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年特别节目：和袁莉一起读信！（文字版）
大家好，今天是不明白播客三周年生日。我们征集了听众朋友们的来信，邀请大家写下对不明白播客想说的话。
在念听众来信之前，我也想说几句话。三年来我收到过很多听众来信，和这次的这些来信一样，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小小的播客可以陪伴大家一起经历迷茫、挣扎、病痛、牢狱甚至死亡，当然也有很多爱，希望、醒悟和行动，而我所做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让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和经历自由地表达出来。
新闻是一个仰仗受访者善意的职业，可以说这三年来作为一名记者我收获了沉甸甸的善意。151期节目意味着有至少一二百人愿意花时间、甚至冒着风险上播客分享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谢谢所有的嘉宾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来分享你们的故事。事实是最有力量的，再强大的极权都惧怕真相。
我非常喜欢贵州的任先生在来信中写的一段话，在这里读一下，与大家共勉。他写道：“尽管那些强大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横幅和一百多期播客而倒台，习近平说不定根本不知道这个节目……但中国沉默的大众之中会有许多人从这些产物中得到勇气，可以和这个极权的体制继续抗争下去，哪怕不上街去举白纸，也可以对身边的人稍微抱怨一下政府，稍微普及一下过去的历史……我相信从抗争者的事迹以及《不明白播客》那里得到了勇气和信心的人，也许就会采取这样的做法。而我相信这样的人只要多起来，中国终究会变得更好，这种信念本身，也是《不明白播客》给予我的一份宝贵的礼物。”
过去几周我们收到了很多类似的来信，为篇幅起见，我们对信件内容做了一些编辑和删减。我们做的一些编辑也让来信听起来更像我和这些听众做了一场对话。
有从第一期播客《慕容雪村：武汉传来的声音》开始收听我们的听众。
来自加拿大的威利Willy说，三年前，他的弟弟推荐了不明白播客的第一期节目给他。那时候，由于上海封城，弟弟和弟妹已经两个月没有见过面，弟妹在上海，每天的蔬菜只有社区发的胡萝卜，弟弟先是被困在北京的酒店里，后来冒险回到上海，躲过社区的检查岗才回到家。
而Willy当时生活在广州。他写道：“第一期的不明白播客对我的冲击很大。在墙内那个肃杀的氛围下，我们依然能听到简单直接的真相——而不是生造新词、虚与委蛇的假消息，就像门窗被封死的发霉房子突然射进来一束阳光。”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最初做播客的动力，是因为“在上海封城的那段日子里陷入了政治抑郁，每天边刷手机边流泪。我想要做点什么，能够和中文世界的人直接沟通，也借此摆脱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的播客开始于那个时候，每每回顾播客开始的故事，无论是我，还是听众们，总是要触及许多许多不愉快、甚至是非常悲痛的事件：
来自贵州的任先生说：2022年9月18日发生的贵州大巴翻车事件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不仅仅是对自己可能被拉走的恐惧，而且还有另一种”大厦崩塌“的失落感。
他在来信中写道：“哪怕目睹了许多倒行逆施，我心中总有一种小小的幻想：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应该能提供某种保护。然而大巴事件让我明白：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在大脑里反复模拟了我的父母在小区里可能被接走的场景：作为一个小小的富豪，我到底要给防疫人员付多少钱才能保住自己家人不被拉上这趟大巴呢？我最后只能承认：如果那趟车真的停在我父母的小区门口，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他们逃过一劫。如果赚了钱都保不住自己的命，那在中国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安全的？我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
今年30多岁、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Jade在来信中，和我们分享了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痛苦：Jade的男朋友的奶奶八十多岁，家里人一直将老人身体照料得很好。疫情期间，老人被强行带去很远的地方隔离，回家当晚就猝死了。没有人因此负责。
上海封城期间，因为转发上海消杀新闻，Jade的微博账号被封，一时间，在微博关注了十几年的人都从赛博空间里消失了。那一年四月，小鸟文学号召大家写下自己的心声，Jade说，她写的是：“常常在想，在只有这一个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理解它，如何说服自己，如何能活得不窝囊。可是这很难，对自由的渴望是如此真实，如果压抑它，不去活成一个人，而去活成一种任务，就会有逃不掉的痛苦。 ”
谢谢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回顾了过去的许多期节目：
现居日本的一位匿名听众说，她印象最深的是《何伟：我的两代中国学生——改革一代与习近平一代》，ta写道：“作为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化的亲历者，他的表述填补了我过去不曾了解过的中国。也让我知道了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一位在德国的留学生说，他把不明白播客当作一个学术播客来听。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葛兆光老师讲《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那一期，他意识到中国错失认识世界的机会并不是像过往刻板印象中是晚清才发生的事情。
他在来信中写到：“过去三年我走出疫情时的孤单，更多接触社会和不同人群，并且找到了我想研究的学术方向，但是我还是很难理解一些海外学术世界的游戏规则。我希望不明白播客能一直做下去，能给这个信息碎片化和低质量化的简中互联网提供高质量有深度的内容，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做出回应，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心灵港湾。”
另一位居住在荷兰的留学生OC说：“我保存的两期是《谁是编程随想》和《白纸一代如何重建公民社会》，编程随想是我非常敬佩且和我有点像的人——手握技术、隐忍潜伏、认准正义就一定要去做，而且我希望也有一个理解支持我的伴侣，但看起来缘分未到；而白纸一代夏巢川的经历和思考让我有很多共鸣，很值得我参考。”
《谁是编程随想》也是来信里最受欢迎的一期，有7位听众都提到这一期节目。
一位来自多伦多的科技从业者说，TA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对编程感兴趣，搜到了阮晓寰的播客，从他的播客里学习到了很多技术知识。然而，最近一次听到阮晓寰的近况是在不明白播客里。他说：“听这期播客的时候觉得非常无奈、遗憾、愤怒，一个对技术纯粹和真正爱国的人被这样对待”。除此以外他还感觉后怕，坐在工位听/看阮老师的GitHub都会觉得自己在犯罪…
另一位生活在多伦多的Flynn也提到《谁是编程随想》及白纸相关的节目，除此之外，他印象最深的还有《如何面对35岁事业这个坎》。Flynn今年37岁，在多伦多念书。在此之前，他生活在上海，2022年第一次听不明白播客时，他还未满35岁，从事HR工作。原本准备上市的公司开始在2022年第四季度裁员。他完成了公司的裁员工作，随后自己也进了被裁员的名单。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开始感受到什么叫35岁被嫌弃的年龄。他在3个城市投递了1000多份简历，只收到30多个面试，最终只拿到了1个offer。
在来信中被反复提到的嘉宾还有许成钢和蔡霞，两位老师都多次上过我们的播客。贵州的任先生说，他是郁闷的时候重新翻墙，因为对蔡霞老师的发言感兴趣，才顺着找到了不明白播客。今年年初搬到巴黎的Mitchell说，许成钢老师的思维逻辑让他受益匪浅，“帮助我理解和消化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解构这些‘离谱’的政策及现实”
住在惠州23岁的非二元听众小蓝写信说：“影响我最深刻的一期节目是张洁平和江雪老师的《中国媒体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大二，听完之后有点震撼。我以前只是模糊知道“市场化媒体”这个词，但通过江雪和张洁平的讲述，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了解了中国媒体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可以讲真话、做深度调查报道的阶段。她们讲到为什么在武汉疫情初期还能出现那么多优秀报道，而这种可能性后来又迅速被封锁。原来那种“缝隙”是如此短暂，而记者的坚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我学的专业虽然不是新闻，但我开始思考，假如我们身边都没有了敢说真话的人，那我们会不会连“想知道真相”的能力也慢慢丧失？这一期播客让我重新理解了“独立媒体”存在的价值，也让我更珍惜现在还能听到这种节目的机会。”
从来信中很高兴听到，我们的节目，能在现实的世界里产生回响：
加拿大的Willy说，2022年下半年，他听完《金冬雁：如何应对新冠大爆发》的采访后，比身边的人更早警觉到政府将很快承受不住动态清零的压力、以及无序放开后缺医少药的危机，因此提前采购了许多药品。十二月初，他一次次地通过快递和闪送把药送出去，还在微信的临时求助平台上帮助了大量周边社区需要药的人，有不少人都表示要给报酬，但他都拒绝了，他当时说：你们如果用完药还有剩，一定要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Willy写道：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信息的鸿沟可能会变成生存率的鸿沟，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多数人依旧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与对病毒的基本常识一无所知，呆呆地接受封控，又呆呆地面对开放，甚至还会对像我们这样参与白纸运动、争取基本权利的人们横加指责。
如今在巴黎的Mitchell则说，他印象深刻的还有第23期《四通桥后，那些年轻的抗议者》这期播客，讲述在伦敦的留学生Kathy在校园贴传单的故事。他说，这期播客“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人和我一样在抵抗着那个集权政府，同时那期也是使我萌生“润”的想法的一期”。
我们还收到了许多学生的来信，他们在来信里，表达了对当下感到痛苦，对未来感到迷茫。
今年在华东某高校工科专业念大二的一位学生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是许成钢教授的《习近平如何扼杀中国的新制度基因？》。许教授提出的一些概念，比如“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让他感到十分震撼，醍醐灌顶。
这位学生说，他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时，还在念高三，学业压力很大，同学孤立，偶然翻墙间了解了六四事件和白纸运动，却陷入了政治性抑郁。高考之后，他依靠听肖邦和贝多芬、写小说来疗愈自己。目前最开心的事情是通过了计算机二级考试（他还强调考了两次），英语四级只考了一次就通过了。而最难过的事情是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看见救护车朦胧的红灯闪过。他意识到，可能有人跳楼自杀了，但悲剧大概不会被报道，只会被学校领导压下去，最多只有学校论坛上零星的讨论。
他写到自己的感受，与对未来的计划。他说：“在这个国家，有时你连表达惊慌与悲痛都不允许，只能被捂嘴，然后跟随众人对着报纸上的歌舞升平鼓掌，除此以外最好别说话别表达。未来的话，我还是希望能考试进国企，能混一天是一天，如果考不上，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随便找个工作混混了，我就想，实在改变不了中国这个体制也就算了，我就混混吧。”
尽管对未来表现出绝望，他还是在信的结尾表达出一种希望，他说，想要对不明白播客说一声谢谢。他说：像不明白播客这样的海外媒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这样的人知道，“在极权社会的高压与黑暗中，异见者不必一直忍受孤独，而是可以通过翻墙看见墙外民主化的一些微光，意识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期望中国做出改变，也是让人知道，在极权社会之外，你还有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也许我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中国民主化，不过坦克人的背影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墙依然会让我感慨流泪，原来极权终将在人民的团结中崩塌。”
读到这里，我也很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没有你们的收听、订阅、捐赠，这个播客恐怕很难坚持到今天，是你们让我知道，有一群人一直想要了解那些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不明白，这是我的动力，也是不明白播客在这个时代的责任。
下面这封信来自大连一位20岁的学生，她今年第一次瞒着父母办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第一次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见识到不同的人文环境。她目前在学粤语，希望能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攒点钱，再去海外流浪过下半生。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总是给我一种死气沉沉很苦很苦的感觉。我已经不再幻想赚什么大钱，目前普通毕业生工资三四千的月休四天都算不错，还不算工作强度。作为女性，无人兜底，继承权没有，毕业后助学贷款都要自己还，对我来说离开大陆与家人断联是最优解”。
另一位来自国内的大学生林高说：“初次听不明白播客是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才上大一，在上大学之前，我是一名小粉红，我都不知道有防火墙的存在。大学期间，学校封校，封宿舍，以及各种官僚主义的事情，让我对这么多年的宣传第一次产生了怀疑，于是才开始探索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高说，学习工程出身的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在播客上第一次听到了许成钢教授的分析，讲中国共产极权的来龙去脉和极权主义的知识，深受震撼，他后来还阅读许教授推荐的书，比如《社会主义体制》，《短缺经济学》，《国家为什么失败》等。
17岁的sienna是来自贵州的高中生，她从去年12月开始听我们的播客，那时候她刚刚休学。她听了《高志斌：中国梦碎后，我走线去了美国》那一期播客。她说：“听完之后我真的很害怕，总感觉我听到了我不应该听到的东西，我直冒冷汗，但随之而来的，是我所有的“不明白”好像突然有答案了。原来也有人会认为：看起来正常的一切可能是没有人性、丧失尊严的，很多苦难根本不是我造成的，我也不应该去承受那种无力感，原来有的人为了自由可以那么做……”
她在来信中几乎是哭诉般地一口气写下了很多困惑，我念一下，她说：“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不明白。例如春季远行，学校设置超远目标，第二天几乎所有人的脚都磨破，但是同学竟然以脚磨出血都不放弃感到光荣流泪，我很吃惊，那段路程的长度就是追求苦难的程度吗？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和大多数同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在教室里，我感觉我像个怪人，男校长喜欢开各种讲座，分享各种吃苦、忍耐、奴性的观点，他的男子主义宣言我也要被迫的坐着听。我向往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我试图表达我认为合理的高中生活，但是老师戏谑地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家里有钱送你出国。可是我不明白：不这样做就不配拥有最基本的权利吗？比如说每周能回家一次？我感觉初中牺牲的一切得不到正向反馈…..我不明白中国社会好像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堵死，让你去走那条唯一的路，否则人生就是完蛋。”
苦痛、政治性抑郁和疲惫这几个词语也在来信中反复出现：
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听众写道：“我在2022 年 12 月确诊新冠，以为要和这个世界告别，在国内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的求助信息，但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都被禁言了。在这之前我是观察者网的忠实观众，那个网站关于您的文章用了汉奸两个字，我那时候的个性签名还是“慕洋犬不要关注我”。
我第一次和不明白有共鸣是，《我如何面对网暴、跟踪与中国身份认同》那一期节目的嘉宾Vicky Xu说她纹了一个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后悔的五星红旗在脚上，我说这不就是我吗，那一刻我共情了……我每次听你的节目都会害怕，听到有人因为科学上网被喝茶，我害怕下一个是我。您的笑声真的让抑郁的我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记得您有一次说，你的节目成了一个暗语，关于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就问您听那个播客吗?我在您观选台湾的节目里，交到了海峡对岸的朋友。我计划出国了。期待自己未来一切顺利，能够光明正大的收听您的节目，祝您的节目越来越好。这次我不怕了，选择给您投稿，最后祝不明白三周岁生日快乐。”
一位95后的广告从业者说，他从2023年开始收听不明白播客，这几年，身边的朋友都通过各种途径肉身润出去了，在各种新闻和资讯中，自己政治性抑郁更加严重。他换了一座城市，从广州搬到内陆，却发现身边已经完全找不到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人。
他写到：“我原以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就不会有事了，但实际上，沙子下面也充满了石头，把头埋在土里依然会不时的撞到石头……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自我阉割和自我审查。朋友们经常和我开的玩笑是：老大哥正看着你呢，小心到时候第一个把你抓走之类的话。这样的土壤和环境，让我很难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自由民主社会的到来。但不管怎样，在能润出去之前，我都还得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虽然很沮丧，但依然还要艰难的向光明爬去。”
这位朋友还写到，由于国行iPhone无法收听不明白播客，他一个人摸索如何翻墙科学上网、如何注册美区账户、如何使用完整的苹果服务的过程。在这里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如果大家碰到有类似的问题或者需要分享给朋友，不明白播客的官网“订阅指南”页面上有如何设置VPN订阅播客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页面分享使用完整的苹果服务的具体步骤。
也有不少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生活的变化：
今年36岁的Mitchell 先生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今年迁居到了巴黎，并与同性爱人结了婚。恭喜！
Cyrus是《那些年轻的抗议者：我们为什么要上街》这一期节目的受访者之一。她在来信中写道：“没有想到三年时间如此之快……2023年，我离开中国去英国留学。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过去二十多年积压的愤怒和沉默终于找到了出口。我开始进行关于中国社会议题的艺术创作，也参加了许多抗议和游行。这些行动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也让我感受到连接和力量。不明白播客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目，它是我离开中国后仍能与那个社会保持联结的重要方式，它像一条线，把我从遥远的地方重新拉回中国的语境里。不明白播客陪我走过了这三年——从国内到国外，从恐惧到表达。”
Cyrus说，她现在在伦敦当厨师，一边做饭一边做艺术创作，有时也会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她知道自己不会回头，也会坚持继续创作下去。
正如你给我们节目的祝愿，Cyrus，也希望你的艺术创造可以“穿透沉默、抵达更多人”。
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多伦多科技从业者说，过去几年，她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是一个共产党狂热分子。过去她听见国歌、党歌和看抗战片都会流泪，现在已经彻底醒悟和转念。
她告诉我们，转变的起因有几件事：其一是清零政策期间深圳荒诞的24小时核酸政策。其二是，她的丈夫因为在微信群里说了一句影射某位独裁者的话，当天晚上十二点被叫到社区警务处，做笔录的时候，被强行承认签字“因受到境外势力煽动所以说出这句话”。
疫情期间失去家里长辈的Jade说，那件事之后，她经历了很漫长的迷茫期。她写道：“这种迷茫让我自己一度悔婚，一度又结婚，一度冲上了小管理者的位置，一度又陷入无意义感而回到了原地。好的是，我开始放弃在不可控的事情上寻找意义感，而是开始写作，尽管现在还不算一个作家，甚至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的反抗了。也是我仅仅能依靠的东西。就像加缪说的，明天是没有的。但没有希望并不意味着绝望。“她说，她希望“和不明白播客的朋友们一起经历荒诞、直面荒诞”。
“润”是来信里的一个高频词。许多听众分享了他们离开中国的原因，那通常也是过去几年里最大的一些公共事件：
那位前“共产党狂热分子”说，2022年11月，她决定要移民。经过一些波折，终于在2024年11月拿到了签证，离开了中国，摆脱了恐惧，不用“在家里听见有人敲门都会觉得害怕”“路上看见警察也会害怕”“在家看youtube听不明白播客都要拉窗帘，生怕有人发现我是异端”。
她摆脱的还有另一种恐惧。她说，2024年出国前，她居住的城市发生了好几起无差别伤人事件，走在路上会担心被车撞，被人持刀乱砍。她在信中写道：“很难说这是过度焦虑吗？但我真的与每一个无辜被伤害的人共情了，我为他们痛苦，也恐惧成为他们。（我害怕）有一天无妄之灾降临在我头上。”
但作为移民，新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留学生OC2023年8月抵达荷兰，他写道：“虽然在政治上像逃难成功了，但我发现这地方让我无所适从。我的专业并不十分契合我的兴趣，任务繁重，经常影响周末；荷兰冬季漫长阴雨，夏季像暮春/早秋，而我喜欢热带；荷比卢没有蝉鸣、布谷鸟，没有家乡山野芬芳的草木气味，生物多样性是乏味无聊级别——而爬山赶海观察生物是我几乎最大的兴趣；
找不到线下的中国反对派，匿名贴过两次海报，一次没人看，一次被撕了；每天起床先看国内朋友的消息，然后马不停蹄地学习，然后摸鱼、焦虑、抑郁、怀疑人生。如果说有什么焉知非福的收获，应该是共情能力大增，发现做人可以很简单，和意识到自己和很多国人可能缺爱。”
一位生活在日本，但没有留下名字的20岁女性听众写信说：“过去三年正好是我离开国内来到日本的三年，这三年我经历了异国文化的磨合与接受，更加明确了自己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老实讲最开始离开中国只是想离开一个集权主义的制度，去到哪里都行。现在，让我最开心的事是，我发现我拥有了把我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生存的能力，不缺乏斩断一切重新来过的勇气。”
湾区的一名匿名听众今年48岁，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说自己30多岁来到美国，最近让他难过的事情发生在2020年夏天，因为疫情附近的健身馆贴上了无限期关闭的通知，山火肆虐则让空气异常糟糕，天空也是黃色的，以至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觉着没有一个制度任何时候都比另一个好。
他也提到自己通过Paypal捐了钱。捐了之后才发现，他可以拿捐款去抵税。
说到捐赠，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欢迎加入我们的月捐计划，或者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同时，播客最近成功申请了美国非盈利机构的资质，身在美国的听众可以抵税。每期播客背后真的都有一个团队几十小时甚至上百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一位听众的订阅、捐赠，都可以帮不明白播客走得更远。
下面这封信来自去年全家从上海搬到纽约的AZ。她在三年前和所有上海人一起经历了上海封城，彼时她的先生在创业，公司原本被折腾了两年，2021年底起死回生喘了一口气，但封城却让公司彻底被砸趴下， 也让她的先生变得心灰意冷， 只想离开。
她在信中写道：“记得我离开上海的那天， 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 然后很多人陌生人留言， 有祝福的， 但也有很多人说-：中年背井离乡, 跑到一个地方从头开始， 图个啥？ 在上海吃得好，住得好，还和家人在一起，不好吗？ 更有那些习惯替别人做主的人说 ： 你不出半年就会后悔的。
我是这么想这件事的， 移民这件事， 确实不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生活中最在意的事情是多晚都可以叫外卖， 所谓的“烟火气”， 家里有阿姨伺候， 那么就不适合移民。 而对于我和我先生，我们早已将移民这件事想明白，也很清楚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后悔”。 所谓“背井离乡”也是一种农耕文明下的思想体现，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就感受一个地方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不管在什么年纪， 都是可以的。 很多人觉得中年移民很可怕， 只是因为缺乏一些改变生活的勇气。
过去的大半年， 我主要的时间花在整个家庭的安顿与孩子学校等部分， 其次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书， 而且可以从纽约图书馆借到我之前看不到的书：杨继绳的《墓碑》， 高行健的《灵山》， 以及《红色赌盘》等等。 当然， 英文世界的书籍就更多了。 我可以自由地阅读我喜欢的书， 这是对于我 价值很大的一个移民利益。 当然，更加自如地不用偷偷摸摸地看youtube也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作为一个有着创业者DNA的人， 我仍旧在考虑未来做什么，我很感激我有这样的机会花大量时间来思考。 最近去了一趟欧洲， 十几天后我说我想家了，朋友问- 你是想上海还是纽约？ 我说- 当然是纽约， 上海， 我已经告别过了。 ”
参加过东京的听众线下见面会的Lee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说，那次见面会，因为晚上安排了打工，于是提早离开了。
Lee是武汉人，疫情爆发前，曾与朋友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经营一家餐饮店。封城后又在方舱医院和新冠康复者的隔离酒店当过志愿者。解封后去做了一个快销品牌业务员。她抱怨道：那份工作过于 bullshit，同事也全是朴素的民族主义者，被健康码，封控折腾得人疲马乏，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如今已经在日本就读于一所専門学校，计划明年四月份毕业，并且已经拿到一家企业的内定，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将长期在日本生活。
Lee的来信很长，ta真诚地分享了移民与适应新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我来念一下ta的信，也希望把这种开始新生活的宁静与勇气传递给更多听众：
“《不明白》让我第一次理解了中共的统治逻辑，让我切身体会到，如果不离开这片土地，新冠肺炎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还会以各种形式再次发生。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我人生的前25年都生活在武汉，我喜爱这座城市的一切。我不愿离开武汉，更不愿离开我的母亲，离开我的家人朋友。我也从未出过国，对海外充满各种未知的恐惧。加上经济条件等客观限制，我很难潇洒地“润”，只能犹豫地“润”。我开始在备考执业药师的同时学习日语，找学校，规划未来的谋生之道。
真正令我下定决心，离开中国的契机，与许多人一样，都是22年的“清零”政策。因为之前工作留下的一些问题，我在22年下半年需要频繁往返武汉和杭州，这又正是清零政策最疯狂的一段时期，新闻中的那些封控措施我都经历过。回想起武汉宣布解封那天，我在隔离点穿着“大白”防护服参加晨会，负责人说等把最后这批患者送走，隔离点就关闭，志愿者们也各回各家。我和朋友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剩下的只是丑陋和罪恶“。但那时的我也未曾猜想到自己穿着的“大白”防护服，在22年成了盖世太保的军装。更未曾猜想到说出这话的三年后，我在东京的东方书店，买到了方方的《武汉日记》，其后记的标题恰好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人不经历一些切身的痛苦是很难做出改变的，近两年来，我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远比预想中顺利，许多想象中的困难都没有发生。我花一年时间就考到了日语N1的证书。生活成本虽高，但一个月打80个小时零工，就已经能轻松挣到我之前工作工资的一半。来日本一年半之后，也顺利地拿到了工作的内定，虽然工资不高，但应该也足够我在东京生活下去。此外东京作为世界级的大都市，文化生活之丰富也远超我的想象，令我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娱乐前所未有的充实。
最重要的是，在这儿的人际关系比国内舒适太多。我自由地与台湾人、香港人谈论政治，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但出生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这是在书籍和新闻上永远读不到的东西。我也交到了日本人的朋友，融入了当地的圈子。那些传说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从未发生在我身上，见到的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这让我更安心地与人社交，整个人都变得外向了起来。
来东京之后我也参加了不少中国相关的线下讲座活动。今年3月8日，我也参加了涩谷的国际妇女节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进行政治表达，令我激动且兴奋。走在游行的队伍中，身边有身披巴勒斯坦国旗的人，有高喊日本修法允许夫妇别姓的人，也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自己是世界公民，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我的选择与行动也在汇入改变世界的大江大河中。这些活动极大缓解了我的政治性抑郁，让我内心宁静了许多。
这个月初，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东京上映，我第一时间去电影院观看。从电影中段开始，我就开始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让身边的其他观众吓得不轻。一直到电影演职员名单播完，我的眼泪都没有停止过。这部电影让五年前那些具体的画面、声音、味道，在脑海中闪回，那些复杂的情感也再次重现。令我哭得看不清荧幕，大脑缺氧，手脚冰凉。瘟疫这两年多以来，我只在爷爷去世时流过一次眼泪，而这次，借着这部电影，我补上了那些没曾留下的眼泪。我得到了一次情绪的释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身上没有留下什么”丑陋和罪恶“，这些”丑陋和罪恶“是留给中共政权的。终有一天，疫情期间发生的这些罪恶会得到清算。而我会满怀信心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Lee还跟我分享了，他正在翻译一本日语书，《中国共产党vs女权主义》，尽管现在译稿的唯一读者是他的侄女。
Lee还写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很受鼓励，就以此结尾吧：
他从2014年开始听科技文化相关的播客，那时候，播客只能算作打发时间的媒体之一，后来逐渐听过一些陪伴他很久、影响他很大的播客，但这些播客都很少准确的说出一些词语，也很少直指房间中的大象。直到不明白播客的出现。
他说：“我们常说知行合一，但有时候光是把知道的说出来就要付出莫大的代价，那要如何’行’呢。使用正确的词汇，把这些不能提的词说出来，可能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如同国内互联网平台上旁敲侧击规避审查，也不是把中共扭曲得令人生理不适，只有把正确的话说出来，才会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谢谢大家。希望我们还能一起走过很多个三周年，祝大家：平安、自由、快乐，活得磊落真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