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70 从上海到华盛顿:季风书园与中国公民社会的覆灭与新生(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1:17 上海季风书园被迫关闭前的漫长告别、对抗和冲突
07:12 为什么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容不下一间书店的存在?
08:18 于淼的闭店演讲:巨大伤疤里的无知和荒谬
12:03 失去国内活动空间、于淼赴美留学、妻子回国探亲被边控
17:00 在美国重开季风的动力源自哪里?
20:22 为什么是华盛顿?
24:29 过去一年,于淼印象深刻的读者
28:30 揭秘过去一年最畅销的五本书!
31:59 书店的财务与经营状况
35:41 已经做了80多场活动!接下来还有华语影展
43:08 来自上海的照片和读者留言装饰了DC季风:怀旧还是新生?
47:46 于淼心目中的“跨越伤疤”时刻是什么样的?
48:58 嘉宾推荐书与电影
53:10 上海季风的最后两日,全场合唱《友谊地久天长》

[00:00:03]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去年9月,季风书园在华盛顿开业,唤醒了许多人对上海季风的记忆。成立于1997年的季风曾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独立书店之一,巅峰时有八家店。2018年,季风在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被迫关闭。这家书店20年的起伏,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命运。如今,季风书园在华盛顿开业已经1年,在热闹的讲座、络绎不绝的媒体采访和拥挤的人潮背后,它的经营状况究竟如何?海外离散群体真的能托起一家独立书店吗?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家书店新生后的命运?我们请华盛顿季风书园的创办人于淼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从上海到美国的历程。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的时代,坚持做一家中文书店为何如此重要?这期节目我们做成了视频,包含很多季风提供的视频、图片和音乐,欢迎播客听众到YouTube上观看这期节目。于淼您好!

[00:01:17] 于淼: 袁莉,你好。

[00:01:19] 袁莉: 2017年季风书园的房东上海图书馆不再续租。你还记得等待关店的那两百多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你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做一个漫长的告别?

[00:01:36] 于淼: 那段记忆对我来说刻骨铭心,所以我有时候都不忍心去回顾,因为它会带着痛。当时200多天告别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对抗性,一种冲突感。时每天都存在着冲突感,会有各个部门来到店里来找你的麻烦。比如说,会有文化执法大队到书店来,看到有一些我们免费赠送的佛教的宣传小手册,然后他认定是非法印刷品,进行罚款。我们二十周年印了一本特刊送给讲者和一些会员,也被认定为非法印刷品,也是罚款。

除了这个部门,还有工商,还有税务,一直上门。税务局长上门前打电话说:“你们老板在不在?我想上门和他谈谈非税务的问题。”我就很奇怪,你一个税务局长,你和我谈什么非税务的问题?我说我不在,我没有时间。当然还有公安三天两头会出现。一谈也是三四个小时,也有派出所的人连续两周每天上我们家去敲房门。所以就是每天的冲突感特别强。

再一个感觉就是不确定性,因为我今天上班去书店,我真的不确定今天会发生什么。是不是晚上还能回家,我都不确定。所以说开车上班的时候,看着旁边车水马龙,或者有时候我在午休的时候走出地铁站,走在地面上,看着旁边川流不息的人流,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和我是保持距离的,或者说我是在这个世界之外。他们是正常的存在,而我们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这种感觉感觉非常真切,到现在也很真切。

当时为什么选择200天的告别呢?是因为我们碰巧在2017年初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上海图书馆租给我们的书店的房子,在2018年一月底租约到期的时候将会收回,不再续租。理由是国有资产回收。当然,这个理由我们也不相信。我有得到了其他一些朋友传递来的一些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信息。说这是上海市政府的决定,给我们的定性,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一个是颜色革命的堡垒,肯定是要拔除的。虽然很可靠的朋友的传话,我们当然也不想以此为准自我裁定我们的命运。后来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市委书记韩正。通过公开的邮箱寄信过去。过了一个礼拜,公安就找到了我说:信现在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代表权威来和你谈。场谈话持续了四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图穷匕见。所有他们认定的所谓的季风的罪状,他们也和盘托出。这时我心里才知道,原来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局面了。

[00:05:27] 袁莉: 他们当时有威胁你吗?说你不关门会发生什么?

[00:05:33] 于淼: 他们说你不要再去挣扎,也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你就接受这样一个决定,静悄悄地让书店关闭就好了。如果你们再有其他声音,他的意思是下次见面就会更加剧烈。

[00:05:54] 袁莉: 那一般的中国人听了就会悄悄地关门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把最后的这283天,搞得这么声势浩大,要这么对抗?

[00:06:13] 于淼: 这是我们在当时已知所有的情况之下,做出了一个我们认为最正当的一个决定,就是既然有283天。他没有立即让我关门,还有283天。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仅有的283天了,那我们当然想传递我们的一种——不能说价值观吧——传递我们的一种信念,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而且,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优雅的告别,因为对书店来说,它的武器不是冲撞和吼叫,而是书里自然流淌出的知识、思想和美感。我们希望体现的是一种有尊严的公共文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想,就让这200多天做一个优雅的告别吧。优雅不是退让,温和也会有力量。

[00:07:12] 袁莉: 上海图书馆不续租当然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一个这么强大的政府不能容忍一个书店的存在,这个书店针对它构成什么威胁吗?

[00:07:30] 于淼: 我觉着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它肯定希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控制思想,这样对政权来说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这符合逻辑。如果它想以权力保护与权力自保为核心的话,它就要消除一切的文化隐患,一切有可能会活跃思想、挑动思想文化隐患,那是它们必然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理解他们在做他们该做的事。而我们呢,作为一些不希望被碾压的个体,也在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

[00:09:07] 袁莉: 你在季风关门前做了一个演说,你说:“这是季风书店的最后一刻,它留下了一个伤疤,伤疤里是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无法逾越,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你指的这个“无知和荒谬”是什么?

[00:09:31] 于淼: 无知和荒谬是我们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我们在努力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正当的事情。我们希望把我们当下做的每件事和一个更好的未来能够连接起来。我们希望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能感受到一种改变社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正当的权利。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看到的不是一种改善社会的可能性,而是恰恰相反,是一堵高墙。所以我觉得这很荒谬。

另外,我们希望保留并且发展这样一个被读者所信任的品牌。但最后我们就却只能无奈地看着季风书园的卷帘门慢慢地被拉下。所以这也是一种荒谬。我觉着惧怕人的思想,惧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就是代表一种无知和胆怯。

[00:10:31] 袁莉: 那个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挺有意思,你拿着一个探测器,测出他们在书店里还装了窃听器。我觉得好有意思,一个书店里能听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听。

[00:10:49] 于淼: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标准流程作业吧。所有的部署都要上到位。尽管他们也知道他听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些家常里短,书店的日常经营。但是有一点他们很有效,当我们知道这个书店在上海图书馆必然要关闭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去其他的地方找新的店址。我们在上海每一个区都去找了。一个区、两个区、三个区,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今天找到一个比较有意向的房东,第二天警察,或者电话就去了,给他警告说不可以和季风书店合作。房东就没办法,有的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实情,有的就随便编一个理由。所以我们第一天上门,当天就被知悉这件事,其实就意味着他对我们的各种信息掌握的非常清楚。不瞒你说,那段时间我们到饭店里包厢吃饭,都先拿那个仪器测一下。

[00:12:03] 袁莉: 太滑稽了,真的。我看着那个镜头,觉得滑稽得不得了。在上海季风书园关闭后,2019年你为什么决定来美国呢?

[00:12:17] 于淼: 因为书店被关闭以后,我们其实很想做一些善后工作:有一些给各个出版社的应付款,还有员工的遣散费。所以在1月31号关店之后,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容身之所,去处理后续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好心的校友,他提供了他在一个工业园区的家居生活馆,他把其中一个角到我们,我们堆了一些库存的书,然后放了办公桌,有两三个人要处理一些财务的后续事情。但第二天警察就上门了,之后每天上午来一次,下午来一次,而且给我的同学不断施压。后来我们也就坚持了一个礼拜,只能再次搬走。这是一个后续的事情。

再一个,因为书店的这个事情,我也被列上了一个所谓的黑名单,我不可以再从事任何的商业行为。如果我去工商局说我要注册公司,或者说我是股东、是董事、董事长要签字,都不可以,都无效。当时工商就说,你唯一签字有效的就是签字说:我退出季风书园的董事长的位置。这个签名我们认,其他的都不认。

[00:13:45] 袁莉: 他们就明着跟你这么说。

[00:13:47] 于淼: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在国内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我在那待着可能也会给其他人带去一些风险。更主要的,因为书店关张这200多天,我确实也心力交瘁。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后来我就和所有的学生一样,去考托福,考GRE,然后去递交申请书,然后也确实收到了几所大学的offer。我就很高兴地选择了华盛顿DC的一所大学。专业正好是政治学。后来我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一般人申请美国签证被问两个问题,一分钟就OK或不OK了。我在那儿足足被盘问了四十分钟,因为他们想不通,一个中年人为什么出去读书。

[00:14:40] 袁莉: 你四十七岁了。

[00:14:42] 于淼: 对。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就到美国,到华盛顿DC,然后读了一个研究生。

[00:14:49] 袁莉: 你就全家都搬到了美国来。然后你的妻子小芳2011年回国探亲的时候,却被作为人质被边控,回不了美国了。她回去看父母,然后就出不来了。当时还有很多国际媒体报道,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非要逼你回国呢?

[00:15:14] 于淼: 对了,那是2022年,我太太一月初回国照顾妈妈,8月1号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和我们团聚。当时我和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后来她被告知限制出境。唯一的条件就是需要换我回去接受调查才能放她出境。

为什么兴师动众地让我回去,我也说不好,因为他们三天两头找我太太问话,也会让我太太传递一些话给我,然后再从我这得到一些回应。他们拒绝和我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我太太传声。按照他们表达的意思,他们指控我在美国这边用笔名发表一些政治评论文章,批评中国政治和政治领导人、评论俄乌战争。他们手上的证据是他们在美国获取了上传这几篇文章的IP地址,同时也获取了我美国家里的IP地址,他们认为这两个地址是一致的,所以必然有关联。但是因为这些信息和获取的方式是在美国,肯定是不能放在桌面上去谈的。在人家国家在搞这些信息收集,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希望我回去,然后落实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个案子才能办成。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费周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00:17:00] 袁莉: 那你在季风最后一天的演讲中说:这是季风的最后一刻,也是我气力用尽的最后一刻。但是仅仅6年后,你就在去年2024年9月在美国重开了季风,你的气力或者说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00:17:20] 于淼: 我觉着分两方面。一个是被动的动力,一个是积极的、主动的动力。消极的动力,是因为没有其他选项,我不能按照原来的计划回国,要呆在这儿。呆在这儿,我就需要以某种方式迅速的熟悉这样一个环境,迅速和当地的社群产生一种互动,而不只是一个陌生社会的旁观者或者边缘人。这是促使我重开书店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做我擅长的事,开个书店可能是最有效的和社会产生互动的一种方式,也是拓展社交圈的一种方式。

积极的动力,就是我仍然认为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情有可能和一个未来更好的明天、更好的社会相关联的。而这种想象或者说自我赋予的意义,就是一直支撑我的一大动力。

[00:18:28] 袁莉: 大家都知道,开书店在这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一个事情。读书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有多少书店都已经都关门了。实际上23年你想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过。你提起来的时候,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特别振奋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做这个事情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00:19:09] 于淼: 2012年,我从严搏非老师手上接手季风书园的时候,我就没有认为书店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当时接手并且花了这么多气力经营书店,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公共空间,凝聚人和思想。我觉得这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愉悦的事情。

至于钱怎么办?比如说在上海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得到很多读者的回应,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也愿意支持。所以我总能一段时间之后就拉到一些朋友投一些钱过来,因为经营一家书店也用不了太多钱,大家凑一凑就好了。所以基于这种方式,我在DC也同样没有把书店作为一个营利的途径,这是不现实的,是非理性的。所以一开始注册的时候,我就把它注册成一个非盈利机构。我脑海当中想象的也是希望把它的公共性做到最强,然后通过社会的支持,通过读者的呼应找到财务上的解决之道。

[00:20:23] 袁莉: 那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望。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你有勇气一口气签下了10年的合约,就是你书店现在在华盛顿市中心的Dupont Circle,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段签了10年,你是真的下了决心要把它一直做下去。

[00:20:54] 于淼: 对,当时签了10年也是在一种对比下的决定。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在纽约开第一家店的。我看中的是纽约曼哈顿,因为我希望这家书店能够有影响力,能够很容易被看到,曼哈顿是最好的一个地区。我托了商业中介去询价,他找了一些选择给我,但一个是面积太大,一个是单价太高。所以我在想,尽管这件事我很有兴趣去做,但如果一开始就背负这么大的压力的话,我可能根本走不远,或者会非常累。

后来我又把视线再转回到DC,就是我生活的这样一个区域。正好Dupont Circle当地历史最久的一家有50年历史的书店隔壁就有个空的地方。那个空的地方的面积也不大,但里面装修很整齐。因为这个面积、以及单价和纽约的面积单价的对比,这个价差一下子就显出巨大的不同。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哇,真好!而且那个房东还给我打了些折。房东说:我在Dupont Circle拥有20多个物业,这个地方与其让给一家餐饮,我觉得让给一家书店更有意义,也算增加Dupont Circle的丰富度和多元度,他就很乐意给我打个折。所以我当时很满意,很愉快的签了10年。

[00:22:32] 袁莉: 哇,现在已经开业一年了,是吧?是不是24年9月1号开的?

[00:22:40] 于淼: 对,9月1号。

[00:22:41] 袁莉: 开了一年了。美国这边的读者和以前在国内的读者有什么区别吗?你能不能说一下过去一年卖的最好的书前五名是什么?这些书的销售背后折射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者读者心理的趋向呢?

[00:23:02] 于淼: 我觉得美国的读者比上海的读者当然更加多元。上海的主要就是上海当地的读者,也有些外地的。但这边是天南海北都有。每天进店来的有一些华人,住在周围的华人不多。很多都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从纽约、北卡,甚至西岸,甚至从国外,从欧洲过来。他们是慕名过来的。他们看了新闻说上海的季风书园在这重生了。他们就很有兴趣把它放入自己的一个日程表当中,一旦有机会就会到书店来买本书,和我们聊聊天,讲讲他们自己以前和书店的缘分。

当地的非华裔的读者是另外一种现象。他们中当然有一些是从新闻当中看到了季风书店的消息,对这样一个亚洲风格的书店感兴趣就来了。还有很多是路过Dupont Circle,看到一家新的书店,就习惯性的走进来,然后找一本书两本书买,一个是他有兴趣的书,再一个就是他在其他书店找不到的书。

第三,我觉得他们是习惯性的对一家小书店表达支持。而且他们也有阅读的习惯,你看Dupont Circle的草坪上每天都坐着这么多人,大多数都是拿本书在读书。

[00:24:29] 袁莉: 那过去一年有哪些让你非常触动的时刻?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客人的故事呢?

[00:24:37] 于淼: 有特别多。你知道,书店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那儿,就有不同的人进来。

[00:24:44] 袁莉: 你不知道谁会进来。

[00:24:45] 于淼: 对,不知道谁会进来,也不知道他会带着什么样的故事进来。所以每天都充满着惊喜。我印象最深的,比如说我开业第一天,当天晚上就接到一个电话,我根本不认识打来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今天去到你的店,看到整个开张的情况,表达了很大的支持,然后他就说,我自己有50年的藏书,透过拍摄视频,我看到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图书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哎呀,我太惊喜了。我很快就去到那边现场看了一下,它就有八、九千册书,一半英文,一半中文。很多的中文书都是一九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大陆出版,台湾出版的珍稀书。这位先生也是个写文章、写书的,同时他也开餐馆。然后他就全部都捐了,一分钱不要。

[00:25:57] 袁莉: 捐给你们了。

[00:25:58] 于淼: 全部都捐给我书店了。所以本来我书店的地下室想办餐饮。咖啡和茶之类的。当然一方面许可证也没拿到。同时也有这些书,我说:算了,不办餐饮了,太麻烦了,就陈列二手书吧。嗯,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支持。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书店开张没多久,有一对白人的男女到书店买中文书,他们都读得懂中文字,然后他们跟我说:我们俩是开张的那天在书店第一次认识的,然后现在我们在约会,然后约定每个月有一次的约会地点就放在书店,所以他们每个月来买书。这是个浪漫的故事。但是浪漫往往不一定长久,所以四个月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再见到他们。

[00:27:04] 袁莉: 可能分手了。

[00:27:06] 于淼: 也可能结婚了。

[00:27:10] 袁莉: 也许搬走了,但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们书店都可以是一个情景喜剧的背景,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

[00:27:21] 于淼: 对的。有上海的读者过来,一个女孩就抱着他爸爸肩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后来问她怎么了,她就说以前我小时候就经常去上海的书店,现在又到这儿来,她就遏制不住那种情感,可能也有乡愁在里面。

[00:27:41] 袁莉: 你能稍微再介绍一下,大家如果进你们的书店,能买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书。

[00:27:51] 于淼: 我们和上海书店的不同在于,我们有很多的台湾和香港出版的书,另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还在美国当地采购、精选了很多英文书。但这些英文书都是和中国、和亚洲研究相关,或者是亚裔作家写的作品。这部分和中国、亚洲相关的英文书很受欢迎。他们确实在其他任何一家书店找不到。你知道,这周围有很多的智库,它有一些中国研究的项目。周围也有一些大学,有四所大学。这些大学里面都有东亚专业,所以他们对这些书有一些需求,也有兴趣。

[00:28:30] 袁莉: 过去一年,你们销量前五名是什么书吗?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00:28:41] 于淼: 卖的最好的几本书当中,不说具体的排名先后,一本是《制度基因》,许成钢老师的书。《制度基因》中文版是在台湾出版的。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可能也应对不足,不知道这个书一下子怎么会这么畅销,所以它每次的印量都很有限,我进一批货之后就中断,要再等一段时间再进第二批货。所以我觉得它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饥饿营销。所以只要书到、读者看到了,或者在我们的网店上看到了,立马就买,动销特别快。

现在《制度基因》的英文版也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是供货有问题,我定了五十本书,但是只到了十二本书,其他书都还在印厂。

还有一本书就是《不明白》。我不是恭维你,你那本书确实很受欢迎。

[00:29:46] 袁莉: 我还挺吃惊。《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走到了这里》我们两周年时候出的。

[00:29:52] 于淼: 去年,我记得非常快的速度,我们就卖了100本书。

[00:29:57] 袁莉: 对你们书店还真的还算不错,是吗?

[00:30:00] 于淼: 算很好了,同一种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也就两个月卖掉100本书,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量了。

[00:30:10] 袁莉: 太好了,好高兴。

[00:30:11] 于淼: 谢谢你给我们做出的贡献。

[00:30:13] 袁莉: 谢谢!谢谢。真的没有想到。

[00:30:18] 于淼: 还有有一本,我记得是叫Remembering Shanghai,上海记忆。它是写了他们一个家族五代人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从清末,经历义和团,然后就是辛亥,然后抗日,一直写到49年。这本书很受欢迎,而且它的封面设计也很漂亮,很优雅。

还有一本书是记者Emily Feng写的,叫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如果翻译成中文,是《只让红花绽放》。她的话题也很让人感兴趣,因为她在国内做了很多年记者,记录了很多不同的人群在权力下的一种挣扎和反抗:包括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香港的抗争一代,包括内蒙古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要维系他的母语,而不得不面临着一种痛苦的选择。因为她讲了将近二十个人不同的故事,就像一个个的剪影一样,让大家对当代中国有一些更直观的了解。这个卖的也很好。

还有本书其实是童书。我们这儿好多人过来找中英文双语的童书,可能是华人移民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接触一些中文。这本书叫Who’s in the Garden,《谁在花园里?》卖的也很好。基本上带着孩子或者是找童书的人都会买。

[00:31:59] 袁莉: 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们来说一下书店的经营状况吧。

[00:32:04] 于淼: 好,我就不说具体数字,说说比例吧。我们的房租,大概占我们每个月销售额,不是利润,是销售额的30%左右。

[00:32:20] 袁莉: 哇,就房租一项。

[00:32:22] 于淼: 我们的人工呢占35%左右。进书的成本大概占到销售额的55%左右。所以这三项加起来,肯定是入不敷出的。30%、35%、再加55%,差不多120%。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它的杂费。这种情况下,我和我太太是一分钱工资也不拿的。

[00:33:06] 袁莉: 然后一周工作六天,没日没夜。说句实话,我觉得不太好听,但我真觉得你和小芳开书店这一年,老了,真的。我上次去华盛顿,我一看你们两个人,我都有点心酸。你接着说吧,你们是不拿工资的。

[00:33:32] 于淼: 憔悴了,因为我们每天要参与很多琐碎的事情,这个不去说它了。

刚才我们说了财务状况,财务的压力就在那,是客观存在的,但我没有感到太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我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信心。我看到两种可能性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让我盈亏平衡。一种是我们现在除了在店内销售,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我们有一个网店,全美国甚至日本都能邮寄,这得益于我们店里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我们的店长。他动了很多脑筋,把我们所有的书的品种上到了网上,又花了很多心血。这一块,我期待它将来能够产生,和线下店同样的销售额,这样就意味着我的销售额可以翻倍。

还有一个乐观的来源,毕竟我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且我们又做了很多大家很认可、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能收到的公共捐款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这样那样的支持,资源的支持也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对此持有乐观的态度。我有信心。

[00:35:02] 袁莉: 我上次在不明白节上还说,你们这么辛苦的做,然后还赔着钱。你们两个人整天工作,也没有工资,你们的生活费是从哪里来呢?这样真的可持续吗?还有就是你们在发展会员,是不是?

[00:35:23] 于淼: 对。我们在发展的月捐会员有两种,一种是每个月捐29美元,一种捐99美元一个月。当然,现在加入的会员并不是很多,大概也就几十个吧。

[00:35:41] 袁莉: 季风是一个书店,但是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00:35:49] 于淼: 对对对,你看,这一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八十多场活动了,而且我们的活动很多元,比如说我们请的嘉宾有大陆来的学者,当然这个比例会少一点,一个是他们来的机会少,再一个来季风讲座还是有顾虑的,就像以前上海季风他们去讲座有顾虑,这个顾虑也传承到这了。当然还有就是他们确实会碰到阻力。

[00:36:21] 袁莉: 会接到电话。

[00:36:23] 于淼: 会接到电话。除了大陆的学者,我们还有在地的学者,美国的学者,正好来开会的英国学者,或者还有就是香港、台湾来开会或者旅行的学者。除了学者,还有记者。很多记者都写书,文笔非常好,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特别受欢迎。还有一些,比如我们请的还有很有名的厨师。一个在美国黑白厨师大赛获奖的韩国厨师,特别受欢迎。他那个报名挂出去不到半小时就被他的粉丝一抢而空,我们也觉得很幸运。我们去年开张第一个月请来的三位嘉宾,我们当时非常恐慌,也跟你说过,我们怕请不来嘉宾,因为谁会来一个新开张的小小的书店呢?结果最后来的三位:裴敏欣老师,吴国光老师,还有哈金,都在各自领域相当有影响力,也都有他们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哈金老师,他在波士顿住,坐火车过来八个小时。

[00:37:34] 袁莉: 还不是波士顿,是在波士顿外面很远的地方。他特别特别的好。

[00:37:41] 于淼: 对,然后他过来,我说我帮你承担来回的路费和宾馆,他说:“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来就是对你的书店,对季风的一个支持。”结果我最后送他去火车站的时候,看到他拉着那个行李箱,是一个很陈旧的行李箱,我真的很感动。

[00:37:57] 袁莉: 他是一个特别纯朴的人,特别特别好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他。季风在华盛顿,我觉得华盛顿周围的人真的是有福了。那你再说一下,你们最近还在做一个独立影展,你已经那么累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呢?

[00:38:17] 于淼: 对,做独立影展,一方面是以前在上海书店,每两周会播放国内的草根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影片,因为他们的影片拿不到许可证,没法在影院播映,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播映场所。我们也很愿意和这些非常淳朴的、有才华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做一些交往,给他们呈现他们的作品。但到2017年三月份这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当时出了一个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

[00:38:56] 袁莉: 电影产业促进法就是电影产业扼杀法。

[00:39:02] 于淼: 它规定没有许可证的影片,第一不能拍,第二不能放,第三不能去国外参展,基本上这条路就斩断了。而这次正好在DC周边有两位也非常有才华的,以前在国内也间接有渊源的导演,他们有办一个华语影展的想法,和我一不谋而合,或者说一拍即合。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这个传统,我对这个群体又有着极强的好感,而且我一直觉着我们的独立书店和独立纪录片,不管是书还是影像作品,同样都能直击真相,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说那我们就来做吧。

这次我们一个海报上面是一个碎的、破的砖头,其实就是一个隐喻:目前国内的独立纪录片或独立影像已经只剩下残垣碎瓦了,很多人已经改行了,或者很多人改去做商业片了,因为原有的土壤不存在了。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些创作者还在创作,还在坚守,还在用镜头呈现社会各个不同的侧面。我们希望在废墟之上看到有人还在建设,废墟之上还连接着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就定了真实的边界,呈现在这样一个快速流动世界当中的个体的身份和记忆。

[00:40:39] 袁莉: 是不是这个周末开始?

[00:40:41] 于淼: 对。我们这个周末,9月20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开幕。开幕影片是放映王男栿导演的《同呼吸》,它是从中美两个角度讲疫情初期的各自的处理方式,其实也是表达一种权力、恐惧和真实之间的张力。片子特别好。我们现在尽全力在推广这个影展。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并且去购票。现在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担心,因为我们这次合作的两所大学、十场放映。有六场在乔治城大学,四场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场地,其实我们本来只要50到100个人就好了,压力不要太大,但他们给了我们三百多人的大场地。我们很惶恐,万一现场只坐了少数一些人呢?感觉心里很……

[00:41:40] 袁莉: 那也没什么呀。我觉得第一个是呼吁在DC的人,大家都去。我看了一下,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一个线下活动,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去的人不多又怎么样?办一个活动也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工程,我看着都觉得:哇,太能折腾了。

[00:42:12] 于淼: 我们小芳也是。从早到晚写邮件,写邀请邮件,改海报,整理文案,找志愿者。因为这次参加的所有的参展方都是非盈利机构,又是和两所大学合作,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学生更多的参与。这次的影片特别好,它不光有大陆的影像创作者,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他们的用影像去表达边界下的个体生命感,特别好。不容错过。哈哈。

[00:42:44] 袁莉: 对,你在书店的墙上贴了很多照片,还有读者留言,比如说我看到有梁文道、何伟Peter Hasler,还有秦晖很多很多人,我只是随便说了几个名字。还有读者的留言,特别特别多,有一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你能讲一讲这些照片和这个留言墙的来历吗?他们有多少是从上海季风带过来的?有多少是这一年新增的?你怎么决定哪些放,哪些不放?也许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在你的心里,华盛顿的季风是对上海季风的怀旧,还是一次新生呢?

[00:43:36] 于淼: 对的,你观察很细,我们墙上确实挂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全都是从以前的上海装裱好之后运过来。它们甚至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店内,除了书之外的唯一的装饰。因为这些照片就像一个连接一样,把我们DC和上海连在一起,把当下和几年前甚至20年前的老季风连在一起。里面这些讲者和我们现在的讲者和读者,我们也希望能够连起来。

为什么选择这些呢?我没有刻意地选择,只是一些简单的标准,比如说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季风书店,有的来自陕西南路店,老的季风书园里办的一些讲座,包括梁文道那一期就是在这里。还有是后来搬到上海图书馆店里做的讲座,包括其他一些讲者。除了这个标准之外,我希望它们也能代表不同的地区,有大陆的,比如说秦晖啊,鲍刚生。然后有台湾的,比如孙隆基。有香港的,包括周宝松,梁文道。还有美国的,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也在我们的讲座。所以我希望通过它们,一个展示不同的时间,一个展示不同的所代表的地区。这是照片墙。每次看到它还是特别温暖。

当然同样很温暖的就是那个留言墙。留言墙是一扇大的玻璃。玻璃上我们写了很多有趣的诗句,上面是我们贴的一张张的明信片,也是从以前上海带过来的。在最后关店门的283天里,我们在一进店的门口竖了一个大的玻璃幕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倒计时的牌子,倒计时的数字每天不断的变小。而那个透明的玻璃幕墙前面放了很多留言条,读者就会写留言。一开始没有留言的时候,你站在入口,可以通过玻璃幕墙看到店内的一切,而读者的留言,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贴上去,慢慢地就把所有的视线都遮住了。这时候你站在店门口就看不到店内的景象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逐渐谢幕的过程。

当时有很多的留言,我们裱起来收藏好,这次带过来一小部分,就贴在了玻璃上。我们本来想,当时倒计时的时候是让大家一张张贴上去的,这次新店开幕是不是让这里的读者一张张的揭下来,看到背后我们写的那些诗句。但后来我们不舍得揭下来,因为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你看到那些很真诚的文字,所以我不舍得。我店里的其他同事也不舍得,上海的以前的同事也不舍得,后来我们就一直让它保留在这儿,依然保留着,每天都可以看到它,感受到那种温暖。

[00:46:49] 袁莉: 那你说是一种怀旧呢,还是一次新生呢?

[00:46:52] 于淼: 我觉得是一种新生。尽管我刚才说的这些有怀旧的元素在,但我内心当中还是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新生。因为你知道怀旧是我想努力回避的一点。因为每当怀旧的时候,你能看到之前的那些无奈,那些挣扎,那些痛。它是有痛的,而且这个痛没有过去,现在仍然有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而且更强的是对故乡的那种牵挂,牵挂亲友的一种牵挂。所以这些事情,这种感觉,我把它埋在心底,盖了层东西,一般不去触及它,所以我更希望这次的书店就是一种新生,我就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去看待它的未来。

[00:47:44] 袁莉: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2018年在上海关店的时候,你说这个伤疤无法愈合,只能超越,你觉得你现在跨越了那个伤疤吗?

[00:48:07] 于淼: 我现在还真的没有跨越,还是没有。对,我只是另辟蹊径而已。我觉得什么叫跨越呢?就是当时形成伤疤的那些内因被消除了,那是真正的跨越。现在那些内因仍然存在,甚至有些阴影,即使我到这边来,都如影随形,我怎么可能去跨越?我说跨越,那就是一种自嘲了。所以我还是期待未来能够跨越的那一刻,而且是原地跨越的那一刻。

[00:48:44] 袁莉: 就是把季风开回上海,是这意思吗?

[00:48:47] 于淼: 季风和我都回上海!(笑)

[00:48:52] 袁莉: 这个挺好的,我想就在这结束了算了。

[00:48:56] 于淼: 好的好的。

[00:48:58] 袁莉: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影视作品,我都忘了通知你这个书店老板了,你这一年有没有读过的特别喜欢的书?

[00:49:11] 于淼: 你等一下,看这本书。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这本书是我前天刚收到的,大陆寄过来的。书名叫《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它是美国的作家德博拉写的,然后翻译成中文。里面有很多详尽的案例,这个作者是一个法律专家,他主要研究性暴力等领域,所以他揭示了一种潜藏在法律条文和社会认知中的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那些勇于站出来表达自己受伤的受害者的可信度,用一种社会上的陈规陋见,用一些法律条文上的漏洞来损害他们的可信度。从而带给他们更大的伤害。他是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可信的社会回应机制,能够更好的保护他们。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他出版之前我就在关注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这个主题也非常迎合当下的一些社会议题。这是一本书,《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

我们正好谈到影片,这次我想推荐两部影片,其中一部的名字叫:《杀马特,我爱你》

[00:51:07] 袁莉: 我特别喜欢那部片子,我真的羡慕死了,你们可以一起看那部片子。

[00:51:13] 于淼: 对对对,导演是李一凡。这个片子很有趣,它也很心酸。它记录了那些年轻人。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杀马特?对吧?他们的头发颜色都是彩色的,然后着装也很怪异,其实就是打工仔。

[00:51:29] 袁莉: 但是他们希望被人注意到,他们希望表达自己,这真的是特别好的一部。

[00:51:36] 于淼: 然后因为导演做了一些回访,也记录了他们后来的故事。后来他们可能在流水线上又被模式化了,或者又被躺平了,等于被看不见了。

[00:51:48] 袁莉: 只有那个年代才能中国才能出来的东西。

[00:51:57] 于淼: 还有一个我想介绍的,它叫《埃塞制造》

[00:52:00] 袁莉: 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制造》这是Yu Xinyan导演。

[00:52:07] 于淼: 对,这是我们这次闭幕式的影片。Yu Xinyan也会到现场。她这个主题也很有趣,我一看到介绍就被吸引了。它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小的农业小镇,因为一个中国公司要在那边建一个大工程,承诺要解决当地很多就业。影片就跟访了三个人,一个是中国籍的厂长,一个是当地的工人,一个当地的农民。它其实想展示的是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在这种轰轰隆隆的巨响当中,那些个体到底是受益者还是被害者,他们损失了哪些。

[00:52:49] 袁莉: 真的是。这个我没有看,我真的很非常的期待。她应该会到纽约会来放映,我到时候会去看。好,好,谢谢,谢谢。于淼,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0:53:05] 于淼: 谢谢袁莉,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00:53:10] 上海季风关闭前的视频片段: 所以我在此说最后一句话,过了今夜,季风书园在上海将不再存在。但季风会继续吹拂,我们相约未来。谢谢各位!

[00:53:34] 人们在一起合唱的视频片段: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

到处奔波流浪

友谊万岁

举杯同饮同声歌颂

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