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023 四通桥后，那些年轻的抗议者（文字版）
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北京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一幕，一位抗议者在海淀区四通桥上打出两条横幅，要求停止清零运动，还自由、民生、尊严于公民，并要求罢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四通桥抗议事件在简中互联网上传播了一波之后很快被消杀得干干净净，很多人因为转发、讨论此事而失去了微博和微信账号。奇异的是，这些口号并没有消失，而是像星星之火一样继续传播。
大陆境内有人发动了“厕所革命”，在公厕里涂写这些口号，还有人在地铁上用airdrop向周围的陌生人发送四通桥事件的有关图片。这些年轻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做这个事情？他们在贴海报的过程中会想什么，会遇到什么？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位在伦敦的留学生Kathy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验。
时间轴：
01:52 Kathy 对于北京四通桥事件的第一反应
05:25 Kathy 在位于伦敦的大学里第一次张贴抗议海报的经历
09:42 为什么Kathy会害怕在张贴海报过程中碰到中国同学
13:22 Kathy 于2020年疫情期间在网上发言后的经历
28:24 Kathy 第二次去张贴海报的经历
37:30 Kathy 参与伦敦My Duty电报群的经历
45:41 Kathy如何看待自己做的抗议行为是否有意义
49:50 中国现在的制度对于年轻人公平吗
57:58 嘉宾推荐
1:00:56 Kathy线下抗议的录音
文字版全文：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北京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一幕。一位抗议者在海淀区四通桥上打出两条横幅，要求停止清零运动，还自由、民生、尊严于公民，并要求罢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四通桥抗议事件在简中互联网上传播了一波之后很快被消杀得干干净净，很多人因为转发、讨论此事而失去了微博和微信账号。奇异的是，这些口号并没有消失，而是像星星之火一样继续传播。大陆境内有人发动了“厕所革命”，在公厕里涂写这些口号，还有人在地铁上用airdrop向周围的陌生人发送四通桥事件的有关图片。在海外，很多年轻人开始在大学校园和城市里张贴海报。在Instagram上，@北方广场 @公民日报等账号组织网友设计海报样板，召集网友们把他们在世界各地张贴或看到的抗议海报拍照发给他们。
我还和一位在广州地铁上用苹果手机的airdrop功能向其他乘客分享四通桥照片的大学生聊了聊。他说他已经做了三次了，每次发送的内容不仅包括现场照片，还有这次事件的维基百科截图，也通常会附上一张如何翻墙的说明。他称之为“授人以渔”。
那么这些年轻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做这个事情？他们在贴海报的过程中会想什么？会遇到什么？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在伦敦的留学生Kathy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验。
这是不明白播客20大系列专题之一，为安全起见，我们给她做了变声处理。Kathy，你好！
Kathy：你好。
袁莉：你能说一下10月13日，你在伦敦的公寓里醒来的时候，怎么知道北京四通桥发生的事情的？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Kathy：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这里的白天发生了四通桥事件，但我有事在外面，一直到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公寓，才真的有时间仔细坐下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纯粹绝对的震动，因为无法相信现在中国竟然还有这样的意识，还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是陷入一种很深很深的无力感和痛苦中，因为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助他。 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他家人的安全。
那天晚上，我很长时间都沉浸在这种无力感和震撼之中。然后我就开始看到Instagram账号上，有一些世界各地的同学开始在校园里贴出海报。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百感交集。前面我跟朋友说的时候，我们都在流泪，但是当我真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图片……整夜我都没有睡觉，我也没有办法去睡觉，一直刷着手机，不断刷出一张又一张新的图片，我就一个人痛哭，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痛哭。当时心里的想法，本来是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孤独感的淹没之下，但是突然好像是黑暗中看到了光亮的感觉，让我有一点不可置信。
虽然我当然知道我不可能是一个人，但是生活中所有的感受给我带来的，包括可能在以前很多不同场合下的受到过的创伤，已经让我学会了怎样趋利避害、学会了不和别人交流、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想法，学会了把自己更深地埋藏在一种孤独感之下。所以当时看见了那些人，他们开始说话，看见一张一张的图片贴在街道、贴在校园里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很想向天呐喊：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原来天涯海角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可是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该怎么找到你们？我们走在街上又怎么能够认出彼此？
我很快就决定，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其实当时是还蛮紧张的，因为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通过贴海报这样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此前没有过任何的练习，没有任何的经验。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当然必须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做呢？可是因为我也是刚刚到伦敦，我在这里并不认识什么可以沟通这件事情的朋友，我还是抱着一个比较小心的心态。并且我在事后验证了，和大多数同学说这件事是危险的。 所以，我只能在网络上面和我的朋友一起。他们大多都是一些网友，他们也都非常好，给予我安慰啊，并且会说你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然后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甚至提醒我带上口罩墨镜，千万不要让任何中国人看见我是谁，小心学联的人，不要让中国人拍到你的样子。
于是呢，我在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就下楼到我们公寓里的自助打印机去打印。我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做贼的心态，我很久没有戴过口罩了。我们这里住的中国同学确实很多，即便是凌晨四点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中国同学。我好像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状态，在那里打印出来一张，我就要把它偷偷藏好。当时又是第一次用那个打印机，不太熟练，又带着电脑，真的是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然后一旦有人走过，我就立刻想把所有东西都藏好。我觉得手里拿着的不是A4纸，而是一捆炸弹。
因为天还是很黑，考虑到个人的安全，我还是等到天亮了，周五早上，我一个人去了学校。贴海报的时候也是相当相当的紧张，正好也赶上了早高峰，大家上学的时候，很多中国同学人来人往。我经历过那种很恐惧的瞬间，比如说我钉上了一个图钉，然后一回头和长着东亚脸、大概是中国人的人四目相对，我拔腿就跑。我就拔腿跑到前面的走廊里，加快脚步，好像若无其事、无事发生一样，走在他的前面，拐到走廊厕所里，然后稍微避开一下他，等他走了我再回去。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很多次，虽然我当时也没事，但我整个人非常的亢奋，也没有感觉到疲惫啊什么的，就在那里来回打游击战似的这么弄了两个小时。
袁莉：你都在什么地方贴海报？
Kathy：我主要在我们学校的主楼里，有公告板。但是我错误地计划了路线，先贴了其他楼的公告板。我到的是蛮早的，七点钟。可是后来就只剩下最后一条最繁华的走廊（还没贴），当时人流量就很大了。可是我又知道，因为那里很繁华，所以它也会被更多人看到，那我一定要在那里多贴。我中间也真的有点想放弃了，太累了，但我觉得还是要做完这件事。
当时我是去非常强力地躲避着中国同学的，所以并没有发生什么交流。 只有中间有一个外国同学，一个白人男生，他走过来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说他读了，觉得这是一些很勇敢的行为。和他说完之后，我立刻走开，在一个角落里流下了眼泪。在那个早上，我的整个情绪是在一种强烈的激荡中，当时我觉得无论跟什么人说话，在课堂上也好，做什么事情，我心里好像都随时会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要随时开始嚎啕大哭。上一秒还在认真听课，下一秒就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然后又回到听课的状态，我一直处在那种激荡的情绪之下。这就是我第一次去贴海报那天早上的事情，不过整一个中午我得到的鼓励和安慰是非常大的。
我后来通过互联网就联络到了一些朋友。 我会看到有些人会拍我贴的海报，我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是支持我想法的。我也看到了有更多别的海报，也有别的同学去回应，就真的让我体会到那句话，“不应该让一个人的勇气没有回声”。我那天感受到所有的回声在出现， 并且回声就出现在我的心里，就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回应和鼓励，有在上面写字的，有贴上新的海报的，还有一个使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人摁上他/她自己的红手印。我当时有跟别的朋友说到这件事情，外国的朋友会说，摁手印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有点被问倒，因为我们似乎也没有一个关于按手印是什么意思的解释，就约定俗成的事情。 但我只是在看到的那一刻，我就懂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在看到那一个场景的瞬间大家都会懂。我想那个手印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她也在这里，他/她在这里，他/她在我的身边，我们都在一起。
袁莉：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碰到中国的同学呢？
Kathy：最直接或者说最严重的原因，肯定是害怕他们举报我。虽然我在国外，可是我的家人很多都还是在国内，以及我现在依然还是个中国人，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肃的。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似乎没有那么害怕被举报，以及后来我都被不同的人提醒过，我好像有一点太粗心大意。
在那个周五的凌晨，我准备去贴海报的时候，很多网友也会跟我说要怎么样小心。那天晚上我真的是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我一直在痛哭，我和能够沟通的朋友们都说到一点：我不知道我做这个有什么意义。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是抱着一种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是能让这个事情更好的心态。我只是说，我坐在这里，我太绝望了、太痛苦了、我感觉自己太什么也不是了。如果我能走出门，我哪怕只是去贴一张海报，在这个遥远的大洋彼岸，我自己会没那么痛苦。
当时我真的是感到我其实可能是出一种非常自私的目的才去做这些东西。那种guilty的感觉可能长时间都缠绕着我。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当然是因为我在海外，我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做的这些事情，跟彭载舟他做的事情相比，能算得了什么呢？甚至就像那一天，小道消息说微信可能封了60万个账号，我就觉得这很可悲或者很可笑。因为其实我们说是反贼或者什么也好的这些人，我们被封的号反倒比较少，因为大家是对这些事情有高度敏感的，也一直很了解。当时被封的更多的是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人，所以他们也不太清楚那个界限，也不太知道这些问题，然后才会直接被封号。我们其实在一些群聊里面，根本不会去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说出来，可能这个微信群就没了。
我一边是知道这件事情，一边很痛恨自己。有的人他是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他连什么东西都可以不顾，而我却害怕失去一个微信号。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说实话，不是说害怕他们每个人都会举报我，而是因为我处在一个毫无经验的状态。
虽然一直以来都有人提醒我，包括在国内的很多经历都告诉我，和中国同学最好是保持距离，但其实我并不清楚他们真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毫无准备也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我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最紧张害怕的根源。后来我也有再次回到学校去贴海报的时候，仅仅经历了几次之后，我似乎就完全不害怕了，我甚至没有戴口罩或者墨镜。说实话，在学校里戴墨镜我觉得太醒目，反而都有点奇怪了。我的战术就是一直在打游击战，而不是把自己全面的武装起来。
袁莉：你就像一个受惊的兔子一样，贴一张海报就赶快跑吗？
Kathy：对！因为很不方便，我的指甲（不方便），或者图钉又比较高什么的。我在那里真的是紧张的，手心出汗、不断回头。中国同学往往是成群结队地出现，我害怕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的同胞们。
袁莉：你能不能说一下，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微信上说话，你读本科时那些同学都是什么样的反应？
Kathy：2020年确实是对我造成非常大的创伤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当时我个人的情绪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阶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就在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国外参加一个学习的项目。 我可能一直怀有一种天真，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似乎没有经历过从特别粉红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转变，这个可能要感谢我的家庭环境，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难以解释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真的只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太不相同。不过这也是很确定的一点，再怎么说我始终都没有特别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
即使如此，我也一定曾经是一个少先队，我也一定曾经是一个共青团员，我也一定是在这种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下成长的。我这几天跟朋友们沟通，我们也经常谈到一点，我们发现一路上我们的成长都是非常艰难的自我教育。一路吐出毒水，把这些曾经吃掉的毒给吐出来。所以在说到很多周围的中国同学的时候，我经常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一些很高高在上的审视或者嘲讽（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忍不住啦，就处在一个情绪下面），但是我真的好想跟他们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懂你，我理解你，然后我也感到一种很深的遗憾和悲哀。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呢，我们都是共享这种情感，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们也恰恰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
我可能是经历了两个阶段，对我来说是比较震动的。第一个就是上了大学。我当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们在一个大的城市，我们经过了那个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高等教育的学府，大家都经历过这些，那我相信大家其实更多是可以沟通的人吧。那个时候呢，我也还没有说特别多上网，我也从来不会就是identify自己成为一个所谓反贼（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这些词语，也没有参与过这些讨论）。我只是很天真地觉得，我当然是一个爱国的人，然后我思考的这些问题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些问题会使我置身于什么麻烦中吗？我当时对这些是毫无了解的。但显然现实就会给我上一些深刻的课。最后就发现很多同学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状态。经历过大学四年，我遇到的完全可以沟通这些事情的人，也就是一个或者两个。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太敢跟别人说话。我在上了大学，碰过一些壁之后，我就不再是一个那么有社交热情的人了。你一次、两次碰壁之后，自然会为了避免对自己造成创伤而不再沟通。我想很多时候跟那些同学沟通到一些问题，或者听到他们说一些话，其实对我都是非常严重的创伤。
袁莉：你能举个例子吗？
Kathy：就好比说我朋友圈里的大家。虽然我现在已经删了很多人了，也屏蔽了很多人，但我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大家平时看起来都是漂漂亮亮，或者说也都是很不错的人啦。我们大家在线下认识，他们可能对我也很关心很好，平时看上去，不会觉得他们有任何问题或者说觉得很可怕，这是不会的。但是呢，佩洛西访台那天，然后突然你的朋友圈就像被攻陷一样，所有的人，他们就像是机器人体内程序的设定突然发作了，然后说出那些你觉得非常恐怖的话，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台湾属于中国是最大的正义，武统收复台湾是众望所归。他们并不会觉得那里有任何问题，也不会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暴力。完全缺乏共识，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一点。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个完全可怕的机器，那我觉得你绝对切断跟他们那种联系，就OK了，可是又不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又不是那样。
2020年的疫情对我更是一记重拳吧，有点像是最后打破了我与人沟通的天真幻想。我当时所抱的幻想就是，你能够上到大学，你能够接触到这种很好的教育，其实你已经是很有privilege的那一个群体的人了（当然我自己也是），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一类人。然后我又会想，都在国外了，那就更是一个privilege，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的家庭愿意有这个支持，让我们在这里。那作为更高一层的privilege的持有者，而且又是在西方这种民主世界里面，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有一种基本共识，或至少是可以沟通的吗？
我当时是刚刚到了英国之后，很快疫情就爆发了，我就陷入了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情绪，跟现在比我觉得也是完全两个量级的。当时我看见武汉每天的新闻和国内所有的事情，就真的是以泪洗面，每天早晨醒来就开始哭，晚上再哭着睡着，甚至学业上都会没有办法那么好完成，有的课都没有办法去上，因为实在是心情处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袁莉：武汉的什么样的状态？你提醒一下，也许有的听众已经现在忘掉了。
Kathy：一开始你明明知道好像是一个我们谁都不了解的病毒，它已经开始猖獗地蔓延，但是官方媒体说它不存在人传人，然后你就想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到后来这个事情纸包不住火，彻底爆发的时候，在武汉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过年的那几天。 一方面在医院里，医生连泡面都吃不上，病人在医院里哭喊，真的像战争片那种里面的场景。街上像是逃难的状态，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口罩也买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应对，然后与此同时春晚在上映着，春晚在播放着。这就是我最强烈的一个体会。再说回我自己当时的状况，我是在国外，我也并没有天真到认为我可以跟谁都说这件事情，我还是一个蛮自闭的状态，这个已经持续几年了。我不会特别跟别人沟通，纯粹为了保护自己，我很害怕听到他们说那些话。
说到这，我有点想call back（再次提起）贴海报的事，尤其是经过了这几天之后，我发现，我内心最害怕的不是他们真的会举报我（虽然这很有可能会发生），我害怕的是跟他们起一些直接正面的冲突，我害怕听到他们说话，我害怕听到他们说一些那种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话。
因为说实话，我没有办法恨他们每一个人，虽然很多时候我又很难不恨。但我相信我真的关心他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是同胞，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别的同胞了。我交到台湾很好的朋友，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对于彼此来说是外国人。他/她支持我、理解我、帮助我，可是他/她只是支持理解帮助，他/她不是我的同胞的一分子，我们没有办法像真的我跟我的同胞那样站在一起。而我的这些同胞，他们在我的面前说出了那些话，却可能会让我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恐怖。
袁莉：你最害怕他们说什么话？
Kathy：我常常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或者每一个人的样子，我心里都会想到，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说出“我不关心政治，政治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是特别喜欢政治”。我相信其实这已经是最轻微的一种了，这些话不是那种特别狂热的爱国主义，这个伤害肯定还是要轻一点，但光是想到这个都让我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改变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一个人愿意和我们对话。
袁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你有和人分享吗？他们就是这样的反应吗？
Kathy：当时我是在微博上说话还蛮多的，但是我那个微博号就是完全个人的号。那个微博号是很多线下现实生活的朋友们互相关注的。我想强调刚才说的我自己的那种天真。因为当时在发那些疫情消息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因为我可能只是会非常多转发#“武汉肺炎”的超话里面所有求助的东西。我并不觉得我的转发能够帮助到那些人，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而这个最后的选项摆在我面前，那我怎么能不去做呢？并且理智也会告诉我，我做的这个事情一定不是没有意义，当我们每个人都去做，更多地传播出去，至少是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至少我们会帮到那些求助者，所以我就非常自然地转发那些求助的内容。
然后在那个时候，裂痕就出现了。我想不是那个时候裂痕出现了，而是我发现了裂痕。 因为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很少转发，可能会发一点点消息，但是他们不会转发特别多，就好像一种点到为止的关注，而且其实点到为止的关注已经是很不错的一种情况了。
然后我慢慢就会在心里涌生出一种既是不理解，也是很恶意的情绪。 我有点讨厌他们所有人，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关心？我会设想他们的心情，其实这一点也在这几年频频出现，我非常不喜欢自己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到现在，只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趋利避害的本能——就是我无法不对所有的中国人去做些非常judgemental的判断，一见面就把他们在心里划为三六九等，让我自己变成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种状态。我也会去猜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些事。
当时我的想法是，他们是会觉得这些东西会弄脏他们的主页，会让他们那些漂亮的照片，出去吃饭玩耍的记录，开心的那些心情，似乎会让这些受到污染，这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不仅是在当时，也是一直到现在的想法。
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一切，但在当时那个感触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就觉得原来你们竟然这么想。因为我会天真地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更多都有着我这样的想法（才对）。我又不是说要推翻谁的统治，我只想问为什么有人在受苦，而我又能做一些什么。
再回到关于周围朋友们、同学们的想法。当时在微博和朋友圈，我都还是一个会直接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可能以前都是，但只是因为2020年的疫情，这个事情太激烈太强烈了，使我会去表达更多。我也得到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回应。
我记得是在微博上面有个人叫许可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她也是一个大学生，她发表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想法，并且她表达得非常直白，又是一个实名的状态，所以她被人肉出来（遭到网暴）。然后我不知道是她自己的微博提到，还是当时网友给她安上了一个“恨国党”的头衔，但从那个时候，“恨国党”这个词也变得很流行了。
我看到那些，当然就非常为她抱不平，因为我觉得她说的那些话，怎么能说是所谓的“恨国”呢？“恨国”这个词又是何其可笑、何其荒谬。然后我就会说，那我也是恨国党啊，我就发了这样东西在微博。然后我就收到别人的短信或者提示，其实是完全不是那么熟悉的人，他们都说，你赶紧把你微博删掉，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学校会怎么找到你，可能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那些话，错得多离谱。他们的一个默认的感觉就是，这很反动，你是一个反动派。
我记得还有在微信朋友圈说了很多关于方方日记的事。那个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当时最感到恐惧的体验是，我真的是亲眼目睹舆论是如何一天一天转向的，大家是如何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下，一天一天被它所同化，被这个机器所吞噬，真的成为一颗机器的螺丝钉。方方的日记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肯定是为此而感动，是去支持的。可是随着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很多人，我相信他们都可能没有读过方方日记，他们就只是接触到了那一套宣传话术，就把它习得，然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其实都非常生硬。
你听到很多所谓的粉红或者身边的这些中国人，他们说话，你会有种明显的感觉，那些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常说，我很少觉得我们是所谓的意见不和或者政见不和，因为我并不觉得他们有任何所谓的政见。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想法，也不关心这些东西。当你是一个没有想法，也没有自己很强有力的主动性的时候，那你处在这个环境下，你不可避免地会被它吞噬，因为那个力量太强大了。然后他们说的所有话，你会觉得那不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像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一套东西，他们又会很流利地背出来，相信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话。
所以方方日记到了后来，大家就是一边倒的批评，然后甚至那些越来越多的大词都压上去，就令我觉得非常恐怖。我在朋友圈当时也是觉得，我怎么能不支持方方发布日记这件事呢？这件事它怎么能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我支持方方日记”这件事情也会被一些人容不下。我真的也会收到一些朋友圈的评论，他们可能是学校里的师哥师姐，很多人也会自诩我的长辈，有来教育一下我的想法。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你说这个很危险”，而是“你的想法有点问题”，“你的思想是有点问题”。
袁莉：你会怎么回复呢？
Kathy：我把他们删了，哈哈哈哈！我其实不敢跟他们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也挺懦弱的。
袁莉：你去贴这个海报的间隙，在旁边休息的时候，有一帮中国学生在那儿品头论足？
Kathy：对，很有意思。周五经过一天，关于我贴海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我的想法发生很大变化，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同时，周五是给了我非常多安慰和鼓励的一天，我也知道了我在这个学校里不是孤身一人，然后我也真的找到了一些朋友，加上好友，加进他们的群，那种感觉像是一切眼泪的创可贴，一剂特效药。我真是从周四到周五就一直在那个情绪的激荡里，我完全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上一秒我觉得好孤独好痛苦，下一秒打开Instagram发现还有这么多同学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欧洲所有国家支持我，所有的事情都会让我有一种强烈想哭的欲望。所以我觉得线下的联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哪怕只是认识一个人，能够跟一个人说话也好。当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学校里的同学，我们的地理距离很近，我的眼泪就好像会被止住了，我就觉得没有在那么创伤的感觉里。周五夜里我就和认识的同学又回去学校贴海报了，周六也有尝试。
周一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学校里，就决定再去做一下这个事情，并且这一次我是选择特别温和的那些标语。我很喜欢那一套海报，也很感谢这些海报设计的朋友。那一套是“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与西藏人、新疆人、香港、台湾、乌克兰、伊朗和全世界受到集权压迫统治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要食物，我们要爱，我们要多元，queer”。我就主要选择那一套海报。
结果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可能经历过一些斗争的练习，一些经验的习得，和线下朋友接触之后，我已经增长了非常多的勇气，而且实在很讨厌戴口罩墨镜，我不喜欢这样。我就觉得，我凭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我明明是在做一件我觉得最堂堂正正的事情。
所以周一当时是晚上，我一个人在学校，我面部也没有任何的遮挡，没有去避讳中国同学，就在那个最繁华的走廊里再贴这些海报。然后贴的时候我知道我身后人来人往，有很多中国同学。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在意了，只有两个中国同学，他们走到我旁边驻足观看，我是有点紧张了，因为他们都是男生，我觉得有点害怕。他们要是给我一点暴力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就非常警惕地看着他们，他们有点警惕地看着我。我们互相对视了半分钟，然后他们会有点躲避我的目光，他们一直在看海报，我在想，那是不是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采取这种方式来向我证明，他们其实是我的ally，但我一直很焦急地在扫视他们，会提防他们是不是要上来撕海报。我们僵持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两个都分别暗暗向我竖大拇指。这真的有点好笑。因为我们在一个学校的走廊里，当时也没有其他中国人。之前我说过，有外国同学来跟我表达鼓励，是那种很自然的方式，鼓励我有勇气，然后竖大拇指，祝福我。可是那两个中国同学，他们竖大拇指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他们真的就像地下党接头那样，暗暗地在腰间竖起大拇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被安慰到的，我也会冲他们笑一笑。有一个男生留下来，跟我说话，感觉真的很棒。
如前文所述，我的天真感或者说愚蠢也好，好像在我身上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时就非常自然地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还有很多海报，我也携带着工具，就是图钉呀、胶带呀，都带着。我就说，我也可以给你一点，如果你想要的话。说实话，打印那些花了我蛮多钱的，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能看见朋友很高兴嘛，我就非常自然地提出这个offer。但是他就说——我不好去揣度他的心理——只是说他有事，就离开了。后来我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妥当，也许是会给他一些压力，也不太好。这是遇到了两个比较正面的例子。中间我贴到一半，就想休息一下。走廊的对面就是一个café，我就站到那里休息。我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也没有避讳任何人，海报就抱在手上，然后旁边摊开放着所有的工具。那个时候呢，就有几群中国人经过了走廊。 第一伙人，他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公告栏，就突然有人开始“喔！喔！喔！”地大叫，我就很奇怪，我在想为什么那样叫？我还在想，他们是很兴奋、很支持？似乎也不太对，有点奇怪。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们应该是会支持的人，我就觉得应该是那样子，可是我就按兵不动。我差点要冲上去说hello，我就在他们的身后，他们直接稍稍往左一扭头就可以看着我。只是没有人看见，我不知道为什么。
幸好我没有那样做，我还是留在原地。结果他们讨论一会儿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就说”好丢人啊”。 然后他们又都开始迎合着说，太丢人了吧，怎么这么丢脸，到底是谁干的那种事。然后一个人说，“家丑不能外扬”。就真的是这句话，然后他们就重复了七八遍，很大声地说，“家丑不能外扬”。我跟我所有朋友说起，大家都会说，他们还知道是“丑”啊，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情况，那些话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是他们习得的，他们被灌输进去的。只是他们相信是自己的话，自然地说了出来。
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要不要撕掉海报。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整个火已经冲上我的头，我就觉得虽然他们人多，也无所谓了，我就打算直接上。我想如果他们真的要撕，我打算就立刻上前跟他们对峙。结果没想到他们离开的速度比我打算上前的速度还快。他们说要撕了海报之后，几个人互相推搡一番，似乎感觉有点害怕，说着“不太好吧，你在学校里”，然后互相推搡一番。最后真的是一溜烟的就跑掉了。
袁莉：其实他们不敢撕。
Kathy：对，他们不敢撕。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说也有点长士气。后来有别的一些中国同学过来。我发现有一个规律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人，大多数不会特别多停留，可能会有留下来拍照，那种情况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善意，我想我还是会相信那些留下来拍照的单独的同学是支持我们的。但是只要是一帮中国同学，就很可怕。他们都会开始进行一些议论和交谈。后面就有这样的一帮同学停下来，也是觉得有很兴奋的感觉。然后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时完全是八卦和猎奇的心态。就会说，“哦，就是那个桥，对对对，我有看见。”“我也有看见，别的学校好像也有贴这种。”“哦，原来我们学校也有啊！”然后就是这种（看热闹的）感觉。
我真的是难以理解，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份上了，人又在墙外，你们真的不知道桥上发生的事吗。因为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那么了解，也并不关心。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在那里（给海报）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们的朋友还会说，“你小心一点啊，小心点别把人拍进去了，明天那个公安局要把你抓走了。”就是开这些玩笑。
袁莉：然后都到了伦敦了还是这样子。
Kathy：对，就是哄笑做一团，然后又会离开。大概这么也有过两三伙。不过就因为那天晚上的观察，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些人可能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 也许他们是小粉红，或者就是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他们既没有能力在我们的海报旁边贴上表达他们自己想法的内容，也没有勇气去撕掉我们的东西。他们做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举报。还有现在很可怕的是，他们会在我这个海报上写下很大的“fake”。我们觉得那个就是跟中国警方的辟谣思路完全一致。
袁莉：嗯，假的。
Kathy：没有事实，没有故事，没有逻辑，没有道理，没有证据。就是一个大大的那个标记，告诉你，这是谣言。
袁莉：你刚到伦敦然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你自己去采取了一些行动，参加了这个电报（Telegram）上的“伦敦my duty民主墙群组”。你愿意不愿意说一下，你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一个群组？
Kathy：对。就是一种很很简单也很朴素的想法吧。我相信很多人，甚至我后来在群里面看到大家一些聊天，我会知道我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个人。 我在（群组）这里，当然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早的行动，然后能够因此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依然是很幸运了，就是可以在真的生活中、线下认识到这些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直到现在都还是完全的孤身一人。在他们所在的城市，可能中国人很少，或者说有很多中国朋友，那也是另外一种可怕的状况。也许他们是唯一一个贴海报的人，他们没有收到过回声，他们也没有接触到过任何线下能够沟通的朋友。
所以他们在能够加入到（群组）这里，包括我们能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绝对存在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一点听到朋友的声音。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论是我自己这样有着多年在国内生活的经验的人，还是我后来发现的有些可能很小就到了国外的人，不论是怎么样的经历，好像我们只要是在中国人群体里，跟中国社会接触到，那些最大的声音、最多的声音，很多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创伤。然后我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勇气，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所以即便是只有（群组）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说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了。
袁莉：我因为也见到你们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就从你们也差不多一组建，我就进去看了，看到你们从下午到半夜这段时间差不多就聚起了200多人。你们说了my duty，就是我的职责，你们的职责是去做什么呢？我有点不太明白。
Kathy：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倒我了，可能也问倒我们大家所有人了，因为我不好代替他们说。我当时自己很自然地想到的，也是it’s my duty（注：出自BBC2019年的六四事件纪录片，一位中国青年回答“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时所说的话）。但是这也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长远一点说，我想我们都会认可的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这就是可能是最终的目标。可是它太长、太远了。我觉得任何和社会活动相关的人，都没有办法一直focus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上。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毫无疑问会把所有人都会拖向一种无力感的深渊。你还是更多地关注，一些短期的目标也好，你现在能够去做的事情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现在在群里讨论，其实我会发现有不少人，他们可能和我的想法是类似的。我们会有勇气，也愿意站出来去支持，能够真的做出线下的活动，可是我也悲观一点说，我也并不觉得这样的人有很多。
即便在这种群组里，可能更多的人他参与到这里面的动力，是我前面所说那个更朴素简单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同温层，能够沟通，能够让自己生活得没有那么孤独，有一个地方可以说这些，可以自由地讲话。 但是对我自己而言，也会有一种担心。 就像有朋友的时候进去也会说，在之前李文亮事件发生时，他也加入过类似的组织，可是最后就无疾而终。那现在的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能走到什么地方，或者又能怎么样继续，我不知道。我为此是会感到有一种焦虑的。
袁莉：我看到有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希望能让更多在英国留学的这些学生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有权利站起来反抗，而不是继续做奴隶。大家还有愿意推动的这些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能发展到哪一步。 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我可以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对这种体制的一种反抗，哪怕是你个人的一种反抗吗，那么你觉得你这种反抗有意义吗？
Kathy：其实在你刚才提到那个很好的发言的时候，我心里也已经非常默契地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让大家知道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是这样，我就想到最近有一份海报我很喜欢，写的是“Get used to freedom”（请你尽量习惯这种自由）。
我们其实绝大多数人，明明活在这里，但似乎还活在中国，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公民教育，这些是我们是没有被教育过的——真的需要学习。
然后说到底反抗有什么意义，这可能还要回到我从第一天去贴海报，我这短短几天内的心路历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就像我前面提到，我第一天去贴海报的时候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事情，我甚至会把这件事情看得一文不值。别人安慰我说，你很勇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是很有价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可能关系更好一点的朋友，我会跟他们坦诚以告说，我没法相信。其实你说这些话我知道，我甚至自己也会跟别人这么说，并且我向所有别人表示认可的时候我是真心的。但是，我只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袁莉：说服自己什么呢？
Kathy：说服自己这是有意义的，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我觉得它并不勇敢，我觉得它也并没有意义，这是在周五早上的我非常强烈的想法。我一直抱着那种负罪感和渺小感，因为我会不断地把我做的这件事情跟彭载舟站在桥上所做的事相比较。当然结果就只能是这样子，
但是在周五就那一天又收到了回声，然后包括周六，我们又在持续的做这些努力之后。我就会感到好像没有那么无力了。好像即便只是在墙外贴海报——我依然认为这个贴海报还是一个非常安全领域的尝试——这件事它也不是像我之前想的那么一文不值。它当然不是一文不值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个校园里贴上了50张海报，难道不会增加哪怕至少10个人知道这件事吗？那即使只是多了10个人知道这件事，多了这么一点点人，好像我都会觉得挺开心的。
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少可以更多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让他们关注到这件事情，也许是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至少更多保证一点彭载舟还有他家人的安全。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很朴素的心愿。
这就又回到my duty是什么，那就是哪怕这个声音现在还很小，哪怕前路还很漫长，但是不去指望别人也不去苛责别人，至少我们在一起，我们凝聚了更多的共识。我们在一起，我们如果日后真的能够在国外进行线下的示威游行也好，再更进一步也好，哪怕光是我现在继续贴海报，就是做这一类宣传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反抗）它是一个长期战。它不是那两天就结束了。我当时只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情绪里，就觉得我要去立刻做完了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它长期地做下去。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一些探讨，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长期战的话，一些策略也需要发生改变。并且我们发现真的要借鉴很多别人的经验。因为英国有很多红绿灯的按钮嘛，然后我们就想去制作那种小的贴纸，可以上面是一个简单的记号，比如说我们的hashtag，free China之类；或者在上面印二维码，可以扫到相关内容的东西，然后把贴纸贴到这些红绿灯按钮的附近。
这种事真的也有点没有公德心，是一个制造牛皮癣的行为。但是我之前也读到位网友写的，任何从一个集权的国家里面开始的反抗都只能从牛皮癣式的抗争开始。这点也还蛮可悲的，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有从未离开中国的感觉。即便在这里，我们的反抗依然只能从牛皮癣开始。
袁莉：其实我想问的是你的人生的安排。也许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你认为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人生的长远维度来看，也许我们，就是你们，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改变不了中国。你们可能最后没有办法，可能就必须要考虑润。然后呢，怎么安排？你怎么来看你的一生，以及这一生是不是有意义？我想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想你也是在考虑，因为你正好就是这个年纪，20来岁。
Kathy：真的是非常沉重的问题，也是 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就像前面说到，有考虑过润或者移民，那又怎么办呢？真的是会让我完全沉默了。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心里给出答案。首先我想，我是非常的想移民了，这可能也是目前周围一些朋友的想法。
可能三年前我们还不会这样想。但是确实这两年（温水煮青蛙的环境里，）水温有点太高了。我们真的是有点至少短期内我们自己要活下去的打算吧。所以移民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寻求的方法。
我当然也想生活在一片更自由的土地上去保护我最基本的人权。我不会因言获罪，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贴海报而不惧怕， 虽然我现在都还在害怕。因为有其他国家的朋友们跟我的朋友说，你们现在这个方法太不行呀，你们一定要多去reach out，可以把东西印在衬衫上，穿这个衬衫。我说，那当然很好，可是我真的害怕我穿了之后，明天我爸妈就被警察上门找去喝茶。这确实是有这些顾虑。
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想有一口气，还有一点空间活下去的话，我一定是非常想要移民。甚至我会想到在以后还有没有可能让我的父母怎么样可以有机会出来。但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有技术难度在这。
但是我最近一直有在安慰我自己，就是事在人为，就是只要你想，哪怕黑下来呢。 一定是可以克服、有办法的。但这个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原来我最纠结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移民，而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移民了又怎么办？我实在是觉得移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不是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解决我个人生存的问题。
袁莉：为什么呢？
Kathy：因为我会觉得，我经常跟别人说移民在我心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的话，我想那有且只有一个，就是忘记中文。可是我，我永远不能，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 我不会。我还是那么地爱它，我是那么地爱这门语言，我是那么地爱这片土地，可是我却要被迫远离它。
可是就算是真的到那一天，就退一万步来说，我甚至有能力把我父母接出来，然后真的断了我在国内的很多其他的一些牵挂。可是我知道即便是那样子，我也不会就真的不关心中国的事情。
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我到底怎么样去关心，我以何种姿态去关心，以何种姿态去面对？ 我不知道。我在想，还是分享一下就是一篇端传媒的文章，我很喜欢，也跟很多人都分享过。我经常是目中无人，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就拉着、摁着他/她在那，读很长的一段。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很短的结尾。那篇文章是《异乡人：在自己的母语里流浪，我在加拿大学编剧》。它的结尾是：
地理位置的变化不会让我脱离那熟悉的衰世感，相反在海外的清寂里，它会越来越醇厚。因为我和它水乳交通，这里面有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借以认知的一切，连起来就是我的命运。
其实真的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感觉到，是的，我割舍的不仅是中文，也是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已经深深地牵绊在这个地方。
袁莉：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真的是赶上了这个国家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基本上一直往上走的。那现在你们这么年轻就要面临这样子的情况。我不知道——可能这个问题也有点大，而且有点问得太显而易见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的未来是怎么看的？然后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对你们年轻人公平吗？
Kathy：我好像不太会从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因为我不是会特别想到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作为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经受着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而是所有的凌辱、欺压和虐待，在这个机器下面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感觉。
但是如果提到我的这一个generation，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可能也是跟时代非常密切相关的——那种绝望和无力的感觉。
我想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些依稀的、好的记忆。像是听到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哎，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过有这回事。 论坛我也知道，然后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政治、历史、地理相关的东西。我小的时候他整天坐在电脑前看谷歌地图。
光是这件事我就特别伤心。因为他现在就是看不了谷歌地图。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好东西了。我是因为站在我父母的肩膀上，在他们的支持下，我用着苹果手机，我来到了国外，我会翻墙，我有这些所有的能力。可是对我父母来说，我也很难说去教会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困境。但是光是看地图这件事，我就常常为我爸感到很伤心。然后他现在经常就在我家饭桌上看一些纸质的地图，这真的是他的一个爱好。
我清晰地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带着我看，说，这是谷歌地图。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或者说90后千禧年一代出生的人，我们真的是在地球村、地球梦的那个概念下长大。我们真的相信一切会更好。我们相信我们是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是开放包容接纳我们。可是，像我个人的话，就在我真的有时间多上网，也就是进入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到了20来岁的时候，真的是一记当头棒喝，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如梦幻泡影”。
回忆起那些东西，有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记错了。我真的有一次听说，我们好像初中的时候Instagram，还有Facebook还是可以上的。然后我因为不太关心嘛，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防火墙升得更高了，就上不了了。那后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那些东西都已经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了，世界早已经深深地割裂开。
然后再回头望过去就会觉得，啊，真的有过那一天吗？真的有过那个时候吗？我们也不太记得是什么感觉。
就像我们现在，包括在那个群组里或者网络上，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然后我们会想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比如说，比我小10岁或者现在才出生的人，那他们一生下来就生在高高的墙内。那他们会生长成什么样？他们的世界里就连我这段可能曾经还有一线光明的记忆都没有。一切好像都是在快速地跌落下去。
这又回到，那个my duty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好想去做啊，我好想去完成my duty。可是我真的站在这里，我也不敢穿上一件写着口号的文化衫走在校园里，我也没有勇气真的站到桥上。所以我真的是陷入这种感觉。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边说着my duty，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袁莉：因为我那天也是在你们那个群组里面，我看到有人说：希望有一天我敢于实名露脸表达自己的反对。也只有越来越多普通人、有日常工作的人敢于实名露脸表达反对，反对的声音才更有力量。
Kathy：是的，对。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再去贴海报的话，我不想戴口罩或者怎么样遮掩。我就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也好，或者是至少让我的声音稍微有力一点。因为我会感到，如果我把我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出现在那里，我发出的声音好像都会孱弱很多。就像他说的，可是，可是——
袁莉：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Kathy：对，因为我就有时候跟国外的朋友他们沟通，我会说到我觉得在中国的话，这是一个后六四时代，我觉得在这个后六四时代，你不能够指责每一个人。 你真的不敢站出来，因为你站出来结果就是真的失去生命。
袁莉：或者自由。很多人都失去了自由。
Kathy：是的，我就觉得我告诉自己说，就是我还能够感受到愤怒，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能够保持感受到愤怒，这其实就是我行动的最小值。我就已经不是说什么都没做，这样说的多一份愤怒，我觉得都是一份希望也好。哪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愤怒或者。 说这些我我又没有希望了，我又回升到了绝望之中。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包括就大家，哪怕是说是还原子化地散落在各地，那我们保持着自己的珍贵的思想、希望、愤怒。可能它未尝也不是一种“散装革命”。
袁莉：“散装革命”……这个词好。我觉得我今天和你谈话，你的情绪已经比前天好了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你参与了这个群组，然后找到了更多的人，你知道了真正和他们——即便是网络上也好——建立了一些联系，对你的情绪也会有一些慰藉。
Kathy：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也是觉得那天我说了很多东西，完全可能是不受控制地会涌出来，但是到现在的话，确实整个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很多。并且我还觉得，怎么说，它也不仅是一个纯然的好事。因为我觉得，当你接触到这些组织、团体、朋友，你都会发现在这里面依然有很多问题。想到这件事情不可能通过纯粹理想主义就解决的，我这个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烦。但是你就可以开始想要去解决这其中的那些琐碎的问题，这才是生活的常态。
就像是四通桥的一件事，它是一块巨石扔到了水下，一下子激起了千层浪，至少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是这样。可是浪花总会平静，更多的事情是之后该怎么办。一直以来，我觉得每一个日常的相处，也都是伴随着这种纠结。一方面是在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就会考虑要不要移民？移民了怎么办？中国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能救中国？就是这种问题。
袁莉：还有你怎么就救自己！
Kathy：对。我怎么救自己？我怎么救我的国家？我怎么帮我的同胞？这些东西它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只是站在后面，就是默默地在后面站在那里。
袁莉：挺好的，嗯，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的。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挺好的结尾，也算positive吧。虽然是在这样的绝望之中，就像你说的，还是在绝望之中找到了一点点亮光。
Kathy：我就想到一件事，那天有谈到过，就是关于手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都会懂。因为那种感觉，我就想到这几天现在的组织为什么影响到我，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天周四的夜里，我在仓促之中建立一个海报文件夹去打印的时候，我随机的给那个文件夹选择的名字就叫做“我在”。我当时就是随手打出来的，但后来我就有了那种感觉。其实我就想说的是，我在这里，我来过。即便我可能也没有声息地走了，即便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我不能够完成多大的my duty，可是我看见了，我也努力记住了。我现在看不见你们，可是你们也不孤单，因为我在。
袁莉：真好，谢谢。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呢？
Kathy：我就找到了几个，然后也是我很想跟更多朋友分享的。第一部是纪录片《算命》。它是很著名的导演徐童的“游民三部曲”里面的一部。很有趣，我发现现在在豆瓣上搜索《算命》的话，它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词条不予显示。其实它还在的。教大家一个方法，谷歌搜索还能显示那个豆瓣的词条，可以看看大家的评论。当然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可能就是去年才看的，当时还没有这样（被屏蔽）的情况。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独立纪录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讲的就是一个当代的算命先生，他的故事。然后它是一种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然后也是一个章回体长卷式的纪录片。我不多介绍了，大家看了一定会非常的震动。它就是关于最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可能不美的那些所有东西，和感受，和痛苦，和悲伤。
然后第二个是一部电影，叫《沉静如海》。它是一部爱情片，是一部战争片。主角是一个法国的普通女孩和一个德国的军官。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但是它的进展绝不像简述的这个内容那样可能显得烂俗。整部电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关于沉默的故事。
我推荐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语境非常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所有人来说，我们对于这种沉默，和它背后的很多力量也好，感受也好，其实一定都会有我们自己共鸣的地方。
然后最后是一本小说，非常有名，就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当代文学荒诞派很有名的一部小说，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名字。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过那些小说内容，我就极力推荐一下。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不像一些人们想象中的荒诞派作品，可能有点意识流，比较艰涩，难以读懂。它真的是很好玩，很好玩。但是我不知道读这个书的话是会缓解政治性抑郁还是加重。因为就像海勒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写这些故事，就是希望让人们在读的时候开怀大笑，然后在开怀大笑之后怀着恐惧回过头看他们笑过的一切。我觉得他做得非常成功。但其实这不仅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也是我生活里很多时候，甚至每一天对一些事情的感受。
袁莉：好，谢谢Kathy，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抗议现场录音】
袁莉：在与Kathy录制本期节目后的第3天，也就是20大结束后，新常委亮相的那天。Kathy和伦敦my duty群组的部分留学生参与了香港人组织的集会，抗议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殴打香港示威者。他们走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口抗议。在抗议活动中，Kathy和几位大陆留学生接过香港抗议者递过来的话筒，用普通话喊出了四通桥横幅上的标语。
【抗议现场录音】
Kathy：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最真实最强烈的恐惧。因为我们站在那里太醒目了。对面聚集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我当时也是一直在发抖，就是说话我觉得牙齿都咯咯打颤。又很冷，真的第一次有这么大声地喊出这些东西。 从我们喊了第一声出去，因为我周围也全是香港人，所有人都开始为我们鼓掌。
【抗议现场录音】
勇气是需要练习的。你必须要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大声地喊出普通话的口号。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