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林培瑞：隔靴搔痒的中国通们

编注：今天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二届不明白节，林培瑞教授做了一场“美国为什么总是搞不懂中国”的主题分享。在分享开始前，林老师给我们发来了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帮助大家理解这场分享的背景，他在文章中谈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为何总是对中国存在误解，“洋人的中国通们”在其中犯了哪些错误？林老师这场分享的完整内容后续也会制作成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刘晓波看到外国官员访华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说一些没有水平的天真话，心里困扰。看了很久，在2006年终于写了一篇“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开头写道：

“西方人看不懂中国，由来已久。看不懂古代中国，因为帝制中国的古老和封闭，因而显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测。看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因为红色中国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天翻地覆。”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晓波应该更乐观吧？可惜也好不到哪儿去。第一，中国官僚说话圆滑，善于说漂亮谎言，告诉老外“中国坚决和平崛起”，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等等，洋人听了很喜爱，不愿去怀疑。 他们看不到中共的“多面性”和“极端的机会主义”。

到西方去念了学位回来的“海龟”们常常扮演恶劣角色。这些人在中西两个世界里都想捞好处。晓波写道：
“他们在两套语言、两套行为方式之间换来换去，让西方人搞不清他们的真面目。在私下聊天时，他们像潜伏在中共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但他们的公开言行又是标准的官方卫道士。 …脸皮都很厚，从来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话说尽而坏事作绝”。

晓波的结论是：“老外看不懂中国，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由于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那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

他分析得很尖锐。我也赞成他的看法。但我觉得不能把一切责任放在中方。九曲十八弯的文化固然在，但西洋人自身的毛病也很严重。

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西方人常常把中国视为遥远，神秘的地方，时而美化，时而妖魔化，但无论如何，肯定是跟西方不同的“另类”。在今日的世界，哪怕信息全球化了，这种潜在的“不同于我们”的前提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方励之说西洋文化看人权问题用“双重标准”是有道理的。欧洲的白人遭殃时（比如希特勒杀犹太人，普京杀乌克兰人），很多美国白人肚子里感到强烈的，直觉的反应：“不行！太丑恶！” 是一种 “自己人受害”的感觉。要是在亚洲，非洲等地，美国白人也会同情，捐钱，可是不会有那种心里发慌的反应。

日子久了，感情层面上的不同反应也会影响概念层面上的认识。人家是“另类”的概念会出现。我记得1992年苏联垮了，西方世界都欢呼“冷战结束了”，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余英时教授（世界级的大学者）问了一句：冷战“结束”了吗？在欧洲结束了。但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在谁的世界上冷战“结束”了？

双重标准也显示在美国政府找人才的问题上。1977年到1981年间，Zbigniew Brzeziński（布热津斯基）做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1997年到2001年Madeleine Albright 做了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这两个人都在苏联压迫的东欧国家（波兰和捷克）出生，亲自经历了共产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两个人本来是欧洲人，后来能做美国政府里的高级外交官。亚洲人有类似的例子吗？美国1973年与中共建立了“联络处”，1979年正式建交，但直到2018年，四十多年以后，余茂春教授到国务院去，才第一次看到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人做高级对华顾问。余从草根上了解中国社会，很快就起了关键的好作用。

美国政府等那么久才走出这一步并不是因为缺乏人才。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89年以后，许多知识丰富，脑子聪明的中国人在美国愿意帮忙：刘宾雁，苏晓康，胡平，苏绍治，阮明，陈一咨，等等许多 （包括上面提到过的余英时教授）。这几位多半儿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不给他们官方职位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政府连听都不太听他们的分析。这么大的知识资源摆在那儿不用吗？更不用提很多美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学者，如裴敏欣、吴国光、黄亚生，还有这几年陆续来美国生活、工作的顶尖中国学者如许成钢和蔡霞。蔡霞作为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她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的了解在中国之外应该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但是她来到美国之后，美国政府、智库并没有特别重视她的学识和洞见。试想，如果1970年代有一位从前苏联来美国流亡的重要学者，被苏共高调开除党籍，美国政府机构和智库又会如何对待呢？

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素。2018年余茂春到国务院以前，美国政府依靠的“中国专家”要么不会中文要么在学校学到一点但说得并不好。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微妙的领域，翻译也不是一个翻译官说几句就能弄出完全“等同”意思的过程。我六十多年在美国学界里，研究中国问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人用中文谈中国政治，美国人用英文谈中国政治，虽然“话题”是一样的可是内容很不一样。中国人（只要是在熟人之间）分析领导人的个人野心，利害关系，勾心斗角，威胁，谎言，等等。洋人说英文时，少提内部的搏斗（一是因为知道得不够，二是因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这是人家的私事”的态度）。外国人主要分析“中国”（在这儿“中国”的意思是中南海的决策者）在国际棋盘上怎么摆弄筹码。美中的这两种话语不只是题目不同。话语规则与概念内容也不一样。

刘晓波说中国官僚的华丽语言的目标是捍卫国家的利益。 是的，可是在国家利益更深的一层上，捍卫的是共产党的利益，甚至中共领导班子里面的某一个人的利益；而再往下的一层，常常是说话的官员的个人利益。但洋人听起来，只听表层，不知道下面还有两三个层面的意思。

举个例子。 这是方励之在“自传“里讲的一个故事。1989年6月4号的大屠杀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方和妻子李淑娴在美国大使馆里避难时，美国大使李洁明 (James Lilley) 收到了电话。方写道 ：

国家教委副主任藤腾召见美国大使，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学生在美滞留。抗议完毕后，大使回到官邸。还不到一个小时，大使又接到藤腾秘书的电话。但其目的与一个小时前正相反，是恳求大使帮忙为藤腾夫人得到美国签证，即恳请大使容许这位官员的太太也去美国滞留。原来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已全部在美国享受着“容许滞留”的待遇。

李洁明在听藤腾的严词抗议时，根本没感觉到藤的话语可能有“九曲十八弯”（刘晓波语）。

东西方掌握彼此语言的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理由不难理解，是跟两百年来的科技发展不平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中国要“现代化”，非学洋人的语言不可。西洋人没有对应的需要，不那么想学东方语言。结果，到了今天会说流利的英语的中国人比起能说流利的中国话的西洋人，比例是好几千比一。今日的中国有“海龟”，美国没有对应的人才。美国人习惯把英语视为世界的通用语言以后，更觉得不必学外语，觉得政府的“中国专家”中文不好没有关系，也觉得在外交上，不派精通中文的美国代表到中国去也很自然。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二任处长是乔治布什 (George H.W. Bush), 1974年去北京的时候一句华语不会，待了一年多，但居然认为他能够跟邓小平建立“老朋友”关系，而且是很坚固的关系：六四屠杀几天之后，布什（秘密地）派代表到北京跟“老朋友”邓小平保持联系。这是布什天真吗？还是自大？ 恐怕都是，但无论如何，也恐怕是跟布什完全不会中文有关系。完全依靠翻译建立“老朋友”关系，自然很难发掘“九曲十八弯”的存在。

余茂春到国务院做顾问的前一年，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到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负责对华政策，跟余茂春一样起了很好的作用。美国政府开始把“中共”与“中国”之间做区别，大体上要归功于博明与余茂春两位。博明的一个特点是中文好。他是美国政府与中共建交以来第一次请了中文好的洋人做顾问。

四十年来，美国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专门学科，叫“中国专家”。这个名称指的不是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学术。指的是“中美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专家”。这个学科里的人最向往的目标，不是出书，发表论文，或教学生，而是做政府顾问。在自己的校园里提供建议是第一步，但最成功的标志是被邀请到华府去工作。出去了几年回到本校以后摆出一种“镀了金”的态度，好像去了华盛顿是一种学术上的大资格。

做“御用学者”成为目标以后，学术标准就会受委屈。学界的基本使命是发现真理，学者的责任是尽量说真话。但“中国专家”这个学科里的学者，除了参考“真/假”的标准以外，还常常用一个“华府会怎么看我这句话？”的标准。会觉得我太悲观吗？太极端？等等。专家们决定说不说一句话，参考的常常不只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而是其他的专家们怎么说？目的是把自己的看法处在一个别人会觉得“合理”的位置。一个人的话应该有特点，可是不要太有特点，否则华府可能会见怪。这样一来，“真或假”不再是唯一的重要标准了。

商业上的考量也发挥了作用。前些年中国在发生“经济奇迹”的时候，研究经济的洋人专家能够很细致地分析进出口的数字，投资的趋向，货币汇率，等等，但从来不给你分析中国最庞大的，摆在面前的经济事实：国际资本和中共的控制系统联手剥削两三亿中国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别提！人家不要我们提！装看不见，只管继续说中国“奇迹”是因为某些细节里有什么什么妙不可言的地方。

并且，专家们的话语参照系常常是美国文化。做比喻时，喜欢提到美国的流行歌曲或棒球队等等，似乎专家们心目中的听众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汉学家，是不懂中国的美国人。问题是，拿美国文化做参照系容易引起概念上的误解。比如，美国和中国的司法措施采取一些同样的名称，但在具体的运作上，“辩护律师” 和defense attorney， “审判员” 和judge的角色很不一样。甚至 leader 这么常用的字也能引起误会。在英语里，leader的含义是“跟随者自愿跟随”，但在中共的语言里，“领导” 的含义是“跟随者非跟不可，不跟就麻烦”。说的是华语的话，没有概念混淆的问题。但“中国专家”们说的是英文。 把“领导”说成leader，在概念上误导了英文听众，专家自己也常常意识不到其中的差异。

这种危险我叫做 “mirroring mistake”（照镜子错误）。专家们即便不理解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依然不妨碍他们套上西洋的运作框架，然后继续分析下去。从个别字的层面（“leader” 与 “领导”之类）一直到大规模的分析，都能找到例子。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一个“农业协定”规定了WTO国家的农业补贴不能超过一定的水准。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代表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很得意地宣布：中国同意把农业补贴减到8.5%以下。佐利克不知道的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剥削农民的。向来是农民补贴国家，不是国家补贴农民。（没有农业补贴，何谈加减？）这位专家不明白的这段儿中国历史，用镜子把他知识的空白给填补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专家们”的脑子迟钝。他们有的人非常聪明，在自己的领域里也很精通。记得70年代初我在哈佛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专家用英语演讲，题目是中共在文革时期的政治。讲完后有人问, “What do you think of Wang Li?” 这位专家回答说, “Which Wang Li? I know six of them” ，然后稍微说了六个Wang Li是谁。很可观！那时没有Google, 这位专家也不参考笔记。记忆力强是不能否认的。但他讲述的是一种横向的维度，与百科全书类似。你要求他往深了讲，给出纵向维度的分析，就会失望。比如问他可否把胡乔木的世界观与曹雪芹的世界观稍微作比较，他肯定不会。胡乔木他大概会有印象（尤其是你把汉语拼音 Hu Qiaomu 写出来），但曹雪芹这个名字我估计他不会有印象。

中国官僚名义上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常常追求个人利益（前述的教委副主任藤腾为例）。美国的“中国专家”有类似的问题。在政府里的外交界或贸易界工作几年，然后出来在“咨询”公司里把美国商人介绍给中共的高级官员，赚大钱。这不是秘密的途径，是众所周知的“旋转门”。带路的先例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基辛格与同事”咨询公司。基先生挣钱的数字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比方说，下面的事实：

9/11 发生以后，美国国会的“9/11委员会”邀请了基辛格。开始前，委员会每个成员必须公开自己的咨询客户名单。基辛格介绍过很多大公司到中国去，客户名单肯定很可观，但他拒绝透露，因此也拒绝参加9/11委员会。然而，他并不放弃“中国通”的标签。2011年他出了一本624页的大书，名字叫“On China”(论中国)。他还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居然能给美国老百姓“论中国”。而且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国也是畅销书，显然符合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口味，豆瓣评分打了9分，《人民日报》发了文章颂扬，说基博士的书“充满着政治和外交智慧。”

所以呢，晓波兄，你说得对：洋人“中国通”们看不懂中国官僚。这里面，中国官僚有责任，可是洋人的中国通们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