管是中国的读者，还是现在美国研究中国状况的人，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再得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的消失的损失会让很多东西再也看不到了。
[00:40:19] 袁莉: 这是中国的听众，中国读者的损失，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们现在有微信，微信上也有一些人都会出来一些东西。我们也有抖音，有小红书，翻墙出来可以看YouTube，可以听不明白播客，但是我说句实话，机构媒体和你在社交媒体上看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在YouTube上有那么多人做评论，他们也要基于这些机构媒体对事实的报道，没有这些事实的报道，他们也无从评论。虽然我是主持人，但我不得不说出这些。
[00:40:54] Alex: 对，我们可以没有考虑流量的牵制。我们是以一个新闻人负责的新闻标准跟新闻态度来做新闻，来阐述事实，我们不需要去追流量，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资源，但是今天也就这样。
[00:41:11] Kris: 就算是同一个新闻，机构媒体做的新闻，跟其它媒体做的角度、写法、描述也不一样，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记录。比如比较靠近官方的媒体怎样说，比较商业的媒体怎么说，这些角度都是需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比较担心的像香港的苹果日报、立场新闻，还有其他众多媒体下架以后，关掉以后，他们在网上的记录基本上都没有了，全都被删掉，只有个人零零碎碎的记录。我担心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的网上记录，在这次整顿之后还会存在吗？所以这个礼拜我做了很多工作，把我自己相关的报道都存成PDF、从YouTube存下来。我的其它一些记者朋友也都在做。我们都有同样的担心，尤其是我们香港背景的记者，可能一天，一个小时，随时就没有了。我也鼓励读者看到自己喜欢的报道，觉得有用就先把它存下来，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或者以后的版本会不会被删减。所以看到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就先存下来。
[00:42:38] 袁莉: 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怎么看待前路？无论是个人的前路还是中文新闻的前路。
[00:42:45] Alex: 我是觉得在黑暗当中还是有一丝希望。希望在哪里？就是因为在《歪脑》做出了一个范例。如果未来再有年轻人想做类似的东西，它至少可以省略掉一些摸索的阶段。《歪脑》尝试了很多，失败了很多，也成功了很多，你可以直接拿这些经验去借鉴，可以很快再做起一个媒体。而黑暗的地方就是还会不会有这个机会？一旦有这个机会，那还是有希望的。
[00:43:23] 袁莉: 而且还培养了不少的年轻的记者和编辑呢。
[00:43:27] Kris: 我还是想做这个行业，但是中文媒体真的很难。香港、海外的中文媒体自己生存都很困难，基本上没有全职的记者，全都是在找一个兼职的工作来维持生计，非常的难。但我自己现在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个新闻我一定要追，这个调查我还要找什么人做，这个调查我还要找什么人做。我的新闻脑还在运作。我可能要面对一个转换，，一个tradeoff，如果我要去找英国本地媒体或者是国际媒体，它可能能够维系生计，可能有一份工作，但每周可能要少做一些香港的东西，可能连中国也要少一点，因为他们关注的不特别是中国、香港，而是要先从英国人、英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去报道，那就跟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00:44:27] 袁莉: 出发点不一样的。中文的媒体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关注中国人、香港人这种华语人群。卫报、纽约时报的出发点是英国人关心什么，美国人关心什么。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媒体消失了没有什么，我们还有别的媒体。它们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多的空难，那么多的灾难发生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东航空难的三周年刚刚过去，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姓名是什么，过去了就过去了。香港曾经有一个那么繁荣的媒体市场，现在报出来的东西真是非常非常少。下面我想你们两个人都来做一个结束。Alex，你愿不愿意在播客里面念一段《歪脑》的这个告别信？
[00:45:16] Alex: 对于《歪脑》来说，我们并不关心那些来自中国官方幸灾乐祸的讥笑与诋毁，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些仍在哭泣的人们。天安门母亲仍在苦苦等待正义；香港的抗争者们仍身陷囹圄；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民社会组织者们仍然面对严重威胁；那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跟离散的记者们仍然在坚持书写。而他们书写的空间以及人身安全状况都在急剧地恶化。如果我们将一个个华文的世界比作大山，在这四年半的旅程中，有人会坐着直升机带你一览壮丽山河，让你看到这座山的海拔、植被，沟壑纵横和气象万千，然而歪脑期望带着你从山脚下一步一个坎，翻山越岭的去关心这山中的一草一木，一流水、一落花。我们信手拈来树上的一颗没有熟透的苹果，尝尝滋味，偶尔还要躲避山中的猛兽追赶。若是又遇到了那只大象，我们期望您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触摸、描绘那头大象的样貌。
[00:46:32] 袁莉: Kris，你能用普通话和粤语来说一下你的每一次节目的Sign-off吗？
[00:46:39] Kris: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捷伦敦报道。粤语的话，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捷倫敦報道。
[00:46:48] 袁莉: 谢谢。谢谢Alex，谢谢Kris，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