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82 李老师：一个革命者的养成（文字版）
文字版：
03:45 搬家四次、死亡威胁、抑郁、开朗了一些，过去三年，李老师经历了什么？
08:22 曾遭遇黑手党上门
12:06 “我未来大概率会被暗杀”
16:12 一度想过删掉账号，但银行卡突然被冻结了
18:20 身边的朋友被问话，被中共分析侧写
22:23 李老师的日常是什么样的？有终极目标吗？
25:08 这一年过做的项目：星星回家、牛马ICU和611、自由散步、“你姓福吗”
28:03 白纸运动至今，愿意投稿的人变少了
34:51 再谈发币争议，“（重新选择）还会做，但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46:17 李老师的信念：“我要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因为我想家”
47:54 怎么看待非议？希望公众怎么理解这份事业？
55:26 如何看待八九一代和这一代的经验
01:01:31 嘉宾推荐
[00:00:02]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本周是感恩节假期，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在美国感恩节之后的周二叫Giving Tuesday，公益星期二，鼓励大家回馈社会，支持自己认同的慈善和非营利组织。我想借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公益星期二到来之际，为不明白播客捐赠，支持播客的发展.不明白播客是美国国税局批准的501C3非盈利机构。这意味着，如果你是美国纳税人，你对播客的捐赠是可以抵税的。不明白播客能够做到现在，有赖于每一位听众对播客的收听、收看、订阅和分享。我们也在努力回应听众的支持。我们只是一个极小规模的团队，但在维持每周更新的同时，也开始推出直播节目，还做了线下的不明白节，让大家在听到彼此之外可以看到彼此。作为一个非营利播客，我们依然非常依赖捐赠来维持运作。我们希望尽量不缺席重要的公共议题，希望把更多真实、有意义、高质量的对话带给中文世界，希望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继续发出光亮和温度，而这些都需要你们的支持。欢迎愿意支持我们的听众。直接点击shownotes里的捐赠链接，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官网的捐赠页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捐赠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的邮箱 bumingbaipod@gmail.com。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健康、平安、有力地走下去。接下来是本期节目内容。
2022年底白纸运动开始之前，推特上的李颖，也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只是一位普通的90后。他2015年到意大利学美术，毕业后教一些学生，空闲时在微博上发些俏皮话，对体制表示一些不满，先后有五十多个号被封杀。在白纸运动期间，他把自己的推特账号变成了信息分发站，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异议者之一。警察经常骚扰他的父母。他在中国的所有银行账号、支付方式，甚至游戏账户都被冻结，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死亡威胁。不少人仅仅因为关注他的推特账号就被警察拘留问话。他开始转帖时，只是出于疫情期间想回家的愿望，最后却再也无法回家。现在，李老师的推特账号有两百多万粉丝，每天围绕着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全世界广播：这里强拆了，那里的工厂拖欠工资了，哪座城市又出现了一位孤勇者。今年我听到一个新的说法，有人说李老师的推特账号是海外信访局。除了运营推特账号，李颖最近两年还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和团队开始做更多类似众包调查的项目，例如我们此前播客谈到过的牛马.ICU。他和团队还在YouTube上做一个每日新闻频道。在白纸运动一周年和今年早些时候，我都访谈过李老师。这几年他的变化挺大的，从一个不情不愿的反贼变成一名积极乐观的革命者。有些听众可能觉得革命者这个词过了，但就我这几年的观察，李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位有意识的革命者，非常有专业精神。这一期节目，我想和李老师聊聊在成为革命者的这条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道路上，他经历了什么。李老师，你好！
[00:03:45] 李老师: 袁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颖，运营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00:03:51] 袁莉: 你，你这个招呼打得有点有油啊。
[00:03:56] 李老师: 对。越来越娴熟了。
[00:03:58] 袁莉: 越来越娴熟了。我们最近了刚在东京见了一面，我发现你现在的状态和白纸刚发生后那一年有很大的变化。白纸之后，你一年搬了四次家，因为你几乎每周都收到死亡威胁，还有人闯入你的一处住所。因为恐惧，你很少出门。2023年白纸一周年的时候，我采访你，感觉你有点抑郁。去年底我们在纽约第一次线下见面的时候，你的状态好一些了，但明显还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宅男，脸色可以说有点惨白。人也有点胖。今年你的整个状态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开朗了很多，经常出门旅行，也瘦了。据说在东京，某位女编剧见到你的第一句话是以为你是个死宅男，原来是个大帅哥。你能说一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00:04:56] 李老师: 从白纸到现在其实也有3年了，这3年其实就像是你进一个大学，然后从刚入校到毕业一样。这种蜕变在我看来可能是正常的，但在外界看来可能会觉得：诶，当时的你和现在的你不大一样。
[00:05:16] 袁莉: 实际上，我23年跟你谈话的时候，我从你的话语中感受到很强的恐惧，我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真实的，还是被我自己的想象夸张了，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这种恐惧吗？
[00:05:30] 李老师: 因为其实在白纸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学生。我所有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其实都基于校园。所以，对这个社会，这个体系怎么运转，我其实既不知道，也不了解。留给我的是那种在勇气和冲动之后的深深恐惧。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如果你做了这种反党、反政府的事情，你会遭遇万劫不复的后果。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白纸运动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坚信可能下一个小时就会有人破门而入来抓我。即使我在米兰，我也会这样想。但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发生。可是虽然没有发生，但对我持续的骚扰、恐吓，给我家人压力，包括在意大利这边给我的一些压力，又持续在进行。而且包括在整个互联网上，大家给我的反馈也是：“你一定要小心，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你”之类的。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确实一直笼罩在一种很恐惧的情绪和状态里。特别是去年的十月份吧，对方找了两个黑手党到我里来喷漆。再往前，还找各种华人商会的人，包括在米兰、都灵的华人上门来找我。所以种种事情确实让我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是也恰恰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你真的经历过去之后，你反而会越来越平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第一次坐会很害怕，但坐多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惧了。特别是那两个黑手党上门之后，在我过去的认知里，我以为只要他们找到我，一定就是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找到我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对我做什么，也是在我家门口喷了一个漆。所以反而让我在那一刻，反而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意识到，所谓的恐惧，很多时候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影响。所以在之后，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人，更多和我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其实你们不用那么恐惧，当你可以直接面对这个深渊的时候，其实深渊会渐渐地恐惧你。至少我个人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0:08:21] 袁莉: 两个黑手党上门的时候，你在家吗？然后你看着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00:08:28] 李老师: 为了迎接这一天，其实我做了很多准备。我在门上装了监控，然后我准备了一些防身的武器。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有一天他们肯定会找到我，而且会破门而入，把我带走之类的。甚至我还和警察讨论过他们会怎么带着我。警察跟我说：“放心，他们不会通过机场带走你，我们肯定会在机场把你拦下来。”然后我说：“那他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游轮之类的方式把我绑走？”他说：“那我就不确定了，我们也不知道。”
[00:09:00] 袁莉: 你和意大利警察的对话，对吧？
[00:09:03] 李老师: 对，我一直在等着那一天。后来那天我正躺在床上刷推特，正好手机弹出了通知，说有人在我的门口。我就点开那个视频，看到有两个意大利人在我门前晃晃悠悠，然后指指点点。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还有过几次。所以我就知道，OK，他们应该来了。所以我就贴着门——我以为他们要进来——我就贴着门，通过监控看他们准备干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掏东西。我想他们应该在掏什么破门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
[00:09:45] 袁莉: 是不是心跳特别加速？
[00:09:46] 李老师: 对，没错。当时就真的觉得，我甚至连那个推特直播都忘了开。因为我之前自己脑补过很多次，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开着推特直播。作为我人生中的最后一刻，我要用推特直播把它记录下来。但当时我就完全忘了，大脑一片空白。看到他们正在掏东西。最后他们掏啊掏，掏出来一个喷漆。他掏出喷漆的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就没那么紧张了。然后他就开始喷，喷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当他们走了之后，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分享出去，告诉老徐，然后老徐立刻过来。因为我当时还住在都灵，他就立刻从米兰开车过来。我也跟几个其他的朋友说。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事情要怎么办，第一，我要先保存证据；第二，我要先维护现场；第三，我要等警察过来。警察过来以后，就做了笔录，把这些证据全部拿走。老徐连夜就把我接走。当时有一个这样的逃亡的过程。其实还蛮有戏剧性的。
但时间慢慢过去，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就越来越平复了。我逐渐意识到，他们也是会基于很多现实层面的考虑去决定怎样做，并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无所不用其极”。但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侥幸。因为我们知道，在老挝还是缅甸，其实有很多人是被绑走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只是一个侥幸。如果说我当时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没准儿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00:11:32] 袁莉: 对，我问你两个问题。老徐就是推特上的徐某人是不是？还有就是他们涂鸦，涂的是什么东西呢？
[00:11:45] 李老师: 他们就是在门上一顿乱涂，然后在墙上涂了一个“stupro”，就是意大利语“强奸”的意思，是那种很老套的意大利黑手党威胁人的字眼。
[00:11:59] 袁莉: 这一次我们在东京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的生命中有两件确信的事情，你愿意在这说一下吗？
[00:12:08] 李老师: 当然，其实从那个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反思一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从白纸运动发生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有觉悟，我做了这个事之后，我可能会怎么样。但是等到真的面临这样的事情，当黑手党真的上门的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所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我到底为什么会害怕？
一直反思到现在。随着这几年各种政治人物被暗杀的事情越来越多，像安倍晋三，像特朗普，像查理·柯克。所以我其实是在说服我自己，去坦然地接受这个结局。就是我认为，如果你要去从事政治这样一个行业，作为一个专业做这方面的人，你其实要有这样的觉悟——你肯定是会被暗杀的。我觉得我未来大概率也会被暗杀。当然这个暗杀不一定是政治暗杀，就像查理·柯克、特朗普他们经历的那样，可能只是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 nobody，他就是觉杀你杀着玩，他就是想把你杀掉。我未来的结局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觉悟的。我并不期待我被暗杀，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我的归宿，而且我很坦然地接受这个事情。
其实话说回来，如果现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人突然破门，像我想象的那样把我抓走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坦然接受这个结果的。因为我知道，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必须有面对这种代价的勇气，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侥幸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没有侥幸的。特别是像今年在欧洲这边其实抓了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意识到，中共对于海外的这些异议者，他们的情报收集是非常非常详细的，甚至是事无巨细的。很多人觉得只要不露脸，或者不用真实身份参与一些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其实不是。其实大家都在习近平的小本本上。
[00:14:31] 袁莉: 你说欧洲抓了很多人，是有一些欧洲的留学生回国的时候被拘留了，这是我们最近几个月看到的。你这个变化其实是你和你自己认为的命运的和解，对不对？因为我记得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你其实一直都不是太愿意觉得自己是个反贼，你觉得自己不是要闹革命，只是做了一个当时这种情况下良知驱动的事情。你现在好像在和命运和解。刚才你说，你认为自己就是被暗杀了，或者被他们绑走了，你也认了，这是你的命运，你已经选择了这条路。这是安全方面。另一方面，你从个人的identity、身份方面，我觉得你也有一个新的妥协或者认知。可以这么说吗？
[00:15:23] 李老师: 我觉得我是在坦然地接受一个现实。在白纸运动开始之后，很多人对我寄予一个希望。但是我一直认为这种希望是很扯的。你把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网红身上，寄托在一个发推特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莫名其妙。特别是我一直反复强调，在推特上，或者说在现在还活着的人当中，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有职业的革命家，有优秀的调查记者，怎么可能轮到我？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过去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扯，但是经过了这三年，其实我会发现，你不做，确实就没有人做。
[00:16:10] 袁莉: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做事。
[00:16:11] 李老师: 对，像 23 年的四月份，我在我爸妈的说服之下，已经准备把这个账号删掉了。结果就在我做心理斗争的时候，他们把我的银行卡什么的全部都封掉了。而我现在回过头来，大概可以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他们想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告诉所有比我更有能力、更有社会资源、更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人的人——你们看，这个人因为做了这样的事，所以他现在生不如死，你们千万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觉得在整个他们对我的一系列打压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是想树立这样的一个反面的典型，把我竖在那里，希望我彻底生不如死，烂掉，好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去这样做。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没有预料到的，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就是这三年过来之后，我们反而越来越强大，我反而越来越好。
[00:17:17] 袁莉: 你刚开始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反贼，然后你后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反贼，甚至做一个革命者，我可以这么说吗？
[00:17:27] 李老师: 我肯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因为“革命者”这个词，它关乎太多的东西，而且它甚至包含着暴力、死亡、血腥这些内容。但是目前来说，我没有能力做到那样的事情。但我认同我确实是在革命。革什么命呢？就是革我自己的命。我希望把我自己从原本的一个学生、一个艺术家的状态，去变革成一个社会的运动者。
再之前，我觉得我好像也未必一定要做这个。但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所谓的“私仇”的东西。你看，我本来并不想做，我只是想做一个博主，我只想发一发新闻。但是你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打压我，跨国镇压我，把一切从我身边夺走。最终，如果我不去做反抗，我就无法回到我原本的生活。如果我不把你彻底打倒，我就回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说，比如我为什么后来在我的小号，很少再去发关于我自己生活的内容，包括其他的社交账号也不发生活当中的内容。是因为后来有一天我才知道，我发的每一张照片，他们都会去研究——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这个。以及我发的每一条内容，他们都会找心理专家来侧写我。
[00:19:08] 袁莉: 真的？这个你怎么知道呢？
[00:19:10] 李老师: 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包括前女友，给我的反馈是他们正在侧写我。他们会被叫去问我的习惯，问我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平时几点出门，一般出去多久，我去超市喜欢买什么东西balabala就是从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去……
[00:19:37] 袁莉: 他们英文叫profiling。
[00:19:40] 李老师: 对，反正就是从各个方面的去研究我这个人，就跟研究一只小白鼠一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隐私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
[00:19:52] 袁莉: 我相信中国的安全机构也会对比如说对Trump做类似的profiling，中情局对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们对他做很多心理分析，你的地位挺高的了。
[00:20:08] 李老师: 很好，我已经上升到正国级了。
[00:20:11] 袁莉: 我还想问一下，我刚刚查了一下“革命者”的英文，是“一个卷入或者造成戏剧性变化，或者彻底转变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卷入政治革命的人。”，你自己觉得你和这个有关系吗？
[00:20:28] 李老师: 那就很贴切了，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里可能不是那么贴切，因为大家理想中的革命者都是黄花岗烈士那种，对吧？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语境的话，那其实非常贴切，而且不仅仅是我，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是革命者。
[00:20:43] 袁莉: 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是夸张了。
[00:20:45] 李老师: 以“革命者”来说，当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要成为一个职业，那你就要去想怎么做，如何搭建一个这样的系统。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去正儿八经地做这个事情。过去，我可能有一些理想主义。我觉得：“啊，我只是一个博主，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在，市面上有这么多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大家每个人出一些力，我们共同促进这个事情往前走？”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事情就是你认定怎么做，那就要按你的方向去做，不要对别人抱有幻想或者期待。别人的想法可能和你不是同频的。
包括在发币之后的一系列风波，也让我逐渐意识到，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对我们自身的审视，我们如何去提炼我们这个账号，或者说我们现有的影响力的资源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事情。
其实一旦你认定了要做这个事情，并且你真的去思考怎么去做，很多事情反而是顺畅的。所以过去一年，我觉得我学习的、我所做的，以及我思考的，比前两年要多得多，而我得到的东西也要多得多。
[00:22:24] 袁莉: 那我们来具体的说一下吧，我们把它都落到实处，比如你愿意说一下你现在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吗？帮助中共来给你做画像，你花多少功夫在推特上，多少在YouTube的视频上，多少在大型的征集项目上，或者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每一个项目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00:22:51] 李老师: 其实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和过去三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工作，一直工作到睡觉，只是工作的内容产生了很多变化，过去就是发推特，收集投稿和新闻，现在可能更多是各种各样的会议、电话、讨论，也要学习如何去带领，或者说作为一个领头人帮助大家完成他们的梦想。
[00:23:21] 袁莉: 你管团队花的功夫比较多一些，是吧？
[00:23:24] 李老师: 对，现在一些落实到实处的项目，基本上我都在追求自运营。比如油管这边，我们完全能够实现自运营，它每天可以自己去运转。推特这边，我依然保持着看投稿的习惯，我会收这些投稿，然后把这些投稿传递给助手完成，更多的其他工作和内容交给他们来做。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社会运动这块，比如我们如何产出项目，如何设计项目，以及如何让这些项目做得更好。
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说，我绝大多数时候其实还是不能出门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还能保持每天下楼散散步。但后来因为不断遭遇跨国镇压，警察就不让我出门了。警察跟我说：“你就在家呆着。”我现在出门是要报备的。如果我要去超市，或者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先报备给警察，说我要出门了，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们 OK 之后，我才能出去。
[00:24:36] 袁莉: 你都不可以随便下楼散步。
[00:24:38] 李老师: 没错，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出门了。
[00:24:40] 袁莉: 所以你喜欢到日本跑，是吧？
[00:24:42] 李老师: 对，所以今年我出差的机会就会比较多。然后因为出差的时候就不用遵守在意大利要遵守的一些安全规定，但是其实我出差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说我不能从中国的领空上空飞过。
[00:25:00] 袁莉: 所以你每次从意大利去日本，你要到美国来，然后再去日本，要绕好大一圈。
[00:25:07] 李老师: 对，没错。
[00:25:07] 袁莉: 你说把很多精力放在项目和社运的运作，你能说一下这些项目吗？当然有一些听众听过我们五月份做的那次采访，但有一些人可能还不是太知道你们做的这些项目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你们今年做了多少个项目，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满意的。
[00:25:29] 李老师: 我们今年基于我们的社群，其实做了大大小小的项目，应该也有四五个了。从最开始承接“星星回家计划”的海外版，到之后的“611”，就是全国高中生的一个超时学习的项目。这个项目在寒假的时候是成功的促进了全国这些中小学推迟了开学时间。后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又做了“牛马”这个项目，关注中国劳工权益和中国劳动者超时工作的项目。也是因为611这个项目比较成功，很多打工人或者普通人就跟我们说，希望我们也关注他们的境遇。在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又做了“自由散步”，就是我们号召全国的朋友们，如果在路边看到“自由”两个字，可以上传到我们网站的地图上。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世界各地有多少人上传了“自由”这两个字。
[00:26:41] 袁莉: 这个反应多吗？
[00:26:42] 李老师: 这个也挺多的，全世界总数应该有一千多个投稿。但是这个网站中间被攻击了，导致我们前面的数据全部丢失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新项目应该已经上线了。我们在 11 月 21 号正式推出了一个关于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叫“你幸福吗？”。它来自于 CCTV 以前做过的一个采访，他们在街上不停地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所以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你幸福吗？”。
这个项目聚焦于当下青年的就业处境和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推特账号置顶去填写，或者去阅读这些年轻人的故事。
[00:27:40] 袁莉: 那现在给你投稿的人还多吗？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倦怠或者无力感？因为我想投稿的人一般是出于愤怒，或者是说希望投稿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我担心的是大家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不再愤怒，或者不再对改变抱任何希望。现在投稿的情况，还有投稿发挥作用的例子多吗？
[00:28:03] 李老师: 现在的投稿肯定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多了。一方面，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的生活趋于正常，没有像疫情期间那样有那么多投稿给我。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中共的惩罚力度在加大。首先，大家普遍意识到投稿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与其投稿给我们，不如给一些小的博主可能更安全一些。但是，同样因为中共的惩罚力度很大，也侧面说明这种投稿是很有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被称为“赛博信访局”，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的每一条内容，当地的国安是真的会介入的。因为国安会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介入进去。很多投稿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我们很多投稿来自学生，他投稿之后，当地的国安会去他们学校。事情本身可能只是他们学校食堂不好吃，或者学校周末不放假，但国安会说这个事情影响了国家安全，然后要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方面非常夸张，甚至让我觉得夸张到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但另一方面，也侧面说明我们这个账号和其他账号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个账号，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能够真正给中共施加压力、去推动解决民众诉求的账号。这是我们和普通账号最大的一个区别。其他人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未必敢这样做。因为通常有这样影响力的人，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社会资源，或者一些联系，特别是和中国的一些联系。并不是说他们是什么大外宣，而是因为他们和中国还有联系，还有一些软肋，所以他们未必敢做得这么决绝。
但我不一样。我是一个彻底从草根、从零开始变成这样的账号。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包袱和负担，我们只需要抱着一个革命者的心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行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是万能的。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们也会去解决这些投稿人。所以我们也会有很多方式去规避投稿人的风险，但终究还是会有一些投稿人他们会被找到。
所以对我们来说，过去三年其实一直是在做一个很前线的对抗。只是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的，好像只是一个收投稿和发新闻的账号，仅此而已。但这个背后我们团队所付出的牺牲，包括很多普通人所付出的牺牲，可能暂时无法和大家说，也可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00:31:14] 袁莉: 除了投稿以外，你们发帖的其他来源可以说一下吗？还有就是你们怎么核实这些信息，无论是投稿还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00:31:24] 李老师: 除了投稿之外，我们也有编辑主动去收集一些互联网上的内容。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有非常多的人开始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境遇、发布自己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采集。同时，基于对账号流量的需求，我们也会发一些国际新闻，或者一些社会新闻，而不是那种非常单一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持续保证账号的流量。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是两千万左右的阅读量，每年大概是六十亿左右的阅读量。我们需要有足够基于算法的曝光度，才能确保我们真正想发布的内容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如果我们只是发单一的内容，可能这个账号就没了，或者算法就会把它压下去。
[00:32:37] 袁莉: 算法就把它藏起来了。就像我的帐号一样，我懒得发，经常发出去的东西都没人看到。
[00:32:45] 李老师: 对，所以基于这一点考虑，我们还是要服从于算法。当然这也是作为自媒体人的弊端，就是你需要臣服于社交媒体的算法。所以当算法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影响就会非常非常大。
比如我们在最近这几个月做过一些测试。如果我们单独发一条习近平讲话的内容，或者李强讲话的内容，它的流量会被推得非常非常高，莫名其妙地高。如果我们发的是一个社会事件，比如某地发生的大规模报复社会事件，它的推流反而不高。我们不清楚它的流量算法到底怎么计算，但我们会发现亲共的内容，最近几个月反而流量会很高。我相信大家从自己的时间线上也会发现，你经常一刷就全部都是很亲共的内容。
[00:33:46] 袁莉: 你愿意说一下你的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吗？五月份那次采访中，你说你们有十五个左右的审核团队，我其实还挺吃惊的，你们有这么多人。
[00:33:55] 李老师: 因为我们的审核团队主要是志愿者，并不是说每天同时都是这么多人在工作，但是，我们至少有保持这么多的人数，我们目前各个不同的团队在一起的话，大概就是维持一个小型初创公司的规模。
[00:34:17] 袁莉: 不管是小的初创公司还是怎么样，团队是需要养的，也就是得有钱有资金。我最近去马来西亚槟城参观了孙中山故居，里面有列出来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美国、日本各个地方筹集的资金数额，孙中山好像是绕着地球跑了好多圈，到处筹钱。我看了那些数字有一个启示：革命是需要钱的，你愿意说一下你们的资金来源大概是什么地方吗？有没有普通的中国人给你们捐钱，这种情况多吗？
[00:35:00] 李老师: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白纸运动刚开始那几个月，我完全是靠 PayPal 的捐款在维持。后来捐款的数额越来越少，我就需要去开油管。一直到发币之后，发币这个事情导致我的收入减半。很多人以为发币这个事情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不是。我的个人捐款那一部分几乎清零了，没有什么人再捐了。当然，我也早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都发币了，你肯定没法再让大家捐钱了。后来那个捐款链接我自己就撤了。
油管的浏览量其实也在下降，所以这个事情导致我的个人收入在锐减。但通过这个事情，本质上却让团队能够活了。发币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才让一些人意识到，“哦，原来你们是没有钱的。”我在过去一年见了很多人，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原来你们没有钱，我们一直以为你们有很多钱，不然你们这个账号怎么运行的？”但实际上没有。好像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有钱，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钱。
在最开始组团队的时候，我一直是在用我自己收到的捐款去发这些人的工资。但到后来，恰恰因为发币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反而开始接触到一些愿意捐助我们的私人捐助者。他们觉得这样的事情需要被维持，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们继续维持下去。
[00:36:45] 袁莉: 你能不能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当时发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和海外运动的结构性困境有关吗？就是没有钱。你觉得那件事引起的非议公平吗？再一个就是，如果能够回到Li币发行之前，你还会选择发币吗？
[00:37:05] 李老师: 发币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挺遗憾的。因为我对现实世界有些过于理想化。你知道，在过去，我收到过一些加密货币的捐款，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对抗的好东西。
但现实上，实际上去中心化和加密货币，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钱的事情。而关于钱的事情，它其实是最理性、最精密的事情。但我只看到了它的理想主义的外衣。而这个事情很大的教训是，我没有咨询足够多专业人士的意见，而是自己蛮干硬上的。最终造成了很多后果，无论是我个人的灭顶之灾也好，对整个社群，或者说对整个民运圈的影响也好，在当时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教训。
但是放在今天，在发币快一周年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它让我学习到非常多的经验和教训，也让我跳脱出原本那个小圈子，也让我从一个网络博主的角色中跳脱出来，去迎接一个更大的使命，或者重新审度所有的事情。
因为在我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所有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它早发生总是要好过晚发生。它越早发生，我损失的东西越少。当然，前提是你扛得过来。如果扛不过来，那可能就是一个让你彻底销声匿迹的事情。
确实在当时，压力确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你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百口莫辩的状态。你会发现没有人敢为你说话，也没有人敢在这个事情上唱反调，你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所有人都觉得你干了不好的事情，各种谣言、各种诽谤，你甚至没有办法回应，以至于你在整个过程中做什么都是错的。你不断投入资源，去做更多的事，然后做更多的事反而接着被骂，就是这种情况。
比如我们当时在李文亮逝世几周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 NFT 。我们是自己花钱把它做出来，然后赠送的。但又会被人骂，说你们怎么能借这个事情去发行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它完全是一个公益行为。可当时已经是百口莫辩了。反正当你讨论到这个事情，你完全没办法证明你其实没干什么。对大家来说，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能从这个事情上盈利，你为什么要做它？
回过头来想，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我也说不清这一点。我确实觉得，如果不做，这个生态会死。所以我愿意牺牲我这一部分，看有没有机会。但没办法，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理想化，结果遭遇了灭顶之灾，而我想完成的事情反而没完成。
结局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最终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歪脑，各种新闻媒体全部都死掉了；各种自媒体人原本可以有资助，也全部都默默地没有办法继续。原本和你一起往前走的人全部都没有了，你孤零零地在这里。但好在，我们自己挺住了，不过结果也仅仅是我们自己挺住了。
当然，这个事情和发币完全没有关系。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局在今天发生了。所有能报道的新闻媒体几乎都没有了。这些媒体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什么？中共又开始花大量资源开始投入、扶植各种外宣。这半年、一年下来，我们看到各种大外宣、各种对外宣传卷土重来，各种“东升西降”的叙事重新出现。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川普在中间推波助澜，各种“东升西降”的理论、各种说法，也影响了很多博主。我并不是说他们收了钱，而是他们也会被这种大舆论影响，也开始转向：“好像中国也没有那么坏，你看美国现在也这样。”
所以整个舆论环境已经无法对抗了。归根到底，这就是钱的角力。整个舆论环境的对抗已经失衡。我们这边已经没有更多严肃媒体和专业媒体可以抗衡，而他们那边在不断投入资源，像什么馆长啊、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去中国，然后可以去——
[00:42:24] 袁莉: 还有很多英文的播主。
[00:42:27] 李老师: 是啊，还有各种英文的博主。
[00:42:29] 袁莉: 上一期我和查建英还有戴博做的，实际上就是很多英文博主到中国，现在中国“东升西降”的论调在英文和中文世界都在响起，而且非常响亮。
[00:42:42] 李老师: 没错，这就是我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没办法，这个结果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也没有去挽回什么。当然，这个事情也让我看到我真正的影响力。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顶多就是几十万的市值，可能已经顶天了。因为你只是一个中文的自媒体，你能怎么样？但结果最后它冲到了三千万的市值，而且是美元。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我会意识到我的价值所在：原来我的这个名字市值三千万。在我们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卖出，我们也没有推波助澜，我们没有操作，但它就能到三千万的市值。苦中作乐，它算是对个人影响力的一种认可。
如果放在今天，我会不会还做这个事情？当然会。但我会把这个事情运作得更好。因为对我来说，钱最终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之后，你会意识到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共有大量资源投入在这里，它养了大量的人，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地运作这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对抗呢？其实你就必须剑走偏锋，去想很多办法。所以回过头来说，我认为发币这个事情是一个探索。
[00:44:16] 袁莉: 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们听到这里就想问：那在发币这个事情上，你自己个人得益了吗？受益了吗？
[00:44:25] 李老师: 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分成两部分。从真实的收入来说，我的收入其实是直接减半的。我从收入方面没有受益，包括我自己的份额，我也从来没有出售过。相反，我和方脸还在不断投钱进去，去支持社区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或者各种各样的尝试。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受了非常大的益处。我通过这个事情成长了很多。当然这个说起来会有点玄学，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我在装逼，或者说是在强行挽尊。但是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真的能活到六、七十岁，要去写回忆录的话，我会认为法币是我人生中最不后悔的一个事情。它给了我很大的遗憾，但我并不后悔这件事，因为它确实让我彻底蜕变了一次。
[00:45:27] 袁莉: “蜕变”是指你从以前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现在对现实世界有比较真实的认识，还是指什么呢？
[00:45:37] 李老师: 各个方面的蜕变。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重新审度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博主吗？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博主吗？大家聚集在我身边，是希望我只做一个博主吗？大家希望我带领他们做什么？希望我可以如何往前走，从而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我觉得“蜕变”其实是意识到了一个责任，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愿意牺牲一切来保住自己的名声，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愿意为了促成这个事情，我可以牺牲我的名誉。
[00:46:15] 袁莉: 你就是要把这个事做成。
[00:46:17] 李老师: 因为不做，我永远在这样一个漩涡当中，我永远没有办法出门，我去哪里永远要报备。我甚至连飞行的自由都没有，我去亚洲，买机票要比别人贵一倍，因为我从美国转机。所以如果这个事情不彻底结束，我就没有办法真正回家。
[00:46:35] 袁莉: 你说这个事情的结束就是要共产党倒台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00:46:40] 李老师: 当然，当然。这个事情要彻底结束，就是共产党要倒台。而我要想办法让它倒台。当然，它能做到多远，其实取决于我的能力。如果这个事情不结束，我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回到家。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即使你不能回中国，但你在国外有一个不错的生活，在国外能够成家立业就够了。但对我来说不是。我要真正意义上回家，因为我想家。那我如何回家呢？不是通过妥协，不是绥靖，而是我要彻底结束这一切。这是我的信念之一。
[00:47:25] 袁莉: 对，我们前面说你有两件事是确认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很有可能最后是被暗杀的。另一件事就是你想回家。
[00:47:34] 李老师: 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要么把这个事做成，要么就是你死掉了。
[00:47:39] 袁莉: 那你为现在做的事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是也承受了很大的非议。你能总结一下这些非议主要有几种，你怎么看待和应对这些非议？他们会对你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吗？还有就是，大家对你从事的事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你希望公众来怎么看你从事的事业？
[00:48:04] 李老师: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您问我发生在我身上的发币争议到底公不公平。我当时是觉得不公平的。我觉得我明明什么都没做，我明明把一切摊开来说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理解？或者说大家不愿意听？大家宁愿听各种谣言、各种夸张的数字，也不愿意去真正了解这个事情。
但现在我觉得是公平的。我现在坦然地意识到：舆论就是这个样子。舆论是大家主观愿意相信的东西。大家会基于自己的认知去相信倾向于自己认知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你肯定是要骗钱的，所以“骗钱”这个说法才说得通；你不骗钱反而说不通。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非议对我来说是公平的。为什么公平？因为我确实方方面面没有做好。
回到下一个问题，这些非议和大家所经历的其实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是吃人血馒头，你做这个东西没有帮助别人，反而为了自己的流量去搞砸事情。我觉得这些其实只要你到一定流量、一定影响力，你都会经历。说到非议和误解，我在巴黎拜访万润南老先生的时候，他给我讲过一个他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但它是否能对应到历史上的某些人和事件，我不清楚，我也不负这个责任。
他说他当时组建一个海外民运组织，他是领导人。他担任领导人的时候，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出人出钱，费尽心思。但底下的人一直想把他搞下去，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么积极地当领导人，说明当这个领导人肯定有很大的油水。我们要把你搞下去，自己来获得好处。后来在他们内部的一系列斗争当中，万润南就“落马”了。之后，新上去的人才发现这件事完全没有油水、没有好处，于是转身甩手不干了。后来他们的组织就没了。
他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味深长，但我一直到今年他逝世的时候才理解这个意思。一直以来，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认为你这个账号能做到这么大，肯定有很大的利益，你肯定可以获得很多，所以你才愿意做。但实际上，做这个账号的牺牲远远大于它能获得的东西——无论是物质收益，还是精神层面，或者人生层面，回过头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现在回过头来说，如果白纸运动时期有两条路让我选，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因为这条路代价确实非常非常大。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你就只能想如何彻底把这个事情结束。
至于其他方面，我一直挺不解的一点是：很多人认为中国民主化是“你一个人的事”。大家经常说，如果李颖当上国家主席，只会比习近平更差；如果多伦多方脸当上国家主席，只会比共产党更糟糕。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论调当作自己避免介入政治的理由。他们觉得你们其实也不行。
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而且你是逃不掉的。很多人认为润出国就能逃，可你逃得走吗？你在美国也逃不走，你在日本更逃不走。这几天日本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共产党不断向外扩张、向外输出战狼外交，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哪儿都受影响。你没办法避免。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革命者的事情，或者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同样是海外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意识到，一个更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对整个世界是好的。哪怕我一辈子不回去，但我在所在的国家会更舒服、更安心，不会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绑架，变成我所在国家被讨厌的人。
回过头来说，我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我觉得我是比较坦然的。你有了名气，自然就会成为一个靶子。当大部分人都支持你的时候，骂你就是流量；当大部分人都骂你的时候，支持你也可能成为流量。就像雷军一样，一年前大家还说他是国民老公、国民男神，一年后他就是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骂他。雷军做了什么？其实雷军什么都没做。他那些虚假宣传的东西，从十年前我就开始骂了。所以我觉得用平常心去对待就好。
我认为所有互联网上的争议都是暂时的。真正能屹立不倒的，是你的产品：你有没有持续为大众提供需求、解决他们的诉求、提供他们认可的、需要的产品。最终你会赢得你应得的尊重。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现在只是我众多产品中的一个。我们每天持续提供新闻，每天持续帮助这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OK，它就够了。至于账号里出现的问题，别人转头来骂我，我是可以接受的。我的编辑出了问题，老板挨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觉得你这东西应该这样发，或者说我是歪屁股。对我来说，攻击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我不会因此影响我的产品正常输出。所以我认为个人和自己的产品要分开，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没办法，自媒体总是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产品绑在一起，觉得我会受到影响。但我发自内心地觉得，大家不要受到这种影响，专注于推出产品更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这是一个心理充满创伤的人，三年来血泪换来的经验。
[00:55:26] 袁莉: 对，我非常同意。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些人会把你和八九一代对比，你觉得你和他们这一代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你就和八九一代一样，会一事无成的。”他们一个是没有办法回家，另一个比较被诟病的就是好像在海外也没有做成什么，你是怎么想的？你会如何定义这个“成”。
[00:55:54] 李老师: 我其实不太认可所谓“过去 30 年民运一事无成”这样的看法。因为在那种语境下，大家往往说的是：你民运30年，为什么没有推翻中共？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细化来看，民运在过去30年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样，其实八九一代流亡的时候比我更小。我今年已经34岁，他们流亡的时候可能比我还要小十岁。他们出来的时候完全都是小孩子。那为什么要苛责这群小孩子没有推翻中共？因为很明显，六四其实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事件。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去哪了？社会精英去哪了？为什么没有更多成年人、有社会资源的人站出来主导这些事情，反而最后让几个小孩子背负一辈子的骂名？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但话说回来，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过去这三十多年，中国海外流亡的这些民主人士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系统。回过头看，无论是藏人还是维吾尔人，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社群的团结。无论你认不认可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团结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他们社群内部也有分裂之类的，但总体来说，这么多年来他们依然有一个有效运转的体系去支撑他们的流亡群体。但海外民运这里似乎非常微弱。
其次，一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没有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被广泛认可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运动要转型，国家要转型，一定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撑。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没有拿出一个能让国内人信服、认可的理论体系。那我们到底在想象什么？期待什么？期待国内突然变天吗？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变天？
比如江油，它只是一个城市里民众的抗议行为。但我们又会期待它成为星星燎原的火种。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江油这个事情闹大之后，它以什么为支撑？其实没有。它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状态下的抗议。它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是政治诉求吗？也不是。而同时海外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对国内做什么？恰恰是在言论自由的领域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影响他们、给他们提供方案、提供路径，让他们可以依靠。但我们也依然没有做到。
所以当今天我们这些年轻人决定投身这个事业，想要做事情时，我们发现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很遗憾的事情。
当然说到这儿，我想顺便吐槽一点：我觉得中国普通老百姓非常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承担的东西太多了。所有事情最后责任都归咎于他们。我们说民运为什么不行？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说中国转型为什么没实现？中国人不行。但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吗，尽到社会责任了吗？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的阶层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吗？好像也没有。我们过去把大量指责推给普通中国民众，但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的这部分人反而是害怕的，反而是惧怕改变的。当然我这个话可能重，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接触的经验，我觉得大家缺乏真正的勇气。
2022 年 11 月 26 日，国内的人已经喊出了“习近平下台”。而 2025 年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反共、要不要太激进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脱节的。中国民众远远把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甩在后面了。现在是我们海外要往前赶、往前追，而不是还在想怎么回去接管中国、怎么回去领导中国。
所以我觉得很失望、很遗憾。对我来说，我会害怕几十年后我会不会像他们一样？我说实话，我是害怕的。我很害怕的是：二十年后，我要每年纪念白纸运动；我要每年白纸运动的时候出来说说话、写写文章，或者听听床，或者做一些政治分析。我做这个事情、牺牲这么多，不是为了当网红的。如果最终我只能成为一个网红，那我确实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想像他们一样，我当然不想。
[01:01:31] 袁莉: 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01:01:36] 李老师: 从公众的层面，我会推荐吉恩·夏普写的《从独裁到民主》。1993年，夏普受缅甸的一个民主运动邀请，专门在泰国为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写了这样的一个如何推翻独裁的指南。我觉得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入门或者说兴趣的书籍去看。关于如何推翻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它是从很实际出发去写这个东西。
另外我个人的话，其实我会推荐的就是彼得·格鲁克写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是大概一年多之前，一位前辈送给我的。虽然这本书已经非常非常老了，而且可能也有些过时了，但确实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经验。我觉得如果我们跳脱出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民运，反而以一个初创公司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话，其实你是会有更多的灵感，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想法和更多可以落地的事情可以去做的。所以我会推荐。如果说有立志于想成为民运领袖，想要成为中国未来的总统的人，可以先从一些管理学的书籍开始去看一看。对，因为我年纪已经大了，我到底推动这个运动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
[01:03:16] 袁莉: 你还年纪已经大了，你还是小baby。
[01:03:19] 李老师: 我相信真正的未来肯定是在比我还小的弟弟妹妹身上的。我确实是年纪大了。你看，我最后一次回国是19年，我离开中国有6年了。再过3年，我就已经彻底离开中国10年了。我会说我还理解中国吗？我会说我还认识中国吗？我会说我对中国整个政治、社会的架构还了解吗？我不敢说。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和中国在慢慢拉远。所以我每天都会补课，我也会经常刷各种各样的东西，去看国内新的科技、社会上发生的新事情，包括国内的人如何讨论和理解一些事情。我不希望和中国脱节。
但因为我始终没有办法一直在中国，所以终究有一天我会和中国脱节，会变得像空中楼阁一样去看待中国。我会以我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中国，可能还会以2019年的中国的样子去想象10年后的中国。
所以我能走多远我不知道。我只能尽可能把事情往前推，但最终还是要交棒呆后面的人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系统如此重要。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系统，让一代代的人不断进入这个系统，去维持它、运行它、革新它、推动它往前走，而不是当我们讨论起这个事情，最终又变成谁要当皇帝——李颖要当皇帝。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往前走。
[01:05:04] 袁莉: 用专业的精神干革命。
[01:05:06] 李老师: 希望吧，对，我不够专业，但是我在学着如何专业。
[01:05:10] 袁莉: 就是两本书，是吧？
[01:05:11] 李老师: 那如果硬要推荐的话，我其实挺推荐《白日梦想家》这个电影的，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对，好，仅此而已。
[01:05:23] 袁莉: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