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来信-余先生：一个小镇男同的经济上行与梦碎

编注：这期来信的作者是播客《EP-172 人们为什么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中的余先生，他在我们征集之初发来了这封信，标题就叫“一个小镇男同的经济上行与梦碎”。很多听众反映想看到TA们的来信，我们在征得同意后做了校对与简单的编辑后进行了发布。

袁莉老师您好，

作为从第一期就开始follow您的听众，今天终于找到了与您分享的话题。听第一期节目时，我还是国内互联网大厂的设计师；而现在，我已经润到了欧洲，开始了新的人生篇章。

我是95后，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算是”赶上了经济上行的尾巴”。

2018年，我即将从东北一所普通一本大学毕业。当时在父母压力下选择了并不喜欢的工科专业，面临就业还是考研的抉择，我犹豫了很久。那时互联网产业正蓬勃发展，连我们这所偏远院校都建起了”互联网孵化园区”。我参与了不少孵化项目，开发了一些校园服务类小程序，但始终觉得自己是非科班出身的门外汉。最终，我下定决心跨专业考研，来到上海学习设计。

上海的学习生活果然扩大了我的视野和见识。我开始系统地学习设计学，与不同背景的同学交流知识与看法。期间，我有幸去台湾交换学习。让我意外的是，台湾教授讲课时采用的全都是大陆App的设计案例，还频频称赞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精神。这让我觉得”倍儿有面子”，也更相信中国正走在光明的道路上。虽然互联网存在限制、言论并不自由，但我天真地认为，经济发展必将带来更大的开放。

那时，身边朋友的经历都在印证着这个判断。一位没有考研的大学同学比我更早参加工作，进入了大型外资广告公司，全国各地出差，住五星级酒店。每次见到她都是眼里有光，经常会讲一些“赋能”“抓手”一类的“互联网黑话”，让我仿佛看到了她未来成为广告总监的样子。

大厂朋友们的生活更是让人羡慕：网易的设计师告诉我，他们食堂聘请的是五星级酒店退役大厨，每天各种菜系免费供应，虽然还配备了健身房，但他工作一年还是胖了五斤；腾讯的朋友晒团建照片，今年去了苏门答腊岛，明年计划去北海道；另一位设计师朋友又准备跳槽了，这次薪水能涨50%……

我甚至参加了一场在上海高级餐厅举办的同志婚礼，新郎之一是阿里高管。作为同样的性少数群体，我当时觉得：只要进了大厂、挣够了钱，就能无视社会与政治的限制，过上想要的生活。

2020年，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开始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最终如愿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交互设计师。起初我对工作充满憧憬——在经济上行期，互联网产品靠服务与创新取胜，吸引用户的是贴心的服务、优雅的设计和创新的模式，这些正是我读研时学到的经验，也是我相信的互联网法则。那时淘宝发力天猫，是为了在服务和品质上与京东竞争，而非像如今与拼多多比谁更便宜、更能免费退货。

然而，经济上行期的经验与理想在下行期站不住脚。开始工作后我才发现，曾经期待的创新设计，变成了日复一日设计”砍一刀红包”，每次还要出7-8种方案；每周例会的参考案例，从海外产品变成了拼多多、抖音那种高饱和度、廉价超市般的视觉风格。不仅工作开始劣币驱逐良币，福利也成了奢望——海外团建因疫情遥遥无期，每年仅5天带薪假期让人怀疑人生，但仍有同事会”刑期坐满”以获得全勤奖励。

我的身边不乏留学海归、清北毕业的同事，那些曾经眼里有光的人，如今每天996地做着重复且无意义的工作。我理解商人逐利并没有错，经济下行也会诞生新的商业模式，但最让我失望的是，这个国家最聪明、最有抱负的一批年轻人，把青春耗费在研究如何让用户多点一次广告、多玩一轮”砍一刀”。除了在大厂”屎上雕花”，我们似乎看不到其他的可能。

经济寒冬无差别地侵袭着每个人。那个在广告公司的大学同学，再见面时已经有些憔悴，她告诉我她工作了五年月薪还没到一万块钱，而且由于长期工作，不到30岁便有了颈椎问题，头晕腿麻，正在考虑请病假或换个轻松的组；大厂的食堂也因为降本增效，不再免费向员工开放，质量也开始下降；跳槽也不再意味着升职加薪，一波波裁员让所有人都自身难保。

同时，我也开始关注到一些社会新闻：制定”骑手处罚制度”的大厂产品经理被裁后去送外卖，困在自己设计的系统里；我只是在交友软件上传了一组男生接吻照片，就触发了’违规’——而这套审核逻辑，说不定就是某个前同事的杰作。我们天天优化的算法、打磨的功能，到头来都成了规训我们自己的工具。这算创造价值，还是自掘坟墓？

经济繁荣就像止痛药，药效散去后，所有社会结构、政治、人权上未解决的问题都会重新涌现。我们这代人误以为经济增长就是进步的全部，却忽略了一个健康社会需要的不仅是GDP，更是公平、自由和对每个个体的基本尊重。

我看不到社会的转机，便选择改变自己——我辞掉了工作，润到德国开始新生活。

诚然，德国经济也不景气，互联网发展更是落后。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我来德国之后才知道，有些地区的幼儿园学费是按家长收入决定的，高收入家庭反而需要缴更多学费来帮助低收入家庭；对于从事艺术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有”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提供低价的健康养老保险……这些对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

最近正好在看您在2013年对秦晖老师的采访，让我对这20年的经济周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更让我意识到：一个用钱和权定义规则的社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而是从未改变的”江湖”。

写这封信不是为了缅怀经济上行期那些泡沫一般的幻想，也并不想说“润”就是唯一的方案，而是想反思：当我们都在比谁能在泰坦尼克号上抢到头等舱时，也许更该问的是——这艘船到底要开向哪里？

我知道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小镇做题家”在大城市内卷求生存，也有不少像我一样的性少数酷儿们在歌舞升平中寻求慰藉。但花开总有花落时，也许是时候停止仰视遥不可及的发展巅峰，而是低头思考脚下的社会，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度过寒冬。

感谢袁莉老师一路以来的陪伴。也祝不明白播客越办越好，用熟悉的乡音连接这个时代愿意思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