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57 在阶层固化中挣扎的小镇做题家（下）（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2:09 Boris的自我介绍：2016年毕业，工作6年后赴港读研
02:27 两次毕业所面临的求职环境对比
07:31 海投了339份简历，响应率13%
08:13 面试中遇到荒诞问题：学历歧视、家庭背景盘问
09:11 求职期长达9个月，金钱信心遭受双重打击
11:31 Boris作为下岗工人子女，大学勤工俭学
13:28 妈妈为了省下3块钱，取消了学校短信通知
18:59 向上走的动力：亲人言语刺激、自尊心、对职业教育的失望
23:24 自认吃到了性别红利和经济红利，对未来悲观
27:45 梁同学： “如果你想知道小镇做题家的极限在哪里”
28:02 出生于西部国企家庭，从小学到大学，感受到逐渐强烈的阶级落差
32:52 进入大学，最大的挑战是“不知道做什么”
35:22 感受到明显的不公平，但很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36:58 做家教、发传单、“有什么做什么”，大学毕业，自己攒钱去日本
39:54 拿到哥伦比亚大学offer，被高昂学费吓退，选择留在日本
41:25 自认为是社会流动中的极端个案，和小学同学几乎不再联系
42:46 自学日语、极低消费，过苦行僧式的生活
44:09 未来选择留在日本
46:24 Josh：南方农村出生，父母是农民工，童年开始参与家庭劳动
48:01 上大学后的失落：功利氛围，不喜欢专业
48:53 第一份工作只做了半年，辞职考研
50:42 父亲试图花钱托关系为他找工作
52:05 花费2万元报名再就业培训班
54:13 重新找工作，因“高压”很快再离职
01:02:16 从学生时代开始感受差距，高中同学早早接触外网、学习编程
01:03:22 做公务员、做生意、进大公司，无论做什么都很难再翻身
01:05:54 Josh对未来的想象：未来不愿意结婚生子
[00:00:02]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8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几亿人从农村搬进了城市，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对于不少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上升通道的时代。但近几年，随着经济放缓，这种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当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为董小姐事件发出愤怒的声音时，背后反映的是深深的无力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向听众征集了对阶级固化感到焦虑的故事。在苦苦的挣扎中，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又如何重新定义努力与希望？上一期节目里，我们听到了两位中年人分享他们如何在时代的末班车上吃到有限的红利，又如何因为整体形势变化而被打回原形。
这一期，三位自称为小镇做题家的90后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曾经笃信教育改变命运，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逐渐意识到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个人的眼界、志愿、信息获取乃至最终的人生境遇。另外，这一期征集的来信几乎全部来自男性听众，未来我们期待能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第一位分享者是Boris。Boris来自一个下岗职工家庭。2016年，他通过专升本从一所民办大学毕业，努力工作6年后又自己攒钱去香港读了研究生，以弥补低学历带来的遗憾。两次毕业的七年间，中国整体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Boris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已经付出巨量努力，时间和精力，却还是要小心翼翼，不被残酷的就业现实打回原形。
Boris，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00:02:09] Boris: 我是2016年本科毕业，我毕业以后做的是内容生产的工作，工作了6年以后，想在职业上有更深一步的发展，所以我就辞职读了硕士研究生。
[00:02:20] 袁莉: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2016年本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00:02:27] Boris: 2016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在一个上升阶段，虽然增速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快了，但总体上还是上升的。工作一开始，起薪不是那么的高，可是，机会真的遍地都是。像我这样一个民办大学的一个本科毕业生，放在今天来讲几乎没有求职竞争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处于上升阶段，很多企业会承接大量的项目，像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时承接了杭州的G20峰会的企业，那个项目需要大量招人，我就借着这个比较好的机遇进来了。
[00:03:05] 袁莉: 你当时投简历的时候，回复的速度怎么样？当时拿到了多少个面试的机会？
[00:03:13] Boris: 2016年我毕业的时候，互联网大厂概念可能才刚刚形成。我上本科期间是没有互联网大厂这个概念的，但那时绝大部分学生的实习根本不可能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卷，招聘APP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时我们投简历还是以传统渠道为主，我当时只投了六七份简历，也不是很多，但就已经有三家用人单位回复了，平均薪水接近4,500。虽然现在听着是很不高，但是当时全省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就是这样。更关键的是，那个时候涨薪速度很快，刚入职时是4000多元，但是我工作了一年以后就翻了一倍，将近9,000。这是2016年的情况。
[00:03:55] 袁莉: 那2024年你从香港研究生毕业以后找工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00:04:02] Boris: 我有预料，但是差别也真的让我太错愕了。首先绝大部分岗位开的薪水跟我16年比也没有差太多。
[00:04:16] 袁莉: 还是四五千，是吗？
[00:04:17] Boris: 他们就觉得本科四五千，研究生应届毕业给个六七千就差不多了。此外，回复速度差别也非常大。因为2022年辞职之前，我已经尝试着找工作，互联网大厂还有一些活力，我给他们投简历，短的话大概半天就会给我回应，长的话也就三个工作日，可现在基本是一周以后才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00:04:46] 袁莉: 你2023年底毕业重新找工作，在短时间内陆续入职了三家公司，又很快离职了，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这三段经历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
[00:05:00] Boris: 首先我11月毕业时，本来指望可以通过应届生身份去再走一次校园招聘，但结果发现很多优质岗位对应届生有年龄限制。我这个年龄没有报考资格，那我只能走社招。社招的待遇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二十几个社招的人员在办公室里面共用一张饭卡吃饭，只有校园招聘的职工有权在单位里面就餐。
[00:05:31] 袁莉: 这么夸张啊。
[00:05:33] Boris: 对，现在还流行一个概念叫试岗。你要先给这个用人单位无偿工作几个月，他觉得你能力胜任了才会跟你签合同，位于一线城市的单位，要无偿工作这么久，那最后能留下来的都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00:05:52] 袁莉: 家里面给你补贴在那免费工作。
[00:05:56] Boris: 对，是的。所以我工作了一个月就决定算了，这样熬下去根本就没有希望。恰好这个时候一家上市企业找到了我，过年以后入职了，是做新能源的。但是，制造业意味着一旦扩大产能，就会大量投入资金，企业的现金流就紧绷了。我很不幸，入职的时候卡在了他们扩大产能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我入职两个月，一笔薪水都没有拿到。这是我的第二段经历。但是我跑的算快的，他下一个月还是把我前两个月的工资结给我了。有的朋友可能欠了六个月的工资，现在还在排队等着。我到了快五月底才拿到2月3月的工资，之前都是颗粒无收。
接下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上市公司。他要派我去一个政务单位，政务单位的一些领导也要对我进行面试，还有政治审查，我也都通过了。合同也都签好了。这时发生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政府单位的大领导看到我的资料以后，派他的手下人跟我传话，说我的学历有问题。我就愣住了，说我学历是合法的。后来我的公司方面给我传达的信息说，用人单位的大领导觉得有境外学历的人不太安全，他们希望找一个境内学历的人，我的公司也很错愕，也没有办法调岗，最后给我的决定是解除劳动合同，他们建议我最好不要赔偿，以免背景调查上留污点。
[00:07:31] 袁莉: 对，接下来你又去找工作了。这一次其实是经历了大量的简历投递和面试环节，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一共投递了多少简历，然后进入了多少的面试？
[00:07:42] Boris: 好的，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我的各种数据，从7月1号开始，我进入海投状态，总共投递出了339个简历。响应率的话还可以的，在就业这么难情况下，我的响应有13%左右，大概是有四十四个。这四十四个简历里面有三十个集中在杭州。我在杭州最多的时候一周能面试十二场。可以看出这边的民营经济的活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00:08:13] 袁莉: 杭州的私营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你面试的期间也遭遇了很多荒唐的场面，你认为这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还是社会的普遍状况呢？
[00:08:24] Boris: 我面试的荒唐经历确实是比较令人难以忘怀。很多人上来就问：哎，你在原来这个工作单位有没有编制啊？接下来就开始谈我的学历，揪着低学历不放。我是民办本科，还是专科起点的专升本，他就说：你上大专了，怎么还会参加高考呢？你应该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我就愣住了。
[00:08:46] 袁莉: 都很缺乏常识。
[00:08:48] Boris: 还有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就很奇怪这个岗位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他说那当然很重要了，这是你社会地位的一个体现。再来一个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服从性测试。他说你在香港上学，会不会把西方那套什么平等、平权、多元的理念带到职场里面来，我当时整个人都傻掉了。
[00:09:11] 袁莉: 那最后你的整个的求职季有多长？为了找工作，你觉得你都付出了什么？
[00:09:18] Boris: 总体来讲，到我正式入职这个比较稳定的单位，前前后后长达快九个月了。付出的首先就是金钱，这其实是我最懊悔的一个地方。我历经了合同不签署或者是签了合同又毁约，还有工资又不按时发这些一个情况，我的异地搬迁费用、生活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我后来算过，如果这九个月我就在家里躺下啥都不做，可能这一年的结局都会比这种零零散散的工作要更好。金钱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信心，在求职过程当中，如果人长时间没有正面激励，其实会开始认知失调。我到后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岗位已经十拿九稳了，但是最后没有面上，信心就开始破碎，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自己什么都不行，就彻底废掉了。
[00:10:09] 袁莉: 那你最后你找到的这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00:10:13] Boris: 还不错，薪水还OK了。大概年薪是23.6万。
[00:10:19] 袁莉: 你后悔不后悔去香港读硕士，去的时候你有想到经济会这样吗？
[00:10:28] Boris: 说实话，我是比较遗憾。后悔是不后悔，因为我在原单位就想跳槽了，也跳槽了几次。我通过了笔试、面试之后，在最后提交入职材料的时候，对方突然用学历把我给打回来了，说学历太低了，并且还说：像你这个学历，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你发起面试。这样的事情我在半年内经历了三次，所以我就觉得，啊，算了，还是赶紧把这个坑给补上吧。
[00:10:56] 袁莉: 你刚才说你父母是下岗工人？
[00:10:59] Boris: 是的，所以我靠过往的工作积蓄维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前几个月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而耿耿于怀。月薪2万和一下子支出2万现金，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
[00:11:14] 袁莉: 对，哇哦，真的是。那你看着自己的存款一天天在减少，心里惶恐吗？
[00:11:21] Boris: 是的，当时内心是比较，一旦发现某一个节点的账单到要分期的时候，内心就会开始焦虑了。
[00:11:31] 袁莉: 那假如有一些人批评，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你们不愿意吃苦，你会怎么回答呢？
[00:11:39] Boris: 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我是下岗工人子女。其实我们上大学出去能做的就是很基础的工作。我在餐厅里面端过盘子，而且当时星巴克我还进不去，因为星巴克门槛很高的，要过英语六级，我大一英语六级没过。我也去图书市场当过勤杂工，那还很辛苦，干一天下来可能按指纹机都按不出来了，指纹已经被磨没了。很辛苦。
[00:12:06] 袁莉: 你大学的时候都是勤工俭学，是吧？
[00:12:09] Boris: 对，因为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当时信息也没有那么发达，也不知道怎么给小孩做职业规划。就觉得我只要吃苦，就可以出人头地。然后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其实你放到现在的环境来看，说白了就是没苦硬吃。当时千把块钱的收入也不算特别的高，对职业技能的培养没有任何意义。我干了这些暑期工获得了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用人单位会看你这个暑期工，最多只会感觉你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仅此而已。
[00:12:41] 袁莉: 我其实挺想不通的，这些用人单位，尤其像这个光伏呀，新能源的制造业，他们应该更喜欢这样脚踏实地的年轻人，而不是看一个什么学历，你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吗？家庭会影响你对升学啊、工作的理解吗？
[00:12:58] Boris: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一点沉重，但是又很有意思。我的父母都是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下岗工人。他们下岗之后就没有工作了，都是自谋职业。他们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年代是读书无用，他们很快又当上了工人贵族。那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还行。但是随着朱镕基总理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以后，我的父母都下岗了。
[00:13:26] 袁莉: 你几岁的时候他们下岗的。
[00:13:28] Boris: 我那个时候是1999年，我大概5到6岁。当时我并不是很懂，只知道家长们都聚在一块。此后他们自谋职业。我的父亲一直当出租司机，我的母亲先去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一个民营化的企业当普通售货员。但是由于她自己的认知水平不太行，所以很快就被辞退了，此后也就再也没有工作，一直赋闲在家。
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核心家庭，父亲一直在外面跑出租赚生活费。我的母亲就一直是一个全职太太。对于我的教育的影响也很有意思。讲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的母亲因为比较精打细算，她会为了省一点点的费用，就取消订阅一些服务。当时中国的智能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学校里面有一个服务，每个月花1到3块钱，学校老师有什么通知可以群发短信到家长的手机。但是我的母亲，觉得这个服务好像也可有可无，还要花3块钱，那就不需要订了。这导致后来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们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我就突然懵了，因为我没有收到这个通知。然后我就只能每次向同学去借或者合用。它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每一次都错失参与实践和互动的机会，久而久之，我的成绩在下降，同学厌烦我，我的成绩不好，老师就会批评我，老师批评我之后，我肯定也不高兴。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和这些不良情绪做一些斗争。我越来越理解很多东西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它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天为单位，日积月累发生的。
回到我父亲，我后来也是从阶级的角度上讲，非常非常的同情和理解他。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想要跑赢通胀，他就必须得不停地工作。因为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投资，也不会去理财，他只能靠不断的给自己增压去提高劳动收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很好的陪伴我，劳动收入后来根本就赶不上通胀速度，他的健康也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恶化。其实，我觉得所谓改革的代价都是我们每一次家庭之间的争吵承担、消化的。
他们对我的教育的期许有点不切实际。他们可能也是受制于信息闭塞，励志故事看多了，觉得虽然孩子经济拮据点，但是以后肯定可以一飞冲天，考上大学很快就可以有好的收入或者找到一个包分配的工作。对，他们还认为大学可以包分配，过不了几年就可以换大房子什么的，即便他们到了2010年以后还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想到他们的生活和信息社会是脱节的，是比较闭塞的。
[00:16:36] 袁莉: 你读书的时候的事情你愿意讲一下吗？可能你们这一代上学的时候都被教导过，说读书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不同阶段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00:16:49] Boris: 我其实到中学的时候还是比较笃信的。我住在城市里，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比较乖的小孩，每天除了学校和家，别的地方也不去。那我只能相信这个。可是我的成绩又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就会陷入跟自己的内耗，觉得难道我真的比别人笨吗？其实等后来到上高中的时候，我发现智商天赋的差距确实存在。我有一个同学，他坐在后排瞌睡半个小时，最后十分钟听老师的总结。他后来再问我问题，我就感觉他对这堂课的理解已经比我全程四十分钟在听效率还要高。当时我就觉得天赋上存在客观差距。等高中时，因为有了自主招生这些渠道，我的母亲什么都不懂。当时是2010年，中国才开始有3G网络，这意味着这些信息基本都要靠我个人去搜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好像有的同学鞋子穿的也比较好，父母每天开不错的车子来接，可我为什么每天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来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差距好像已经不是靠自己一纸学位能赶上的了。那个时候有这种模糊的概念，但是具体到差距到底有多大，有比较清晰的量化的认识的时候，就得靠我对房价有清晰的认识。上大学以后房价在飞涨。
[00:18:23] 袁莉: 那你爸妈最后住进了新房子了吗？
[00:18:26] Boris: 并没有，投资思维和理财手段都不具备。我属于那种城市里住在老弄堂里的原住民。有且仅有唯一的一套房产。我父亲之前靠劳动获得的那些收入也最后大部分都送给医院了。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挺难受的。我看到像我父亲这样的下岗工人，这一代人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可能都是失语的。
[00:18:59] 袁莉: 就是说你的家庭对你的学业，工作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比如高考的时候考到一个大专，然后你去专升本，然后又自己去攒钱去读研究生。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同学或者是同事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很多人可能就很容易就停留在原地了。为什么你一直都有很强的欲望，是要往上走或者是往前走呢？
[00:19:27] Boris: 首先就是自尊心。第二个，我父母可能文化程度确实不是很高，有时候亲人之间讲话是很伤人的，特别是像我的几个好朋友都考上了还不错的本科，我没有考上一个好学校，我的母亲就说：哎，你一个大专生跟本科生有什么玩儿头吗？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玩呢？其实这些从亲人的口中说出来，其实不管从谁的嘴里说，对自尊的伤害都很大。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刺激，让我觉得一定要往前。第三，像现在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我自己不是很看好，因为我比较清楚的知道，大专院校里面确实不太尽如人意，至少我那几年不太尽如人意。
[00:20:08] 袁莉: 我们上次讲你的求职过程，你从香港读了硕士，终于不是一个专升本，有一个比较耀眼的学历了，但是你发现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在对海外留学，哪怕是香港留学生，又有很多的怀疑或者歧视，求职的过程非常不顺。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比较恐惧，你有可能最后会像爸妈那样？还是你挺有自信，已经受过很好的教育了，可以脱离你的阶层，怎么样？
[00:20:46] Boris: 好的，我理解您的意思。我还是为自己的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感到自豪。不管怎么讲，我确实比我父亲要稍微强一些。
[00:20:55] 袁莉: 强很多，强很多，也不是说强一些吧，反正就不一样，你们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00:21:00] Boris: 对对对，但要套用周雪光老师那本《国家与生活机遇》里的说法，我现在的收入确实比父辈上升一些了。但是问题在于我对未来仍然是悲观的。因为就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速是在往下滑的，包括中国未来的趋势，我个人感觉是偏悲观的。因为人口不在了，这就意味着未来支撑我们很多东西的原动力不在了，比如房价。
第二就是我们被延迟退休了，甚至我父亲都被延迟退休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是真的……我父亲已经为社会承担了那么多改革的代价了。没想到在临退休前快半年的时候，他竟然还踩在了这个门槛上，又被往后推了半年。我当时内心为他的遭遇感到非常难受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一个状况。
第三就是中国的人力成本浪费实在太严重了。现在很多地方招聘已经不是三十五岁的问题了，三十岁都比较危险了。像那些只面向应届生的岗位，通常来讲硕士卡到二十六岁已经比较普遍了。它意味着你从小到大，如果在国内接受教育，你得高考考上，不能复读，立刻上本科。本科也不能拉下来，必须上研究生。这样你才能保证你在毕业的时候年龄是符合要求的。这个容错机会越来越少。
求职也是，你有两三个月的简历空窗期，面试官通常就会非常不高兴了，问你这几个月干嘛去了。你又要向他汇报，像罪犯一样。我觉得如果未来继续用这种旧的用人标准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话，我对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00:22:54] 袁莉: 尽管你回顾过去这10年，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是在往上走的，你觉得自己从这样一个家庭走出来，自己勤工俭学，攒钱去读书，能走到这一步非常了不起。但我想知道，你觉得个人的努力和时代的红利各占了多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就说像你这么努力的人，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里，是不是可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00:23:24] Boris: 其实说实话，我虽然我对社会批判性比较重，但我还是得感谢自己毕业的时候正好在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尾巴阶段。我认为我这几年的上升主要还是跟中国经济的整体宏观形势是挂钩的。当然，实话讲，我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也确实是吃到了性别的红利。我后来回顾如何获得第二份工作时，我发现当时的面试名单里面只有我一个男性，剩下的全都是女孩子。而这个岗位有空缺也是因为连续两个女孩子都怀孕回去了，所以我推测可能这个岗位一定要求男性，我作为笔试里唯一剩下的男性，在第二轮有幸拿到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性别的红利。
第二就是时代的红利。我的第一份工作那会中国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余晖还在。杭州主办G20，很多公司承接了各种项目，大量招人。我这种本科也一般，也没什么实习经历的菜鸟也有机会，就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有了这些经历以后，我的职业就比较顺了。像新冠疫情那几年的同学，如果遇上战争，疫情这种不可抗拒因素，，可能你的第一份工作开局不利，会导致后面一辈子都被第一步影响。
[00:24:51] 袁莉: 那你现在怎么感觉呢？
[00:24:54] Boris: 谢谢袁老师对我这样一个励志故事感兴趣，但最近中国社会越来越残酷，我的励志故事在用人单位眼里意味着我是个残次品，是个不合格的东西。原谅我讲这么难听，因为现实比我讲的更难听。
[00:25:13] 袁莉: 你怎么看最近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蒋雨融以及围绕她的很多争议？她强调自己走到这一天，走到哈佛，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跟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看待她这样的说法？我也想问，蒋雨融去英国去上高中是有奖学金的，转学到美国读杜克大学本科，后来又上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你能想象自己能走这条路吗？有可能吗？
[00:25:46] Boris: 不可能的。因为我当时还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录取，但是我没有选择它。最核心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学费顶不住。因为我们社科类专业是比较便宜的，加上生活费，各种乱七八糟也要大概将近60万人民币左右。我根本拿不出60万人民币。但是60万人民币不够哈佛肯尼迪学院一年的学费，而且它的学制是两年，我在国内工作了5、6年都拿不出这个钱，可是她好像只工作1、2年就可以覆盖这个学费了。反正我想这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00:26:26] 袁莉: 我觉得你年纪确实稍微大一些，所以你的心里面还是有光，还是抱着希望的，是不是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还是有可能会在这个职场上上升的？
[00:26:38] Boris: 不敢说上升吧，我只是更加客观的去记录和看待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的这么一个群体吧。
[00:26:46] 袁莉: 要客观的看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的上升通道，或者自己职场的上升通道，你觉得往下走是很有希望的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0:26:58] Boris: 基本上是不太抱有希望，但是仍然要往前走。因为我自己反省自己的过往经历，更客观一些看还是运气更多。像我刚才说的，我能走上职场的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后来的求职过程中可能还吃到了性别红利在内的各种因素。因为我会经常反思自己，为什么是我入了这个岗位，而不是别人。但是随着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漫长的新常态之后，我们过往的经验都可能不再适用。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我对自己是否还能再上升，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信心，能稳住就已经不错了。过去的日子真的是昨日黄花，再也回不去。
[00:27:42] 袁莉: 好，谢谢，谢谢Boris。
[00:27:44] Boris: 谢谢，谢谢袁老师。
[00:27:45] 袁莉: 下面是在日本读博士的梁同学，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位小镇做题家的极限在哪里，以及他对这些极限的思考，我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独到的视角。梁同学你好，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
[00:28:02] 梁同学: 大家好，我是梁同学，我现在是在日本的一所国立大学读博士。我出生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工业省份，成长在一个国企工人的家庭，从小到大基本上是一种放养状态。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怎么鸡娃。
[00:28:22] 袁莉: 你能说一下从小学到大学？你同学背景的变化和不同阶层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吗？
[00:28:31] 梁同学: 我只能推测，我小学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国营企业。我推测大概率应该都是来自那里的孩子。我小学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比较好的班级，班级里面那个氛围都不算特别强调学习。
[00:28:46] 袁莉: 你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代？
[00:28:48] 梁同学: 06年到12年左右。初中以后变化，我印象还挺深的。我突然进入到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学习好这一件事被尊崇。这对我当时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小学的时候，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别的孩子都不把成绩好当一回事。因为我的初中有很多父母是托关系希望自己的子女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给学校多一点钱，把孩子放到一个好的班级里面。到了一个比较精英的班级后，我发现自己也许不是最顶尖，就是中间可能稍微偏上一点。这种环境下你会发现整个人突然被尊重了。
[00:29:30] 袁莉: 到了初中的以后，你觉得你的同学的家庭背景不太一样了吗？
[00:29:34] 梁同学: 对，是，他们隐隐约约都会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而且我印象很深，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数学老师居然在私下开课，上课有些东西他不讲，放到课后来讲，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要付钱的。
[00:29:53] 袁莉: 那你怎么办呢？你是很震动的是吧？你回去有没有跟你父母说，你有没有想办法去听这个课？
[00:29:58] 梁同学: 没有，我我当时学习能力还比较好，尽管自学有点吃力，但是我还是愿意自学，而且当时也比较调皮，如果上这种补习课，就没法玩电脑游戏了，那还是我自己学吧。
[00:30:09] 袁莉: 你在来信里说，到了初中的时候，你的同学变成了一般城市白领阶层的子女。
[00:30:15] 梁同学: 能感受的到，这个只能作推测，但是父母开车接送也开始普及，我感觉他们父母的相处方式就跟我小学的父母相处方式很不一样。
[00:30:29] 袁莉: 所以和你父母也很不一样，是吗？
[00:30:31] 梁同学: 对，他们会更加重视教育和子女的未来规划，但是我是从来没有的，我父母也基本上都是这样。
[00:30:39] 袁莉: 高中同学的背景有更多的变化吗？
[00:30:46] 梁同学: 对，高中那个班，只凭付钱是进不去的，这点很重要，就算有钱你也进不去。那个就真的就专门培养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开始不分文理班。我进了理科班，听说里面有个同学后来去了北大。老师说你们要多学英语，某某同学他父母都请外教的，要想想怎么样才能赶上他。我当时很震惊，第一次听说请外教来教英语。
[00:31:15] 袁莉: 你当时听了老师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感觉？
[00:31:18] 梁同学: 就是觉得，天呐，我没法想象我的父母会给我钱请英语的外教。后来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师。我发现很多进入到重点班的同学，他们的父母本身就是老师，他们在教育体系里长大，知道怎么给自己优势。
[00:31:37] 袁莉: 你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有没有跟你父母提过说想上课外班，或者需要请家教，你的父母有没有从你的同学的变化中看到别的家长在给孩子做一些投资，在教育上他们有没有问你需不需要这样的帮助？
[00:31:55] 梁同学: 我上过类似的。但是那是小学的时候，小学那个老师觉得我是可造之材吧，但是觉得我作文不行。那个时候在老师的督促下，是老师主动跟我说，希望我补一下。我当时是班上比成绩比较好的，他比较照顾我。我父母就说，老师那么照顾你，你就去吧。他们对这方面就完全没有什么想法。老师说了他就听。包括中考选学校，为什么选了一个特别远的一个重点中学，也是因为那个老师推荐。他说你那么好，不应该在本地直接升学，本地高中不够好，应该去一个更好的高中。
[00:32:35] 袁莉: 那你可以从这个小镇做题家的角度来谈一下，进入大学以后，你和你代表的这群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你和其他同学比，到了大学里面肯定又是不一样的，你是跨省到外面去的。
[00:32:52] 梁同学: 对我来说，最大挑战就是进入大学以后不知道做什么。包括很多进入清华北大的同学，我跟他们谈了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父母都告诉你好好读书，进到一个好大学好像就是未来就有保障。但是大学有四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做为做题家，习惯于得到一个题目，然后花时间琢磨，把它琢磨透，然后得到高分。但实际上在大学每一场考试都是不一样，你需要去弄懂老师的偏好，需要找学长跟你说那个题目要怎么做、老师希望你往哪个方向做。我们只擅长做题，不擅长社交，但是在大学，想要得到一个好分数，就不可避免要跟别人接触。
[00:33:37] 袁莉: 你上的是一所很好的理工科大学，对吧？同学里面有多少是像你一样的人？有多少人是和你不一样的人？他们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社交能力，还有知识面方面，你觉得和你们不同吗？
[00:33:51] 梁同学: 我周围确实有不同的同学。进到大学，这种感受就特别强。特别是跟我一个宿舍的室友，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个市的市委书记，然后另外一个的同学可能是当地一所大学的院长。这让我特别的震惊，旁边的人的背景跟我差距那么大，而且我发现他们还挺擅长社交的。
他们进大学后，就知道要入党，要去加入这些学生职务。虽然学生职务实际上也没有干什么，但是相当于一种经验积累。他们特别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作为一个做题家，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小就在这样一种体制中长大，我们不会认为社交有什么意义，我们被赋予的唯一意义就是做题，做出更好的成绩。进入大学后，你没法适应。进入大学以后，我发现有的人大一就开始搞GPA。我的室友从大一开始就搞学生会，希望大三要混个学生会主席，这样他就有简历。或者是刚进学校就开始学第二外语，可能要为以后出国做打算。
我当时一直对日本的文化比较了解，趁着这样一种风气吧，我就自学了日语。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我的成长轨迹就偏离了一般小镇做题家的轨迹。
[00:35:13] 袁莉: 你和同宿舍的同学的家庭背景真的太不一样了。你有没有过觉得自卑或者觉得不公平？
[00:35:22] 梁同学: 对，我会感觉到不公平。这不公平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最后发现有些事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或者说不那么困难的。我一开始觉得有些自卑，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假如给我他们的家庭的家庭背景，也许我会做得更好的，也许我就进哈佛了。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自豪，如果我有他们的条件，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所以为什么我要自卑呢？对吧？
[00:35:54] 袁莉: 嗯，从经济上也能感觉到你们的差距吗？
[00:35:58] 梁同学: 我感觉他们的喜好跟我很不一样。我完全没有消费欲望，他们很少吃食堂，吃食堂绝对不会超过50%，但我大二的时候基本上只吃食堂。因为我还有一个目标，我比较早就定下了要去日本。我父母也不支持我。所以我从很早就意识到，我要攒钱。
[00:36:17] 袁莉: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出国了，在大学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可以攒那么多钱出国留学呢？
[00:36:25] 梁同学: 其实不能说是在大学完全把钱都攒好。我当时计划大学的时候花时间打工，把钱攒够，起码能让我到日本继续打工。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到日本后突然发现日本有奖学金。我在日本受到很多帮助，顺利申请到了奖学金。因为我过去养成了低消费的习惯，这个奖学金对日本来说绝对不高，但对我来说，我居然能够用它完全cover读硕士的消费。
[00:36:54] 袁莉: 你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打什么工攒钱？
[00:36:58] 梁同学: 那时就当家教。小镇做题家当家教是很普遍的。我还在学校的医院帮整理一些文书工作。不过那个说实话，在学校医院的薪酬太少了。那个时候就是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于刚要攒钱的时候就还想着去街上发小广告。也尝试做过推销电脑。后来学院里的学长告诉学院今年需要哪些书，然后我们自己进那些书然后销售，从中赚一笔。
[00:37:26] 袁莉: 你做家教多少钱？
[00:37:28] 梁同学: 回家做可能一个小时只有四十块，在大城市一个小时60到70左右。
[00:37:34] 袁莉: 那你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大概攒了多少钱？
[00:37:37] 梁同学: 大概有四五万左右。
[00:37:41] 袁莉: 你好厉害。
[00:37:43] 梁同学: 自己欲望比较低嘛，有意识压缩自己的开支。
[00:37:47] 袁莉: 你为什么选择到日本留学？我们知道你从小打日本游戏。
[00:37:53] 梁同学: 一来因为自己对日本比较熟悉。另一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打游戏。还有一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学长。他是来日本留学的。这点对我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去日本留学都是通过中介，报个人的留学班之类的，要不然就是日语学院。我不敢冒这个险，我甚至不知道去日本需不需要一定找中介，所以问了那个学长，他告诉我不需要找，可以自己DIY，我可以省下那笔钱。因为一开始问过中介，我说去日本，他说要两万，当时我就傻了。我哪来的那么多钱，当时就放弃了。还好大二的时候碰到那位学长，他告诉我可以自己DIY，不用花这2万。我当时觉得世界向我敞开，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些东西。
[00:38:45] 袁莉: 你父母对你到日本留学是什么看法？
[00:38:50] 梁同学: 他们一开始是反对的，就说：没有钱，很简单，包括以前我不向他们要求去上补习班也是，我知道家庭的背景，就不想添加太多的压力。我高中的时候，我父亲下岗了，所以说我知道我不应该给他们增添压力。
[00:39:09] 袁莉: 然后你就说我自己会承担这些费用？
[00:39:12] 梁同学: 对，当你把那个录取才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会有改变。我说我自己出一部分钱，然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我发现就是我能申请到奖学金，实际上没有给他们添很大的负担就可以了。
[00:39:26] 袁莉: 但他们还是给了你一些钱，是吧？
[00:39:28] 梁同学: 对，给了。但是后来中国经济也恶化了，特别是2022年以后，我一出国马上恶化。有1年我从家里拿一些支持，后面我意识到他们挣钱太麻煩，太辛苦了，我真的不想给他们增添任何压力，现在我反过来给他们钱了。
[00:39:47] 袁莉: 现在你爸爸还是没有工作吗？
[00:39:49] 梁同学: 就是做一些小摊小贩之类的事情，谋生还可以。
[00:39:54] 袁莉: 你是独生子。你在来信里说，到了日本以后，你还申请去美国读硕士，后来怎么样了？
[00:40:04] 梁同学: 嗯，这是因为我个人的研究兴趣的转变，觉得现在在日本的研究兴趣也许不一定能够完全贴合我的研究需求。然后我也意识到英语实际上是更加通用的语言，虽然说我们都说反美，但实际上国内高校还是非常认可美国学历的。
[00:40:30] 袁莉: 就是会给你以后的机会更多一些，是吧？
[00:40:34] 梁同学: 我后来拿到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offer，但是因为入学准备会上，他说你来美国一年大概要花10万美刀，然后我说10万，天，这是开玩笑。而且我在日本这边得到了读博士的奖学金，一边是给我钱，一边是要我钱。权衡以后我就觉得还是放弃那边吧。
[00:41:00] 袁莉: 你在来信中说：我的经历没有代表性，但是可以是社会流动的极端个案。通过这个极端个案，我认为可以管窥中国的阶层再生产。你能说一下你认为你是一个极端个案吗？你的小学同学们现在都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00:41:21] 梁同学: 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络。
[00:41:22] 袁莉: 你是完全脱离了你的阶层，可以这么说吗？
[00:41:25] 梁同学: 对，我有这样的感受。我现在还保留了和一个小学同学的联系，他也是另外一个上了985的同学。但也许就只有他一个。我们那个小学上了985、211的应该不会超过五个。
[00:41:38] 袁莉: 有多少人呢？
[00:41:39] 梁同学: 四十个人左右吧。
[00:41:41] 袁莉: 从你们那个阶层里能够一直上到985，然后出国留学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你觉得是很艰难的一条路吗？
[00:41:53] 梁同学: 我觉得真的是很艰难，这中间很多东西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如果你早知道以些事情，实际上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但如果你知道得比较晚，那你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不利地位。如果你的家庭经济背景条件好，你还可以弥补窗口期的不足。但是如果你家庭经济背景不好，你实际上就只能白白的错过很多机会，后面就发现自己没有选项。
[00:42:22] 袁莉: 你这么回想起来，你有没有过辛酸的体验？比如说看到周围的有一些同学，有些人的家庭背景非常好，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还是你都无所谓了？
[00:42:32] 梁同学: 我现在可能更加无所谓了。但是您说的挺对，我会把自己跟别人对比。看他们吃得好，穿得好，那么光鲜亮丽，我现在都是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思考。
[00:42:46] 袁莉: 苦行僧生活是什么意思呢？
[00:42:49] 梁同学: 就是每天也没有什么娱乐，自己做饭，学日语，因为我不是日语专业的，去报班费用还挺贵的，要一两万。大学时间都花在自学上，包括申请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自己去收集信息，看小红书，看知乎上别人怎么申请，他们研究计划书怎么写，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干。这就相当耗时间了，如果没有提前规划，那可能就来不及。
[00:43:17] 袁莉: 你在来信中也提到了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蒋雨融。那个视频引发了很大的网络争论，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0:43:28] 梁同学: 我个人的感受是，能够去美国读博士，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了她家庭是比较好的，起码也是中产，至少我这样的家庭支付不起，或者说我这样家庭没有那样的风险偏好愿意贷款来上这样的一个项目，相信以后能够还得起这个贷款。在这种环境下，正常来说就不会有那样的偏好，不敢去冒这个险。
[00:43:51] 袁莉: 她上的是硕士，不好意思。
[00:43:53] 梁同学: 对，那她上了硕士，其实就已经很花钱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实际上不敢做这样的一种权衡。
[00:44:02] 袁莉: 那你对自己以后的人生规划是什么？是想留在日本呢，还是想回国。
[00:44:09] 梁同学: 大概会留在日本。选择日本，也是因为他有较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00:44:16] 袁莉: 对，你现在到了日本其实有一定的安全感，是吧？这种安全感不光是言论上，政治上这些东西，也有比如说如果你努力的话，这个社会可能不会让你你跌回到你的阶层。
[00:44:29] 梁同学: 对。
[00:44:30] 袁莉: 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恐惧呢？
[00:44:32] 梁同学: 我在日本应该说安稳一些，哪怕我在日本当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也比我在中国当打工者的状况要好太多了。我特地计算过，在日本只在便利店打工八个小时，一周干五天，这样挣的钱完全足够我一个人在日本的比较大的城市生活，我可能还可以进行小一点的旅游。虽然日本这边工资也不算很高，但是以我那个节约的感觉来说，工作也不会很累，但如果我回国，我的工作也会很累。我是以活得最差有多差来做对比的。在日本活得再差，只要相对来说不很懒的话，实际上可以过得不错。更何况你实际上不可能在便利店打一辈子工，对吧？可能还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做多大的期待呢？那些和我一样的小镇做题家在外面找工作基本上就是进体制，千条万条路都走到体制里去。
[00:45:34] 袁莉: 而且没有资源的人，能自己突破了自己的阶层进体制，真的是一个很少的个例。谢谢，谢谢梁同学。
接下来是Josh。Josh出生在湖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大学就读于一所211。上学期间，他发现身边真正贫困的同学越来越少。2002年毕业后，Josh经历了裸面也能找到工作的窗口期，到最近两年就业环境的快速恶化。他原本想通过考研或靠亲戚安排进银行稳住人生，但因为家庭资源有限，几次努力都未能如愿。他在来信中说：我深刻感受到像我这样出身普通的做题家，越来越没有选择的机会。
Josh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00:46:24] Josh: 老师好，我姓唐，您可以叫Josh。我来自于南方的一个农村地区，我的父母是农民工，我在上小学之前都需要帮家里做一些很简单的农活。上小学之后，我家里开始做一些小本的买卖。直到初中，我的整个寒暑假都需要帮父母做一些加工工作。我父母做的是牛仔裤的生意，有一些需要用胶枪去粘纽扣，他用布把那个形状裁出来之后，我需要把它叠好，偶尔也会要用机器去踩裤边儿。
[00:47:10] 袁莉: 你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做这个工作。
[00:47:13] Josh: 对，我和我的姐姐都要做。
[00:47:15] 袁莉: 你上了高中还需要做吗？
[00:47:17] Josh: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差，所以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业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到初中之后，我进入到一个整体成绩比较差的班级，然后我突然一次月考成绩特别好，之后就一直保持住了。我的父母对我的成绩也开始比较有了一些关注，尤其是我初中时期，我的姐姐经历了比较失败的高考后，我的父母对我就更重视了，到高中之后，我就不需要帮家里负担这些工作，甚至连家务都可以不用做，除非是寒暑夏这种比较长的假期。
[00:48:01] 袁莉: 那你后来就是很努力的学习，然后考上了一所211大学，是吗？
[00:48:06] Josh: 对。因为到高中之后，我仍然是保持一个中上的水平，我觉得可能是整体的氛围长期给我锻炼出了一种虚荣心，我也是强迫自己一直要保持在这个水平。
[00:48:22] 袁莉: 你说你上了大学以后，其实也并不是很高兴，虽然可以说如愿以偿，但是你很迷茫。
[00:48:30] Josh: 对，其实这个专业也好，或者整个大学的氛围也好，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太功利了，太有目的性的。所以最后我是挂了三门课之后勉强毕业了。
[00:48:48] 袁莉: 你22年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0:48:53] Josh: 其实那时候找工作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第一，我的专业是一个万金油，它的方向很广，并不局限于IT，所以我能够投递的岗位种类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明确标注了无经验，应届生的选择也特别多，我一天可以投很多很多的公司，他们都愿意给我一些回复，那个时期HR比较愿意多了解你，安排一些线上的面试。
[00:49:25] 袁莉: 但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然后22年底就因为迷茫和没有动力辞职了，你能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呢？
[00:49:37] Josh: 呃，因为当时公司遇到了一些变故，我自己对于整个工作环境也不是特别适应，所以就想尝试考研，想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
[00:49:50] 袁莉: 你的父母刚开始好像比较支持，后来没有多久，你说他们给你摆脸色，为什么会这样呢？
[00:49:57] Josh: 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孩子上大学。上大学之后的路径并不是那么在乎。我终归没有赚钱，他们还是有点看不过眼。
[00:50:13] 袁莉: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也是想让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吧？你很快又不考研了，重新开始找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00:50:24] Josh: 对，我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考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想考研，而是对于之前环境不适应的一种逃避，中间又伴随父母的不同意，我自己在考研这条路上也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00:50:42] 袁莉: 然后你爸说你们家亲戚可以帮你进银行。
[00:50:47] Josh: 对，他当时想花钱让我的亲戚给我安排一些工作，中间陆陆续续有介绍了银行呀，燃气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
[00:51:00] 袁莉: 后来找了吗？
[00:51:01] Josh: 没有。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亲戚那边给了一些误导的信息的原因，最后是没有成功。
[00:51:10] 袁莉: 但是你当时对这种所谓的国营单位还是有一些动心的，是吗？
[00:51:17] Josh: 嗯，首先我自己评估自己的情况，出国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就是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家庭情况的人，他出去了，但是后来他给我的反馈是在国外呆下去很难，想留下来很难。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既然出去遥遥无期，呆在中国反正也是煎熬，也就是这样过，所以还不如找一个可以放平的工作，进国企就这样呆着。
[00:51:50] 袁莉: 后来你还去了一个叫再就业培训班，这是怎么回事？
[00:51:56] Josh: 这个是我工作失败之后，我的父亲怕我在家里呆着，什么都不学。他就认为给我一个再次学习的环境，能真的培训一些知识和技能，对我之后找工作会有帮助，所以就花了2万送我过去了。是一个在深圳培训IT或者是硬件方向的专业知识的培训班。
[00:52:28] 袁莉: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用吗？
[00:52:30] Josh: 对于能够在家里自己学习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些资料，这些器材，在网上都是可以自己买自己学的。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家里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自己也没有什么动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有必要的。
[00:52:50] 袁莉: 你从那出来了以后，你又重返职场，这一次你经历了什么？
[00:52:55] Josh: 出于当时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在24年底入职了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的高层全部都是华为出来的一个团队。我在这家公司呆了大概三个月左右，环境非常恶劣，可以说是把华为的很多风气都到里面，什么996啊，PUA以及一些可以说是职场霸凌的行为。还有很多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比如说你每天都需要写一个汇报，你完成的每一项工作事无巨细都要写在一个软件上面，过程之类的全部要写。但事实上他也并不会看。
[00:53:47] 袁莉: 你实际上是在转正之后离开的，是吗？
[00:53:51] Josh: 对，因为我的忍耐本来已经到极限了。第二周的时候，我的直属导师又疯狂情绪输出了一天，我那一天忍受不了，就直接提了离职。
[00:54:06] 袁莉: 你转正后第二周就提了离职。你接下来找工作就到了25年，情况是什么样？
[00:54:13] Josh: 这一次找工作的情况非常恶劣。相比刚毕业，第一可投递的岗位标注无经验或者不限经验的工作非常非常少。一天就可以把这些工作投完，然后就再没有其他的投递机会了。第二就是HR的态度变化非常大，第一是不接受线上的面试，第二是一上来就直接抛给你四个问题，有没有做过什么项目，有没有什么经验，但凡某一点你答了没有，他就不理你了。
[00:54:52] 袁莉: 就是非常挑剔，那就可见竞争是多么激烈，是吧？
[00:54:56] Josh: 对。第三就是你到线下面试之后，他们都会给你一个下马威，说现在的形势怎么怎么样，旁边的公司都租不满之类的语言来恐吓我。
[00:55:12] 袁莉: 那你最后还是找到了一家公司？
[00:55:14] Josh: 对，这家公司仍然是华为出来的一个团队，但是没有996，也没有情绪上的PUA，整个工作的氛围也更加轻松一些。
[00:55:26] 袁莉: 那你现在工资大概多少？比你22年和24年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吗？
[00:55:36] Josh: 单从工资来说，22年的工资比我之后的工资都要低，是8000。但那个时候各种福利待遇给得比较多。第一是工作在苏州，那个地方消费是没有深圳高，8000再加上餐补和住房补贴，总的来说待遇还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一份工作是可以准点上下班的。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9000，要996，还不止996。唯一的好处是他有一个包餐的制度。
现在这个工作还是维持在9000，但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福利。
[00:56:19] 袁莉: 那实际上现在你的工资可能实质上比22年还要低，因为还有通胀和地区的差别。
[00:56:28] Josh: 对。其实是一直走低的。并且在短短三个月内都走低了，因为这三个月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又包括一些国际局势也有变化。所以现在整个市场对招新人都非常谨慎的。我在投递的时候，很多原本和我联系的公司，后来都跟我说这个职位暂停招募了。
[00:56:54] 袁莉: 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是讲阶层固化，你对你自己的阶层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你父母后来出来开厂，是不是还赚到一些钱？你怎么看你自己的阶层，你现在到了白领的阶层吗？
[00:57:12] Josh: 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子弟。我从小的生长环境，包括我做过农活，然后我小学一直到初中还需要帮家里做很多的工作。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也是比较穷养的类型。所以一直以来，我见识过很多底层人的苦难，也看到过我父母的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底层人，或者是尤其是农民工身份的人，是有很多同情在的。
[00:57:53] 袁莉: 你父母他们怎么看？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大年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份怎么看？你们家是不是搬到了镇上去住，他们以后退休以后怎么办？你能稍微说一下吗？
[00:58:09] Josh: 你一说父母，我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是那样的想法了。因为我的父母虽然说为了我的教育搬到了镇上，但是现在退休之后他他们又回归了农村。他们都很眷恋农村的环境，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城里人。
[00:58:30] 袁莉: 他们的厂还开着吗？
[00:58:31] Josh: 没有了。随着我们那个镇后来的一些规划，整个生意全部都被搅黄掉了。
[00:58:41] 袁莉: 那他们现在以什么为生呢？
[00:58:43] Josh: 现在唯一的进项就是我的父亲会给其他人建房子，去工地搬砖。
[00:58:53] 袁莉: 那真的是很辛苦，这也让你觉得你的根其实还是在那边，是吧？
[00:58:59] Josh: 会有一点点差别，我会觉得我的根在镇上。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在镇上了，就是去办牛仔裤厂的时候。
[00:59:12] 袁莉: 你毕业三年就经历了这么多挫折，你怎么理解自己经历的这一切呢？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运气不好，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境遇，你会羡慕周围那些家里可以帮着安排工作的那些同村的人吗？
[00:59:29] Josh: 第一个，我经历的这些挫折，首先当然是有我自己没有好好学习的原因。其次就是我认为是我对于未来方向的不确定。这种方向不仅是我的兴趣，还有我对整个社会追求的东西都不是特别认可，所以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动力往前进，我觉得这是我找工作有这么多挫折的主要原因。
[01:00:03] 袁莉: 你觉得这个社会太功利了，这其实不是你最关心的东西。
[01:00:06] Josh: 对，那是我刚毕业的时期。现在的话，我家里的人脉资源都不够广也会有一些影响。但回到我刚毕业的那个时期，还是自己的原因比较大。
[01:00:24] 袁莉: 那你会羡慕那些家里可以帮着安排工作的人吗？
[01:00:27] Josh: 我觉得基于我现在没办法出国这样一个现实，我是会羡慕的。这是一个更舒服的躺平姿势，我是比较羡慕的。但是如果说我也有能力、有希望能够出国，能够维持生活的话，我不太会羡慕他们，因为我对他们追求的东西完全不认同，不理解。
[01:00:52] 袁莉: 你在来信中说，你身边同村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培训班的同学，他们家里都可以帮着安排工作。以前经济形势好，这些资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还可能流入更往下的阶层，但是现在这些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最稳妥的选择，手里的资源都同阶层交换了。
[01:01:21] Josh: 对，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比如之前我父亲给我安排工作，这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姐姐毕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很多成功案例。现在，工作更难找了，经济形势也不好，这些消息有的是真的，但也有很多是假的。我可以体会到的是，如果现在再想像我姐姐6到8年前时候那样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安排一份工作也是更难的。
[01:02:04] 袁莉: 你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写了从你从小到大到大学，你同学的阶层变化，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01:02:16] Josh: 第一个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可以看出很多区别。我初中的学校比较一般，高中上了重点高中，身边同学的日常消费习惯以及他们展现出来的接受的信息都有很大区别。我高中有很多人早早就已经翻墙接触外网的资料，甚至开始学习编程了。大学之后会更加明显。高中的时候还会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他们会因为吃饭或者住宿这种零零碎碎的钱感到拮据。但是到大学之后，我的经济情况算是中等偏下，但是最差的那一类也不太会为了聚餐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开销感到特别苦闷。
[01:03:13] 袁莉: 整体来说，家庭环境都还可以。你对未来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你还有所谓的翻身机会吗？
[01:03:22] Josh: 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个阶层来说，我自己想到的比较好的翻身途径有三条：第一是做公务员，一个人做了公务员之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其他人也做公务员，然后你们形成一个公务员家族，这样很容易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但现在资源更加集中了，这个机会其实也是很难的。
第二就是做生意，尤其是对于很多没有高学历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多、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是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好。你要开店或者说做一些小本买卖都非常困难了。
第三个就是做一个高学历的底层人，然后进入一个很大的企业，学到一些核心技术，然后带着自己的技术出来，找投资人，一起合伙开一个公司，这是第三个比较有希望，比较主流的做法。但现在的话，公司的经济情况也很差。对于我们这样的底层人，哪怕你有技术，想要去拉到一个投资人也更不容易了。因为投资人现在也会更加谨慎的去投这些项目。
[01:04:42] 袁莉: 你对自己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打算呢？
[01:04:44] Josh: 我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比较短期的是我能够掌握好现在做的这一份职业，可以独当一面。我现在也在学英语和粤语，我想的是哪怕不能出国，如果能到香港，那也是挺好的。
[01:05:03] 袁莉: 去工作吗？
[01:05:04] Josh: 对，去工作，去生活，那边虽然说也在大陆，但是总归是比内陆有更多一些空间。
[01:05:14] 袁莉: 对中国现在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以前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往上走，这个叫社会的向上流动，这英文叫upward social mobility。现在没有这些了，你会对你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要结婚，要生孩子，还有自己的事业这些方面有一个预期吗？或者说你现在的想法和以前的想法有变化吗？
[01:05:41] Josh: 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变化。结婚生小孩这个事情，从我高中到大学时期，我整个都不愿意走这条路。
[01:05:53] 袁莉: 为什么呢？
[01:05:54] Josh: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以及我的财力都不适合去抚养一个孩子。结婚的整个经济压力也很大。我并不想为了别人花这么多钱结婚，然后还要买房买车。
[01:06:11] 袁莉: 就觉得压力太大，是吧？
[01:06:13] Josh: 对，然后小孩这个事，我真心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01:06:22] 袁莉: 那还是挺灰暗的。说句实话，你这么年轻，二十五岁。
[01:06:26] Josh: 对，尤其是看到我的姐姐生孩子以后。她现在的育儿方式让我感觉是在重复父辈的一些模式。我觉得正在给她的孩子造成一些很大的创伤。那个孩子刚出生时生了一场病，所以我的姐姐对他非常非常紧张，不让任何人接触她的孩子，但是她自己带孩子会有点歇斯底里，以至于她的孩子现在有点怕人、害怕和外界接触。我已经可以预见到一个自卑，很不敢表现自己有各种心理创伤的一个小孩正在成长。
[01:07:01] 袁莉: 这其实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吗？
[01:07:05] Josh: 是的，我自己也有很多创伤。比如说因为我妈妈，小学的时候，班上会有很多捐款或者学杂费，我每次都是全班最后一个交的人。老师需要每一次在课堂上点我的名，说我没有交钱。其实我还是能感受到我妈妈是爱我的，只是他们那一辈人有太多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和观念，所以我现在也要为他们给我的这个教育去不断的自我抚慰。
[01:07:38] 袁莉: 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很苦很苦的过来的，所以观念上是不太一样。好，谢谢Josh，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