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58《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观众的沉默与泪水（文字版）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了第6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奖。这部故事片以类似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剧组在武汉封城期间被困酒店的故事。
作为一部直面疫情与封控的电影，它理所当然地未能在中国上映，也未能拥有豆瓣条目。但人们在海外的影院里看到了这部电影，也在隐秘流传的网盘里看到了这部电影。
最近，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们写下观影后的感受，来信之多、质量之高让我惊叹、感动。许多人在来信中提到遗忘、被电影唤醒的记忆、观影时候的哭泣与沉默。这些来信不仅是观影的情绪，更是我们一起对疫情三年、对失语时代的回应与见证。
在今年1月底鹿特丹电影节上有观众问娄烨，他拍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无法看到，那它的受众是谁？
娄烨的回答让我觉得很娄烨。他说：他当时没来得及想，情势当前，没有时间想，就拍了。拍完后，他才想起来有审查的问题。
娄烨说的“情势当前，没时间想，就拍了”，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外科医生汤玛斯，要追随恋人特瑞萨从平静安全的瑞士回到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捷克。他任职的瑞士医院的院长问他，“非如此不可吗？”汤玛斯回答说：“非如此不可。”
感谢娄烨和演职人员的非如此不可，也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某个需要我们向前一步的时候有非如此不可的勇气。
这期播客的声音由AI生成。来信里有少量剧透。
【Louis】：我叫Louis，我住在德国弗赖堡，我是看到你的推文后才想到，是时候应该看这部电影了。从坎城到金马，我一直都在关注电影有关的新闻，但并没有想到要去看。大概是潜意识里有某种抗拒，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以某种方式去消化它。
但我最后还是去看了。或许是因为想到，它毕竟是一部电影，而电影总是要讲故事的，而故事本身总是诱人的。我想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没有和朋友一起看。我自己在网上找到资源，吃完晚饭把它看了。我没有大哭，有些片段让我沉默，因为剧中人也沉默，有些片段让我想哭，因为剧中人也在哭。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部电影对手机屏幕这个物件的使用。也许有更专业的影评会分析这种叙事技术，关于镜头中的镜头、画中画、电影中的电影。
我感到触动的是这个小小的、在黑暗中发着光的屏幕，成为了在隔离状态下人和人联系的唯一通道。它是屏幕，也是光源，是镜子，也是窗户。剧中人用它记录那些发生在剧之外的事。因为这种记录，那些发生在剧之外的事成为剧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剧本身。主人公江诚在隔离几天后无聊在窗台上自拍，这时候他自己和楼下穿防护服的人就成了影像的一部分，他用手玩弄着那个“大白”的影子，捏他，打他，拍他，像一个小孩子玩弄他的人偶。视觉和空间上的错位，权力和角色的错位：这一切只在这短短几秒的即兴发生的短剧之内有效，一个电话打来，录像结束，他回到现实中，回到被隔离、被“看管“、被击打的现实中。他头上的伤痕还在提醒他，谁是有权力的人，谁是可以实施暴力的人，谁是玩偶，谁是孩子。他说人越长大越胆小。说着自己就哭了。他也有了孩子。他不能自己再当孩子。现实的生活不是戏剧。但是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被卷入一场剧中。导演是谁：他一时联系不到导演。导演被转运去了另一个地方。既然现在导演不在线，那么这场还在进行中的戏又是谁在导演。
他不可能触及更深的问题，就像这部电影也不试图展现那栋被封锁的酒店大楼之外的世界。但这恰恰是普通人处境的写照。人们被锁在家中，锁在小区，锁在公司，锁在学校：人们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人们像瞎子一样，身处黑暗之中，或许其实他们身处光亮之中，但他们看不到。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一墙之隔在发生什么。打开门走到走廊上，只有盯梢的人。他们连追问的权利也没有，只能等待回答自己找上门来。一个不来自任何提问的回答，这就是“通知”。 在这种状况下，人不可能不感到无力：这种无力还并非人的无能力，而是人无法使用自己的能力。被剥夺或隐藏起来的不（只）是真相/真实，而是寻找真的能力。
您在推文中说许多不在这语境中的观众都对电影无感，我想我大概可以理解。但或许有一些相通的感受可以在例如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面对废墟，或是面对意义瓦解的时刻中找到。普通人被卷入战争，无论是与两个国家之间，还是一个国家与一种病毒之间，这战争不由他们引起，却要由他们承受代价。战争何时结束也全然不在普通人的掌握之中。等待，追问，沉默，逃离；但也有人选择记录。记录等待，记录沉默：在这记录中，瞬间的悲喜成为永恒的。我们可以反复咀嚼这情绪的流转，直到它成为我们可理解的，它不再只是过去某个瞬间的偶然，而是我们生命的共同基底。因为这共同的基底，沟通和理解是可能的，公共生活是可能的。也许拥有相同的情感，或至少有这种共情的能力，对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吧。
我并不常常和人聊起三年疫情或者Lockdown。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聊这个话题。我在国内经历了2022年的封城。解封后我就出国了。起初我很有向其他人表达这段经历的冲动。后来渐渐没有这个冲动了，这似乎是脱离当下现实的一件事。毕竟当下有太多事，包括太多新闻，值得人们去关注了。另一方面，如果对中国的其他方面的现实没有了解，也很难理解像疫情或者封城在当时当地的语境里意味着什么。所以逐渐没有了表达的欲望。看娄烨的电影时我又想起自己当时在社媒上看到的各种帖子，保存的截图，视频：我一度也有种紧迫感，想把这些都保存下来，但后来这种紧迫感也消失了。其中一个原因大概也是因为我意识到，正在消失的东西才需要人们保存。大白的衣服和核酸亭确实已经消失了，但除此之外呢？网路上重复着关于叮咚鸡和大健康的笑话，“那三年”以这种方式存在下来，似乎也省却了人们额外和特殊的记忆方式，例如学术研究，或是追责，或是任何进一步的公共讨论。我曾经在一个国内的酒席上和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谈起“那三年”，因为我听到他当时生活在上海。我一开始害怕这是个忌讳的话题，不敢提起，但一旦问出口，他还是会回答我，回忆起当时自己在做什么。我说如果你对它有trauma可以不说，他说没事。“很多人都不去提了”，他说，仿佛很意外我会聊起这个话题。
但有时我们就是会不知不觉绕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即便一开始在谈其他的主题，并没有刻意要想起这件事。我想这是因为它确实曾经发生过，它就在那里，作为日期也好，作为地点也好，作为个人的遭遇也好，它就像一个地标，你一旦走到那里，就会看见它，无论你是否有意还是无意，低头还是抬头，因为它是那么庞大，坚不可摧地立在那里，你不可能欺骗自己说那里空无一物。一旦你走到那里。
【凉】：2022年，事态日渐严重复杂的时候，我大四，正在外打工，印象最深刻的是南传白纸运动，由于我所在学校也是一所艺术院校，所以白纸运动在朋友圈中流传的特别迅速。当时我问了一位在南传的朋友，她说网络上不能说，辅导员会查手机。
这场运动来势汹汹，消散的却悄无声息。那时候几乎所有朋友都在社交平台上po白纸，“就算是一张白纸，我也能看见上面写了什么”，上周又问了那位朋友，知不知道当时发起运动的女孩的近况，她说不知道。一切好像都随风飘散了。
2022年同样也是卡塔尔世界杯，刷短视频平台，上一条是世界各国的人齐聚卡塔尔为自己国家欢呼，下一条就是乌鲁木齐中路和新疆火灾。特别荒谬，直到现在我打出封控这两个字还是会手抖，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可说。看《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也是一样的感受，我已经忘记了做核酸的感觉，但是当看到荧幕上出现防护服、口罩时，我还是不争气的流下了泪水，这种感受竟然和我三年前封在家里刷手机的感受一模一样，沉默着崩溃，就像是影片中武汉女孩在4月8日那一天走上了街头，阳光如此灿烂，但眼泪决堤而出。我想我永远无法与那三年和解。
【小D】我叫小D，疫情时，我在广东，还是个高中生。
学校以防疫为由，不知道合理化了多少不合理的安排。2022年一整年，除了节日之外，我们不被允许出校门，在极致疲惫想回家的时候，我只能掐着自己的大腿告诉自己：“不要想家，你现在一定不要有多余的情感，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其实我哪有那么爱学习？我哪有那么爱成绩？只是被关在学校这个牢笼的时候，我的世界只被局限在这里，我的悲欢都被成绩和人际关系决定。我真笨，我还以为当时一切的不满和崩溃是因为自己敏感脆弱。
时不时广播里就会传来教导主任或者校长的怒音：“你们要是敢出校门，要是敢点外卖，就是违反防疫规定！因为你一个人我们全校要停课！我们一定会报警，把妨碍其他人正常学习的人送进监狱！”
因为疫情，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戴口罩给领导看，早读甚至上课时，都可以听到校长在走廊大声呵斥不戴口罩的同学。我当时就在想：“在宿舍睡觉又不戴口罩，在食堂吃饭又不戴口罩，要是要传染早传染了。”后来我们专门有个同学在走廊蹲守着校长，一发现校长的踪影就赶紧叫我们戴口罩。有一次校长突然到访，有位同学吓得立马把口罩从垃圾桶捡回来戴上。
在这里形式主义大过天，上面的一句话就成为压死下面人的大铁盖。我不怪自己当时什么都不反抗。上了大学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制度的荒谬，感知到我这三年都在服从多么反人类的安排。那时“考上大学就好了”成为了屏蔽所有痛苦感知力的遮光布，现在才明白这只是吊在驴前边的萝卜。
疫情成为了我转变的关口。2021年我上高一，老师给我们放直播的阅兵仪式，要求我们站着看，我甚至心底里也认同这样的行为。感觉要是在这时候有什么小动作或者站不住什么的简直是叛国分子。还有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时候，国内铺天盖地都是“废青”的宣传和对香港警察的声援。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话题#我支持香港警察，当时我也确实是那么想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支持上了。
疫情发生之后，我一直在彷徨，我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我当时想：“国家给我看什么我就信什么就好了。这样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在那个偏远的小城市，被封锁在那个小小的学校，目之所及是贴在破败墙壁上的翘边的墙纸，那墙纸上绚丽夺目的美丽风光，还以为是迈步可以到达的彼岸。2022年李老师推特账号里的乌鲁木齐火灾，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各地各校的白纸运动，跳楼的人们，斗争的人们。这些好像就是撕碎墙纸的大手，我看到了里面隐藏的霉斑点点、被虫蛀掉一大块却依然坚挺的墙。我一直记得，那些“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呼声，在我从前的世界里哪有人敢站出来说这种话。我现在还是很后悔，我当时怎么没有在一个大城市，没有早点知道这些，没有早点参与这些。我现在在成都，我到过曾经发出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呼声的、挂着自由标语的地点，我对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2022一直萦绕着我们。它无比痛苦，但一个个像我一样的人终于醒过来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让我们想起了什么。中共的宣传话语经常出现这句话：“勿忘国耻，砥砺前行。”我们当然要铭记这份痛苦和它带给我们的一切。用想起的，去感受，去表达。这部电影让我看到宏大叙事之下的人，那些哭泣的人，那些流血的人，那些失去的人，那些去世的人，那些站起来的人。如果说在这片土地上有任何壮举值得被歌颂，那是人的壮举。如果说在这个国家里有任何感人的故事，那是人的故事。我们不要因为愤怒和痛苦而忘记或否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们。
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中国的人民都能有成为人的权利，有更加美好和自由的未来。
【Blake】：袁莉老师，我叫Blake，目前人在英国，是2020年上海疫情封城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之后就找机会润出来了。
年初听了你访谈李厚辰的那期节目《2015、2016，改变中国的两年》，随后找到了李厚辰推荐的自己的疫年纪事来读，读得异常难过。去年英国的一些社团组织观影“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我带着疫情期间留下的诸多“证据”去参加了活动，并和大家分享了我收集的“小区出入证”、“核酸检测卡”等。疫情封城这个经历，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
去年台湾金马奖把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颁发给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而这则新闻和这部电影的名字，甚至压根没在国内被提起。我是通过一个朋友隐晦提起，去主动搜索才知道的。幸运的是，这部电影在今年5月2日，于英国公映。
我最最感触、被打动的部分，是摄制组被困在酒店里过年时，一起在房间里视频聊天、发疯，然后聚集在酒店走廊里狂欢，之后突然被管理人员粗暴叫停、送回房间。中间还穿插了全国各地封控期间，人们拍摄的自娱自乐、苦中作乐的各种段子和视频。电影里用的配乐是民谣版的“火红的萨日朗”，一首非常轻快的民谣，配上人们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又积极乐观的画面，我的那段创伤记忆实实在在地被唤起，哭的稀里哗啦。
另外一个很打动我的画面，是解封后，一位女士从小区走出去，到街上的那个长镜头。我记得那个镜头是以这位女士的第一视角拍摄的，配音是她逐渐失控的哭泣：从啜泣到号啕大哭。画面转到街上后，拼接了一个恢复正常交通的车水马龙的场景。一瞬间，我有些恍惚：看着眼前的熙熙攘攘、车来车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几年我回国也是这个感觉，仿佛疫情、封城、做核酸，都没有发生过，就是历史书上的“疫情三年”四个字，正如“三年自然灾害”的一样，一切的人祸都被篡改为了不可抗的外在因素。
看完电影后，包括有时候在和朋友聊起疫情封城的时候，我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那些灾难、痛苦，都记得很模糊了；反而是邻里间的互帮互助、解封后和朋友的面对面相聚，这些经历和画面让我更加记忆深刻和感激。明明是痛苦和负面的经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追忆感呢？不知道这是不是心理学里面的创伤联结和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Matt】：我是住在多伦多的Matt，2024年9月13日多伦多电影节，我机缘巧合得到一张电影票。观众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老外。我倒没有哭，只是整个过程身体一直紧绷着，情绪也紧绷着，这种感觉从没有过，就像在高速上连续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就失眠了，临晨四点多才睡着。其实片子跟真实情况比还是凤毛麟角，特别那个追着救护车喊已去世妈妈的片段，跟当时微信群看到真实视频的凄惨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种生离死别完全是演不出来的。当然，娄烨有勇气拍这个片子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已经超越了无数所谓的大导演，我甚至好奇他怎么可以来国外放映，毕竟现在出国参加电影节也是要审核的。
还有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大年三十关在酒店里，大家视频载歌载舞，再配着欢快的“火红的萨日朗”，简直魔幻极了，像极了整个所谓防疫的过程。感觉当时很多老外都蒙圈了，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压抑到极致后的放纵。
【萝卜姐夫】：大家可以叫我萝卜姐夫，我来自北京。
2022年，我们经历了14天和7天两次小区封闭管理，所在的小区就是传出“软肋”的那个著名小区，封闭期间妻子的情绪崩溃，我们开始询问如何申请加拿大移民、新西兰移民、香港身份申请等。当妻子怀孕后，我们有了赴美生子的初步计划。
当时隐瞒公司私自出国，给我最大的压力不是惧怕公司的处罚条款，主要是不想给身边的关系好的同事们带来麻烦，最终我们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带着孩子返回国内，回国的时候国内也放松了政策，不再需要做隔离。
关于《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比较触动的一个镜头就是那个纪念李文亮的画面，这段内地网络上已经被删掉的影像没有想到在这部电影里再次出现。
我想起杜琪峰杜sir的一段发言：“在面对某些压力的时候，电影永远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电影是前锋，是最先被打击的对象。”
【凯】：我叫凯，来自上海。我在日本旅行途中，于京都的 Uplink 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
这场放映加上我在内一共只有六位观众，应该都是中国人。影片前半段的叙事对我而言触动尚浅，但当银幕上出现铁皮围栏、防护服、保安推搡打人的画面时，那种疫情封控时期的压抑与委屈感猛然袭来，仿佛一瞬间把我拉回了那段被困住的岁月。
真正让我情绪彻底崩溃的，是影片后半段那些疫情期间短视频片段的剪辑。当看到方舱里，医护人员与隔离病患跳着广场舞，背景音乐是火热的萨日朗，我突然泪如雨下。那种熟悉又荒诞的景象让我感到无比复杂：一方面，觉得荒谬——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跳”过来的；另一方面，又打心底感受到一种近乎悲壮的可爱与坚韧：中国普通人是如此善良可敬，而国家机器的冰冷与粗暴却同样真实，令人愤怒。
当画面切换到贵州大巴事故和乌鲁木齐大火时，我一下子回忆起自己在朋友圈转发过一篇公众号推文，标题是《路是通的，他们不跑》。我还记得那几天微博上密集的讨论与怒火，但文章很快就被封禁了，只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无力与失声。
电影散场后，我环顾四周，所有人都在默默拭泪。虽然影片的后半段只是由一段段短视频拼接而成，但正是这种真实而不加修饰的记录，把每一个观众的记忆强烈唤醒。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却比无数影片更具冲击力与穿透力。我想，这部片子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因为这是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共同记忆。
【Willy】：袁莉老师，我是来自加拿大的Willy，
前几天看到你发的帖子征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观后感，昨天，终于在家里的电视上和另一半一起看了电影，由于之前中文网络对它的关注和讨论，我是带着很沉重的心理准备去看的。但实际上电影本身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冲突，或者很主观的情绪表达。它几乎是很忠实、平静地记录下那段时间里个体的种种感受。
这恰恰是我认为电影伟大的地方。重大的历史时刻，总是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爆发与翻篇，往往是具有直觉和良知的记录者替我们记录下来。所以，无论是戛纳电影节的特别放映环节还是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与最佳导演奖项，我认为都是对“记录”这个行为的最大致敬。他们在场，他们见证，他们记录，他们讲述。同时，这样一道中国人心上的伤疤，并不需要添油加醋，只是如实地记录真实，就足够打动人心。那些隔离期间跟家人朋友通话的牵挂与强颜欢笑，那些跟防疫人员据理力争冲破障碍的愤怒与绝望，那些面对日新月异的防疫新词的困惑、迷惘、荒诞和麻木，电影没有尽说，但我们都在心里补全了。
电影里最震撼的我是有两幕。
一个是黄轩饰演的演员叶晓，在酒店门外跟里面的男主角江诚正说着话，一群警察/保安就毫无征兆地挡在他俩之间，用水马和铁链嗖的一声把整个酒店封闭了，所有人都不许外出。这一幕让我和太太都忍不住轻声叫了出来——因为这种不由分说、不透明、粗暴的执法手段，我们俩都各自经历过，我很怀疑是不是每个中国人一生里都不免要经历几次。粗暴管控人民时全能，细致服务人民时无能，这一幕是完美表达了。
另一幕，是年夜饭，被隔离在自己房间的剧组人员们通过视频电话，一起吃隔离盒饭，载歌载舞，最后甚家都跑出房门团聚，直到被看管人员严厉的斥责打断。那个音乐越欢快、人们动作和表情越夸张，我就越觉得悲凉与无奈。除了他们，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在隔离中也是如此苦中作乐的。我觉得这是当人被当作猪羊一般对待时，呈现出来的一种宣泄与表达。人是很难长久痛苦地活着的，如何在狂风中点亮自己怀里的火柴，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
我看到您帖子里的一个留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饥荒”，一开始我“噗呲”一声笑了，然后马上是巨大的悲伤，不知道该笑还是哭。是啊，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大饥荒”了，这是又一轮的对中国人欺瞒的“切尔诺贝利大泄露”，又一轮的对中国人的服从性测试。一代中国人被驯服后，又将带着委屈与不甘隐入烟尘。
【小李】：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年39岁。去年十月，我从广州来到了东京。在已经走过人生的大半岁月之际，选择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毫无亲朋的国家，很大一个推动力，就是疫情那三年。
上个月28号，我在东京的一个小电影院，看完了娄烨导演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电影院里，差不多坐了五六十人，我猜，大概都是中国人。在那段追着救护车喊妈妈的片段出现时，电影院里的不同角落里，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抽泣声，克制，但是哀伤。看完之后，真的很感谢娄烨导演，在这么黑暗高压的环境里，他一定顶住了无法想象的压力，要凭着多强的信念，才能让这部电影出现在我们面前，为那段影响了全中国人的，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医疗体系里工作的人来说，疫情三年，可能会比非医疗体系的人，更感受到这三年的荒诞。疫情初期时，不好好控制起源，却控制舆论。疫情最后，不预先准备高危人群的防护措施，跳楼式放开，这一切迷惑操作，害死了无数生命，这些冤魂，会不会一直萦绕在华夏大地上，无法安息？
每年的2月6号，我都会发朋友圈，一条纪念李文亮医生的朋友圈，这是我自己用来记住那些愤怒的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谢谢娄烨导演，谢谢不明白播客。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能，不明白。
【Hanly】：我是来自加拿大的Hanly。疫情三年，我都在中国。白纸革命第二天，我就离开上海了。这种创伤已深植骨髓，嵌入血肉。对我而言，这不是一部电影，而是刚刚过去的现实。我还未痊愈到能轻松讲述这段经历，也许这辈子都不会。
然而当我在银幕上看到那些当时以竖屏形式广泛传播、熟悉到刻骨铭心的短视频时，就完全明白娄烨导演的良苦用心——将叙事的权力还给那些真正的记录者。每一段记忆都有价值，每一个记录者都在作见证。就像在漫漫长夜里，看到远处有另一点星火，不必相识或交集，只要知道彼此存在，就会明白吾道不孤，就不会放下高举的手，不会停下记录的笔。
影片中借主角之口发出「图什么」的诘问，其实娄烨导演早已心如明镜。与中共审查缠斗这么多年，他比谁都清楚这是一部自杀性电影—-影片公之于众之日，就是自绝于中国市场之时。他明知结局，却依然义无反顾。因为他知道，有些话，即使是跨山海，吞泥沙，翻越一千座巴别塔，也是必须要说的；有些事，就算背井离乡，自断筋骨，也是一定要做的。
这部电影早已超越电影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反抗的符号。它的存在就证明每一段记忆都有价值，强权或许能暂时封住我们的口，但永远无法烧尽向往自由和公义的心。它为你我被侮辱的过去而拍，也为心怀希望含泪前行的人而拍，此时此刻它在银幕上放映着，就等同于告诉所有人：就是现在，现在就可以坚守这场看似无望的战斗。
影片里。4月8日，武汉解封。抖音里的视频拍摄者女生哭着走出家门，奔跑过空荡荡的街道，千百车辆自发鸣笛哀悼。可封控没有因此而结束，它迅速演变为借疫情之名进行政权紧缩、控制人民的工具——核酸、健康码、场所码，无时无刻不在践踏人权，侵犯隐私，监控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被封控在大楼里的剧组人员，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被困在人为制造的封锁里。他们把自己缠满灯带，打扮成发光的圣诞树，一人分饰多角演戏逗自己开心，把东西摆在地上套圈，跳起《火红的萨日朗》。欢快的音乐中，我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喷涌，因为我太清楚太清楚，这些不仅仅是自娱自乐，更是最朴素、也最磅礴的反抗。正是这些微小的力量，让你我得以在法西斯般的压迫下保卫生活，它们存在着，就是抵御自戕与宏大叙事的最有力武器。
接下来的一切仿佛按下了快进键：贵州深夜侧翻的大巴，乌鲁木齐无法逃生的烈火，青年挥起消防栓砸碎核酸亭的玻璃，群众齐力撞开封锁小区的锁链，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路标下高举的白花与白纸，全国各地高校里学生们的反抗与呐喊……
试过才知道，围住我们的铁皮只有这么薄。
剧组的人终于再次相聚，一些人回来了，一些人却永远留在了过去。这部未完成的电影也注定无法完成。静默中，大家点上蜡烛，望着摇曳的烛火，李志的《黄昏》响起——-
他用一种慈祥的姿态在高处安抚着你
他铺开巨大的过滤网层层信仰奢靡
他大义凌然地宣布要把纯淨筛留给你
过滤得只剩下了残骸还要你歌颂感激
他庞大的身躯压垮了多少初生的纯良
他曾有的灵魂矗立在远方冷漠地观望
他费力塑造的繁华成为装扮阴暗面的假象
他毁掉的美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了疯狂
你终其一生找不到理由去热爱脚下的土地
传说中这里的强大是你生命的全部意义
你所能做的只是在奔跑中保护好你自己
你想要感受到他爱你愿他别去伤害你
谢谢您的征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