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96 穆斯林官员马瑞林:我在中共宗教系统的20年(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1:43 出身宗教世家?
05:50 经历六四的高中老师的影响
08:06 乡政府干部中唯一的穆斯林会经历什么?
13:39 一名“想干事业”的穆斯林官员
15:35 订阅提醒
18:16 参与设计宗教监控系统
22:53 抽烟、喝酒,“朋友里没有穆斯林”
24:13 在麦加哭得一塌糊涂,回来后戒酒四年
28:03 2015年麦加踩踏事故对马瑞林的影响
30:22 带团前往麦加朝觐的经历:从管理到服务
35:38 中共的宗教管理是编织笼子的过程
41:27 “滚回你的中东老家去”,穆黑给马瑞林带来的身份焦虑
45:57 在省委大楼办公室里的秘密礼拜
49:05 如何参与执行“伊斯兰中国化”
58:29 穆斯林抱着国旗哭,中共如何管控麦加朝觐团?
01:08:44 谁能去,谁不能去?朝觐团也有腐败空间
01:14:27 被举报:长期翻墙、对甘肃省委不满、发表不正当言论……
01:18:59 离开中国时的恍惚
01:24:19 中国众多穆斯林最恐惧的是什么?
01:25:07 如何看待对穆斯林的偏见与质疑
01:30:49 作为党的鞭子,打在每一个人身上
01:34:18 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

[00:00:04]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马瑞宁去清真寺做礼拜时会带上摩托车头盔,以便躲避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他很清楚那些摄像头在哪里,因为作为宗教事务官员,他参与设计了追踪穆斯林信众的系统。从2016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强了所谓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清真寺拆除圆顶和巡礼塔,阿拉伯文字被禁止,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清真寺,公职人员——哪怕是退休人员去做礼拜都会受到惩罚。在新疆,这场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拘押超过1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政府所说的再教育营。但在内地省份,镇压更安静、更官僚化,由像马瑞林这样的干部来执行。

马瑞林在中国宗教事务系统工作了20年。他是一名处级干部,管理穆斯林朝觐,给党员干部讲习近平思想,设计监控宗教群体的数字化系统。但一次在带团去麦加朝觐时,他经历了精神上的觉醒。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身份。他意识到他既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也是被压迫群体的一员。将近十年间,他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忠诚的党的干部,执行着他不再相信的政策,晚上是秘密做礼拜的虔诚穆斯林。现在,他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清真餐厅工作。他决定讲出他所见证的、以及他所参与的一切。

马瑞林你好,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就是你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在那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00:01:55] 马瑞林: 我在2024年的二月初到美国。之前长期在中国甘肃的宗教系统工作,工作了24年。整整24年。

[00:02:11] 袁莉: 你最后一个职位是什么呢?

[00:02:13] 马瑞林: 最后一个职位是甘肃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

[00:02:18] 袁莉: 那是做什么呢?

[00:02:19] 马瑞林: 主要是给党员做党务工作。所谓的党务工作,也就是像我一直是给所有人说的,我就是党的祭司,党的宗教方面的祭司。

[00:02:35] 袁莉: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哪里出生长大,你家里是不是回民?你家里的宗教氛围是怎么样的?

[00:02:46] 马瑞林: 我出生在甘肃甘南,也就是甘肃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在那个地方出生,并一直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后来我去了陇西读高中。我们家世代是一个宗教世家,我的太爷爷是中国伊斯兰教一个教派的教长,人们也叫“教主”,主要负责教务等各方面事务,在他主持期间,这个教派发展到最为壮大的阶段。我爷爷、父亲后来也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这一代人最后都归于平凡,碌碌无为。

[00:03:29] 袁莉: 你家里的宗教氛围是怎么样?你们家以前有宗教传统,到了你父母这一代,你从小长大是什么气氛?

[00:03:39] 马瑞林: 我们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爷爷那一代人在民族方面的特征比较明显,而在宗教方面,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种宗教意识是有的,但并不是很强。比如说做礼拜这些事情,可能也受教派文化思潮的影响,他对做礼拜并不是特别注重。但他非常重视我们的汉文化教育,尤其是对汉文的学习格外看重。

[00:04:11] 袁莉: 让你们去上学、要受教育。

[00:04:14] 马瑞林: 是。我们那个县城的所有人没有人比家里挣了多少钱,而是比出了几个大学生。

[00:04:25] 袁莉: 那是80年代末。

[00:04:27] 马瑞林: 80年代都是这样的。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比的都是供了几个大学生,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大学生。就是那么一个很落后、很落后的地方。我爷爷这一代是这个教派的头人,作为头人,他对教派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一直影响到我。但到了我父母这一代,因为长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宗教的态度就变得没有那么强烈了,整体的宗教氛围也不再浓厚。我们家里礼拜的宗教氛围,其实一直比较弱,直到后来我自己产生了宗教觉醒,反而是我开始去推动、甚至逼着父母去做礼拜。

[00:05:12] 袁莉: 就是你从小长大其实不太做礼拜。

[00:05:15] 马瑞林: 很少。

[00:05:16] 袁莉: 就是不吃猪肉,别的其实和汉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0:05:19] 马瑞林: 有些习俗,比如说逢年过节,元宵节,八月十五,全是一模一样的过。

[00:05:26] 袁莉: 你那个县城的穆斯林比例是不是很高呢?

[00:05:31] 马瑞林: 它那个县总共是十三万人,穆斯林基本上聚居在县城,三万多穆斯林全在县城。

[00:05:40] 袁莉: 那就是不到一半人。

[00:05:42] 马瑞林: 不到。但是县城里面可能就是个4万人左右,但是穆斯林可能占了三万多。

[00:05:50] 袁莉: 啊,那那很多了,百分之七、八十。你提到过,实际上对你的政治觉醒、政治意识影响最深的是你高中的一些老师,你能稍微说一下吗?

[00:06:03] 马瑞林: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在陇西一中读的。那是九十年代初,正好是在“八九”之后。因为陇西这种地方本身比较偏僻、贫穷,当时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参加过八九,在当时的评价体系里“身份不好”,被强制分配到这些地方来任教。他们在课堂上,除了讲主流课本内容之外,还会讲很多课本之外的东西,比如对共产党的揭露,比如讲共产党的发家史,说白了就是土匪抢劫,这些内容都是在课堂上公开讲的。当时是非常没有禁忌的。对我们这些从小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学生来说,这些话语是一种非常赤裸裸的冲击,不论是视觉上的、听觉上的,还是对心灵层面的冲击。后来一直到我大学毕业,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再到这些年的觉醒,我回头来看,那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00:07:09] 袁莉: 而且你拒绝入团?

[00:07:11] 马瑞林: 是的。我到大学之后,因为高中时期受到那些思想影响,我从来没有申请入团。到了大学,我们班里就我一个人不是团员。后来他们经常找我做工作,说如果我入团了,我们这个班团员比例就是全校最高的,在大学里也是最高的,但我一直坚决不入,从来没有入过,一直扛着。我跟团支部书记说,你再说,我就跟你干仗。

[00:07:39] 袁莉: 你1999年大学毕业,毕业以后被分配在哪里呢?

[00:07:42] 马瑞林: 不是分配,是甘肃省委组织部对优秀大学毕业生的选调。

[00:07:48] 袁莉: 你还是优秀大学毕业生?虽然你不是团员。

[00:07:51] 马瑞林: 不是团员,那时候有些事情也是阴差阳错的。甘肃省委组织部直接从全国各大学里选调了七十多个人。

[00:08:06] 袁莉: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你被山甘肃省委组织部选拔,做为优秀大学毕业生最后把你分配到哪里?

[00:08:17] 马瑞林: 省委组织部选拔完之后,兰州市委组织部又从中选了一部分。我去兰州市委组织部参加了一个选调班。省委组织部选调班是一个月,市市委组织部的选调班可能二十天。选调完之后,当时就把我分配到兰州永登县的兰州市永登县秦川镇,当时是秦川乡。

[00:08:41] 袁莉: 做什么呢?

[00:08:42] 马瑞林: 所有人都是乡长助理,其实是这是个虚名,没有真正的下个文件写乡长助理,就是把一个大学生给分到乡上去了。什么都干。但是乡上也不知道这人怎么安排,所以有啥活让你,干啥活一、两个星期不去根本没人管你。我们当时比较自由一些。

[00:09:10] 袁莉: 其实那边离兰州还是有点距离的。

[00:09:16] 马瑞林: 十几公里。

[00:09:17] 袁莉: 当时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基本上没有人有车,所以十几公里也很难走。

[00:09:23] 马瑞林: 刚开始的时候四个小时,后来高速公路通了之后可能就五十分钟就到了。

[00:09:28] 袁莉: 你当时是你们那个乡政府里面的唯一的穆斯林,你吃饭怎么解决呢?

[00:09:33] 马瑞林: 他们有食堂,都去食堂吃饭。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做饭。我做了几天之后,大家都来参观,每个人过来看我做的什么,那个感觉看来这很怪异,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做了。我就在外面一个小小的清真餐馆里吃。

[00:10:04] 袁莉: 别人都是一起去吃饭,就你一个人。

[00:10:07] 马瑞林: 是。我大部分我还是吃方便面,所以到现在我是碰都不碰的。那几年吃伤了。成箱成箱的吃。

[00:10:15] 袁莉: 那斋月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

[00:10:18] 马瑞林: 在这个民族的基因里面,可能我个人的基因里面也有。把自己隐藏着,反正每天不吃饭,就这么一回事。

[00:10:27] 袁莉: 他们也没人觉得奇怪?

[00:10:28] 马瑞林: 没人知道我在斋戒,这个事情没人知道,我也不说大家都不知道。有一次,当时我宿舍里架了煤炉,我怕煤烟中毒。以前宿舍出过事故,从那以后我都没生过炉子。

[00:10:47] 袁莉: 天哪,那都零下十几二十度。

[00:10:49] 马瑞林: 零下十几度,零下三十度,那个地方很冷。对啊,风沙也大。然后我是晚上出去开斋的时候,吃开斋饭的时候,在那家店吃完之后,早上因为那家店不开,然后我带了一袋子,每次都带着一个饭盒面片,到了早上那个面片冻成了一坨,然后我的时候觉得特别委屈,那一次确实是感觉到委屈。一片一片吃着,我说生活怎么成这样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学校工作3年了。生活干脆就是无望的,一边哭一边去做祈祷:“真主,你给我给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吧。这个生活太苦了,我不想在这儿工作了。”我那天确实是边哭边做祈祷,然后我想和真主说好一点的词儿。我说,你给我分配到一个为我们穆斯林作贡献的地方去。

[00:11:47] 袁莉: 你想让真主觉得看到你还是有诚心的,是吧?

[00:11:52] 马瑞林: 是。实际上当时对宗教上的事,我一点也不懂,就是很委屈,边吃边哭边做祈祷。

[00:12:02] 袁莉: 2004年的时候,你调到了省城兰州,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0:12:10] 马瑞林: 当时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选调的时候,我是作为全省的第二拨选调省里面的第一个推荐的人。当时好多单位,像团委、财政这些好单位,他们不要我,借口说回族跟我们一块吃饭不方便。当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吃饭不方便,我们也不去。

[00:12:34] 袁莉: 他们会这么说呀?

[00:12:37] 马瑞林:就是明着说的,选调的时候,大家都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做选调。每个人陈述一下,说完之后,我是第一个给各单位推荐的,各单位都说不要,吃饭不方便。

[00:12:56] 袁莉:吃饭有什么不方便的?像甘肃这种地方不是有很多的回民吗?

[00:13:00] 马瑞林:是,回民很多,而且清真餐饮也很发达。

[00:13:03] 袁莉:对啊。

[00:13:03] 马瑞林:但是他们觉得吃饭不方便。

[00:13:05] 袁莉:那你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00:13:07] 马瑞林: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都很不自觉地,根本没觉得任何问题。就觉得人家这么说也应该,最后弄来弄去,就把我分配到民族事务委员会,那里少数民族比较多。

[00:13:29] 袁莉:因为你是个回民,就很自然的把你分配到那去了。他们那边也会接纳你,也不会说你是个回民如何如何?

[00:13:37] 马瑞林:那里面回民还比较多。

[00:13:39] 袁莉:那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00:13:41] 马瑞林:然后我当时过去是在伊斯兰教处工作。主要是负责伊斯兰教处的工作,处理一些动态的事情,比如哪个地方在伊斯兰教内部发生了教派矛盾,这类协调矛盾、处理矛盾的事情,主要是防范境外的所谓极端思想。

[00:14:02] 袁莉:你们怎么防范呢?

[00:14:04] 马瑞林:但是那个地方都会有公安安全方面的简报,会通报一些情况。在清真寺里面,有时候大家也都能听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会被收集上来。

[00:14:13] 袁莉:你会去做什么呢?

[00:14:14] 马瑞林:我是在办公室里面写材料。所有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写,地方上我很少去。但是有些人会上访到我们这来,我坐在那给他们做调解,然后把事情调解下来。说实话,我也谈不上能调解什么。直到现在回头看,我仍然觉得当时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就是先放一放,让事情缓和一下。人来了,大家都和稀泥,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政策。在那个地方,有些矛盾是没办法真正调节的,你向哪一方拉偏架,都是不合适的。

[00:14:47] 袁莉:对。那比如说防范境外思想的影响,你会做什么?具体来说,你会去监控这些吗?

[00:14:56] 马瑞林:那时监控的手段,但没有现在这么强。那时候基本上全靠公安和安全部门的简报。简报下来之后,我们就往各级发通知,让各级继续往下传。比如说,有一些人在清真寺里面做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或者这些人来了之后,就重点盯着。如果实在不听话,就由公安出面,对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大概就是这样。

[00:15:18] 袁莉: 采取什么措施?

[00:15:19] 马瑞林: 采取拘留什么的,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强制驱逐出境出境。最起码要从甘肃给赶出去。到其它省区去,哪怕到北京、我们不管。

[00:15:35]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如果您还没有订阅不明白播客,记得在YouTube油管、Substack和播客平台上点击订阅。我们在推特、Instagram、Bluesky、长毛象和Telegram电报上也都开设了账号,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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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27] 袁莉: 你2006年的时候被提拔为伊斯兰教处的副处长。

[00:16:30] 马瑞林: 那不是2006年,是他是一级一级的才上来,2016年是个副主任科员。2011年当副处长。

[00:16:42] 袁莉:那你能不能说说,你那时候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00:16:48] 马瑞林:当时我那个处里负责伊斯兰教。2004 年到 2008 年这段时间,我特别忙。那时候因为处里人数很少,基本上就我一个人。

[00:16:58] 袁莉:你又年轻。

[00:16:59] 马瑞林:人又年轻,再一个,长期在乡下,也没干什么活。那时候感觉浑身都是干劲。我把自己的铺盖、被窝全部拿到办公室。有一次,一个星期之内,我把主任的所有档案,那些历史档案全都看完了,几柜子的档案我都看了。

[00:17:17] 袁莉:民委好多年发生了什么事,你都给他看了一遍。

[00:17:20] 马瑞林:对,看了一遍。那时候也没对象,也没什么,也没女朋友,就这样。

[00:17:26] 马瑞林:在乡下也找不到女朋友,上来了之后虽然有人介绍,但也顾不上谈对象,就这样过一天。

[00:17:32] 袁莉:那你那会的想法是想要被提拔吗?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00:17:38] 马瑞林:长期在乡下的时候也没干什么活,在那个地方待着,就一直想干事业。

[00:17:47] 袁莉: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想干的这个事业到底是什么呢?

[00:17:51] 马瑞林:没有问过。当时从来没问过这些东西。当时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事业,跟普通人、其他人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上班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干好,干得完美一些。有的时候,晚上自己写材料的过程中,突然想到一两个新词,写到材料、文章里面,自己会很兴奋,能兴奋几天,很得意。

[00:18:16] 袁莉:那你 2008 年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系统,你能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吗?

[00:18:21] 马瑞林:当时是宗教局和民委分开了。原来民委和宗教局是同一个单位。分设之后,我分到宗教局来。到了宗教局之后,我就想,有些宗教工作落实起来思路还比较活。我对电脑这一套系统也比较了解。我想来想去,花了大概两星期的时间,写了一套宗教工作信息化系统的构建方案。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宗教局就给我拨了一笔钱,让我去建这个东西。

[00:18:21] 马瑞林:我第一个想法是先把地理信息系统的方式,把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标注在上面。

[00:19:07] 袁莉:只是清真寺,还是说所有的比如教堂,还有藏传佛教的那些寺庙?

[00:19:14] 马瑞林:藏传佛教的寺庙,包括那个地方的一些土地庙,这些民间的也都有。

[00:19:20] 袁莉:甘肃特别特别多。

[00:19:23] 马瑞林:是,特别多。然后就想着把这些全部标注出来。

[00:19:26] 袁莉:就是每一个寺庙、清真寺的具体地址。

[00:19:31] 马瑞林:地理方位,还有路怎么走。

[00:19:35] 袁莉: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电子地图,你这都说得特别清楚。

[00:19:39] 马瑞林:是。我那时候已经在电子地图上把这些东西都标注出来了。

[00:19:44] 袁莉:对,然后数据库里面还有什么呢?

[00:19:46] 马瑞林:数据库里面包括,比如清真寺内部的教职人员有多少,信教群众有多少,地基有多大,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哪一年建的,这些最基础的信息都有。

[00:20:02] 袁莉:还有联系人。

[00:20:05] 马瑞林: 都有,那是怎么选举的,什么时候选举的,当时设想的是确实是很完备的一套系统。

[00:20:13] 袁莉:对,你当时这个想法是觉得,你做这个数据库的目的是什么呢?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0:20:22] 马瑞林:我觉得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自己有这种想法,是别人没想到的,这种想法会让自己感觉挺厉害的。这只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事情将来会变成坏事,或者坏事会怎么发展,这些都没有考虑过。

[00:20:40] 袁莉:你是觉得这是用来管理的,是吧?

[00:20:43] 马瑞林:是管理的。

[00:20:44] 袁莉:纯粹是提高效率,是吧?

[00:20:47] 马瑞林:提高效率。说实话,也确实有一种想把这个管起来的想法。因为在体制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感觉很多事情松松垮垮的,没有人管,我就想把这个管起来。

[00:21:01] 袁莉:其实还是有点小雄心壮志的小官僚,可以这么说吧?

[00:21:06] 马瑞林:是那种,确实是那种。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把它管起来的那种。

[00:21:13] 袁莉:你说“管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00:21:15] 马瑞林: 宗教局可以有更大的权限,管起来权限就更大了。

[00:21:21] 袁莉: 权限大了你能干什么呢?

[00:21:23] 马瑞林:就是让一个地方的情况,包括教职人员的任命,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地方上一些具体做事的人清楚,上面的人根本不清楚。如果这个系统建立成功,上面的宗教局长,或者某一个干部,坐在办公室里鼠标一点,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还包括了装摄像头这些东西。
当时我做了大概三个月的启动工作。刚启动完之后,因为我这边办公室的工作也特别忙,还有其他事情,就来了一个新的、技术上更好的人,让那个人接手去做了。那个人断断续续,可能花了十几年,才把这个东西真正做出来。

[00:22:12] 袁莉:对,但是这个系统,你觉得后来的数据库实际上和你当初想的是差不多的,是吧?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数据库后来都被用来做什么呢?

[00:22:24] 马瑞林:没想过,完全没想过。如果当时有那种超前的认识,我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个事。而且也不可能在当时那几年升职升得那么快。当时真的是什么都没想。

[00:22:42] 袁莉:就是想做事。

[00:22:43] 马瑞林:对,就是想做事。当时也没有碰到这些问题,自己也想不到什么身份焦虑之类的东西,都没有过。大家都觉得是一样的,每天就是出去吃吃喝喝。

[00:22:53] 袁莉:那你当时在甘肃,你的社交圈是怎么样的?

[00:23:00] 马瑞林:我的朋友里面没有穆斯林。我最好的朋友,全是汉族。其他各单位的,都是跟我一块选调的汉族,没有一个回族,就我一个回族。

[00:23:12] 袁莉:你当时也不去清真寺。

[00:23:15] 马瑞林:我很少去清真寺。

[00:23:16] 袁莉:你抽烟喝酒吗?

[00:23:17] 马瑞林:抽烟、喝酒,跟他们一样。不然在那个圈子里面融不进去。

[00:23:22] 袁莉:但是你们去吃饭,还是去清真馆子,是吧?

[00:23:25] 马瑞林:不清真我根本吃不下去,所以大家可能都比较照顾我。

[00:23:31] 袁莉:但是可以喝酒。

[00:23:32] 马瑞林:可以喝酒。当时也想不到这个跟宗教有什么关系。

[00:23:36] 袁莉: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00:23:37] 马瑞林:对,这个意识反正一直没有。后来抽烟、喝酒依赖上了之后,就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说这样是合适的,说只是暂时的。但是心里面的那种负担还是有。比如抽烟喝酒之后,不敢出去,看见熟人还是会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

[00:23:55] 袁莉:那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第一次去麦加是什么时候呢?

[00:24:01] 马瑞林:第一次去麦加是 2004 年到 2005 年,跨年的那一次。

[00:24:07] 袁莉:是个跨年的朝觐,那你是刚调到民委就去了?

[00:24:12] 马瑞林:对,那年去的。去了之后,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还做过一个祈祷。确实是在麦加的街道上,当时想起这件事,当时哭稀了,是在那个地方做的。

[00:24:27] 袁莉: 你在麦加哭了。

[00:24:28] 马瑞林:是啊,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候突然意识到,人生很多事情你根本想不到。往前几年,你怎么都想不出来,人生的轨迹会发生那样的变化。

[00:24:38] 袁莉:你 2004 年回去之后,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要做一个穆斯林,有这种想法吗?

[00:24:43] 马瑞林:我当时戒烟戒酒。

[00:24:46] 袁莉:是吗?

[00:24:46] 马瑞林:是,戒了。戒了四年,戒烟戒酒。后来宗教局和民委分家了,又遇到那几个关系更好的同事,现在这一帮人可能都在更高的岗位上,关系特别好。吃饭的时候经常在一块儿,大家都喝酒,我这个人不喝酒。后来他们就会说,你不喝酒不行,那你少喝一点。就这样慢慢地又开始了。

[00:25:14] 袁莉:你戒了四年时间。

[00:25:17] 马瑞林:对,第一次回去之后戒了四年。

[00:25:19] 袁莉:你一直在这个系统里面,到后来 2008 年做了这个数据库。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系统开始有一点点想法的呢?

[00:25:40] 马瑞林:开始有一点点想法是在 2011 年,我有了第二个小孩之后。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们有了孩子,就面临一个问题,是流产,还是该怎么办。

[00:25:58] 袁莉:当时因为你们俩都是公职人员。

[00:26:00] 马瑞林:是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当时计划生育还没有放开。

[00:26:04] 袁莉:就是穆斯林也不行。

[00:26:05] 马瑞林:不行,都是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但是当时又觉得舍不得。那几年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当时的计划生育非常残酷,生下来的孩子没有任何身份,不能报户口,他在那个国家里,连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资格都不算。将来任何工作都跟他没有关系,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一直在反思,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00:26:32] 袁莉:那你们不能生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瞒下来的呢?

[00:26:35] 马瑞林:当时其实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我老婆那年正好考上了中南大学的博士,在湖南读博士。那边的导师也不管你这边的情况,学校不管,原来的单位也不管,她已经脱产了,所以没人知道。

[00:26:55] 袁莉: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系统有点不太对劲,还是怎么样?

[00:27:00] 马瑞林:那时候我才开始真正觉得这个系统有问题。当这根棍子真正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当这种惩罚落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才开始慢慢反思它,开始慢慢认清它到底有多么邪恶。

[00:27:15] 袁莉:你那会儿就是这种想法吗?

[00:27:17] 马瑞林:是的,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种邪恶的东西,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它的邪恶。

[00:27:24] 袁莉:但是你还是在那个系统里面。

[00:27:26] 马瑞林:还在那个系统里面。当时这个系统对我的冲淡很大,一段时间就给我升一次职。

[00:27:35] 袁莉:而且2011年你正好提拔了副处长,是不是?

[00:27:38] 马瑞林:对,又提拔了副处长。

[00:27:40] 袁莉:还又生了二胎。

[00:27:42] 马瑞林:二胎之后,很快通过熟人又把户口报上了,这些事情都解决了。解决了之后,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冲淡。如果不是这样,当时很多事情可能就已经发生改变了。一直到 2015 年,在我宗教觉醒之后,我才彻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

[00:28:01] 袁莉:2015 年发生了什么呢?

[00:28:03] 马瑞林:2015 年我去朝觐。那一年的朝觐对我的改善非常大。因为去了朝觐的地方,我对朝觐、对伊斯兰教、对人生,有了一种全新的感悟。

[00:28:16] 袁莉:你这么说比较抽象,具体发生了什么?

[00:28:19] 马瑞林: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那一年的踩踏事件,我对生命这些事情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00:28:24] 袁莉:那一年的麦加踩踏事件。

[00:28:25] 马瑞林:对,麦加的踩踏事件。踩踏发生之后,我作为全国少数几个人之一,参与在各个医院里辨认遗体。

[00:28:33] 袁莉:因为你是带团的,是吧?

[00:28:35] 马瑞林:对,而且我对麦加那个地方非常熟。我在几个医院之间来回跑,到每一家医院去辨认。

[00:28:40] 袁莉:你要到停尸房里面去看。

[00:28:42] 马瑞林:对。

[00:28:42] 袁莉:去认人,是吧?

[00:28:43] 马瑞林:太平间那个抽屉拉开之后,一个尸体、一个尸体地看。

[00:28:47] 袁莉:看是不是中国人?

[00:28:48] 马瑞林: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标志,只能通过面部特征来辨认。

[00:28:53] 袁莉:对啊,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是不是?

[00:28:56] 马瑞林:对。那一年我发现,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人种,死亡之后看起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难分辨。后来只能通过胡须的状态来判断。辨认得多了之后,慢慢能分出来。那一年中国人在踩踏中遇难的不多,我们那天也只找到了一个。

[00:29:20] 袁莉:那这和你的宗教觉醒有什么关系呢?

[00:29:24] 马瑞林:那一年我也快四十岁了,年龄也大了。再一个,生命对人对人的冲击。太平间里的那种冲击,让人重新去思考生命这件事。那一年,我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不断思考的状态。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周围变得很光亮。

[00:29:46] 袁莉:什么意思呢?很光亮。

[00:29:48] 马瑞林:我觉得,作为一个穆斯林来说,这是真主对你的一种引领,是真主给你的一种光亮,让你得到了一种启示。

[00:30:01] 袁莉:你觉得有光打在你的脑门上。

[00:30:04] 马瑞林:是的,我一直就是那种感觉,我的世界变成了一片光明。

[00:30:09] 袁莉:就这一年,你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脑门上有一束光。

[00:30:12] 马瑞林:整个朝觐期间就是干劲十足的状态。而且我那一年工作干得特别好,感觉团里的任何事情,到了我手里都得心应手。

[00:30:21] 袁莉:比如说什么事情?你说说。

[00:30:22] 马瑞林:比如分团,比如供餐,比如引领这些人,事情太多了。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很顺。

[00:30:31] 袁莉:那一年大概有几千人跟你一起去,是甘肃代表团吧?

[00:30:35] 马瑞林:那一年甘肃是 2400 多人。

[00:30:38] 马瑞林:2400 多人的吃喝拉撒,我那段时间精力特别充沛。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就起来干活,看见什么问题就去处理什么问题。看到哪个地方不合适,就马上去检查。大家都会带吃的,我就担心食品安全出问题,就挨个房间去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拉开冰箱,一拨一拨地检查他们带的食品。

[00:31:03] 袁莉:这么细致。

[00:31:04] 马瑞林:是。有的人舍不得扔,东西稍微坏了一点也舍不得,我一看不对,就直接给他扔掉了。

[00:31:10] 袁莉:你虽然是一个干部,是带团的干部,是吧?甘肃朝觐代表团也好、朝觐团也好,但你那会儿是觉得自己在“管”他们,还是在“服务”他们呢?

[00:31:22] 马瑞林:我后来一直都是在服务。最早那几年,我一共去了十三次,最开始的 2005 年、2006 年,还有 2009 年那一次,我更多是觉得自己是在管理。

[00:31:39] 马瑞林:乡镇干部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它把我训练成了一种和群众、和普通农民之间有隔阂的状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看见之后,就会有那种反应。

[00:31:59] 袁莉:那你会怎么“管”他们呢?会骂人吗?

[00:32:01] 马瑞林:会骂人,会跟人吵架。

[00:32:04] 袁莉:那时候你骂他们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会惹到你?

[00:32:07] 马瑞林:比如挤车之类的事情,我都会介入管理。车上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这些情况都有。

[00:32:13] 袁莉:你会说你们不要挤之类的?

[00:32:15] 马瑞林:对,说这些。其实很多群众是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上车、行动都会很着急。我当时也很着急,而且我脑子里一直有一种共产党的秩序感。就是那种井井有条的感觉,觉得特别好。现在回头看,那其实是长期接受那种训练的结果。

[00:32:38] 袁莉:但是 2009 年以后,到了 2015 年,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0:32:43] 马瑞林:没有了。2015 年之后,我完全变成了一种服务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点。哪怕路上看见有人背的包特别重,我就帮他背一会儿;看见年纪大的老人,我就多照顾一点。

[00:32:57] 袁莉: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干部吗?我不得不问。

[00:33:01] 马瑞林:不多。而且自从后来朝觐团基本由我一个人负责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评干部。我给干部安排工作,比如给群众打饭,必须到群众住的房间门口去打,是干部去打,不是让干部坐在房间里等群众过去。饭打得不好、服务不到位的,我会当场批评,有的干部我会反复批评好几次。
有干部跟我抗议,说干部不是群众的保姆。我当场就会批评他,我说你很幸运,这一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你一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们一辈子吃拿卡要,对群众做了多少坏事,到这儿来还摆架子。

[00:33:47] 袁莉:你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吗?说他们“干了多少坏事”。

[00:33:49] 马瑞林:是啊,哪一个没干过坏事?那个地方去的很多人,都是临退休才被派去的,都是顶坏的人。

[00:33:57] 袁莉:我们再回到 2015 年。你觉得那一年是一个觉醒,有一束光,你再看世界、看工作、看人生,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对吗?

[00:34:13] 马瑞林:不一样了,确实不一样了。第一件事,我回去之后把烟和酒彻底戒掉了。从那一年回去以后,就彻底戒了。然后开始学习做礼拜。从一天一次开始,后来第二年变成两次,到第三年才全部做满。
同时我开始系统地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当我真正把这些书拿出来学习的时候,突然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像一座看不见尽头的大山,风景非常美。你走到山脚下,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那一年的朝觐,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的渺小。在朝觐的季节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像一粒尘埃一样。

[00:35:09] 袁莉:我看那些照片也是那样,转来转去,那么多那么多的人。

[00:35:14] 马瑞林:对,200 多万人同时挤在一起。你感觉不到自己,仿佛时刻从空中俯视,你只是那里的一粒尘埃,什么都不是。人内心里的那种狂妄,那种被共产党灌输的、觉得自己狂傲的东西,全都消失了。

[00:35:34] 袁莉:觉得自己是当官的那种感觉。

[00:35:35] 马瑞林:对,当官的那种骄傲、优越感,全都荡然无存。

[00:35:38] 袁莉:你说 2015 年那时候,有光打在你脑门上,看世界、看工作都不一样了。那你具体看到了什么呢?

[00:35:47] 马瑞林: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事之间的格格不入,也看到了自己这份工作的原罪。

[00:35:52] 袁莉:原罪是什么?

[00:35:53] 马瑞林:工作的目的本身就是罪恶的。出发点是罪恶的,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只有不做的时候,罪恶才会小一点。只要你在体制里面,就会不断参与这种事情。我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真正看清楚这一点。

[00:36:06] 袁莉:你说的这个罪恶的目的是什么呢?

[00:36:08] 马瑞林:就是共产党要管世间的一切,东南西北中,全都是党的,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占有欲。

[00:36:18] 袁莉:当那束光打到你头上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自己的?是站在什么位置看自己、看世界的?

[00:36:28] 马瑞林:我感觉站在一个高维度上在看自己。

[00:36:32] 袁莉:你真的是一种灵魂出窍、俯视自己的感觉?

[00:36:36] 马瑞林:是的,一直在俯视自己。

[00:36:38] 马瑞林:我一直在看自己在干什么,看自己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00:36:45] 袁莉:那你当时觉得,你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

[00:36:48] 马瑞林:比如抽烟、喝酒,为了维持关系,天天在酒局里,很多邪恶的事情都是在那种场合里发生的。

[00:36:58] 袁莉:那你具体做的工作呢?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00:37:02] 马瑞林:具体工作当然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管理所有的信教群众?他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什么都要管?不管不行吗?那是一个不断编织笼子的过程,就像慢慢拧螺丝一样。你会发现,这个笼子在不断变小、变密。比如清真寺,最开始是请阿訇,主持教务的人,党来管他们。

[00:37:33] 袁莉:比如说,谁来当阿訇。

[00:37:35] 马瑞林:当时还没有,但现在是谁来当阿訇完全是宗教部门说了算。最开始的时候,群众自己请阿訇,自己出钱,政府一分钱不出。后来政府开始每个月给几百块钱补助,谁当阿訇由政府决定。给了钱,就要听政府的。

[00:37:57] 袁莉:那要他们听什么呢?

[00:37:58] 马瑞林:比如最荒唐的一件事,现在阿訇讲道的时候,最后必须加一句“感谢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这种话必须加进去。

[00:38:13] 袁莉:以前是没有这些的。

[00:38:15] 马瑞林:以前没有,现在要给党表忠心,要表忠。

[00:38:18] 袁莉:那以前一般来说,结尾应该是什么?比如说感谢真主,还是……

[00:38:22] 马瑞林:以前是感谢真主,感谢引导,祈求真主赐福家人、赐福世界和平,就是这样。现在甚至要祝福我们的习近平怎么样。

[00:38:35] 袁莉:真的吗?

[00:38:37] 马瑞林:真的,我听过。

[00:38:39] 袁莉:那比如说阿訇的人选,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介入了,是吗?

[00:38:44] 马瑞林:阿訇原来是清真寺自己培养的,但后来慢慢变成现在全部由政府来培养。政府办经学院,我一直说,那其实就是职业学院,跟伊斯兰教关系已经不大了。

[00:39:01] 袁莉:已经不是一个宗教的事情了。

[00:39:01] 马瑞林:不是宗教的事,更像职业学校,跟蓝翔技校差不多。课程里宗教内容只占四五成,剩下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党的那些东西。

[00:39:17] 袁莉:那比如说 2015 年的时候,你回看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情,还有哪些事让你觉得“我以前做得不太对”?能不能再给我们两三个例子?

[00:39:28] 马瑞林:2015 年我第一个觉得不对的,就是这个宗教信息化系统。我已经看到它的危害了,因为在习近平时期,对社会层面的管控越来越细。

[00:39:38] 袁莉:2015 年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他们已经开始用这个系统了?

[00:39:44] 马瑞林:2015 年,这个系统开始全国推广。推广之后,比如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全部录入系统,就被“定格”了,政府不允许你再改动。很多清真寺屋顶瓦片坏了,想维修都不行,因为照片已经录入系统,必须层层报批,手续非常繁琐,信教群众处处受限。

[00:40:20] 袁莉:摄像头也是那会儿开始架的吗?

[00:40:21] 马瑞林:开始慢慢架设。

[00:40:22] 袁莉:是联网了?

[00:40:23] 马瑞林:对,联网了。还有一个,就是明确贴出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能进入清真寺”。但清真寺本来就兼具社会功能。以前假期里,很多家长外出打工,白天不在家,小孩就都送到清真寺。第一有饭吃;第二有文化课辅导;第三也会教一些清真、穆斯林的基本习俗。

[00:41:06] 袁莉: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让的?

[00:41:08] 马瑞林:具体是从 2016 年开始。

[00:41:11] 袁莉:也就是所谓“伊斯兰教中国化”开始了。那你在 2015 年有了宗教上的觉醒之后,你是怎么处理工作和信仰之间的矛盾的?

[00:41:27] 马瑞林: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其实伪装得都比较好。体制内跟我一样的人很多,不只是穆斯林,藏族、蒙古族都有。我不讲这些,谁也看不出来我是穆斯林,说话尽量不提宗教。但内心对这些事情,一天比一天憎恶。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网络社区里开始出现大量针对穆斯林、针对伊斯兰教的攻击。

[00:42:05] 袁莉:就是 2014、2015 年左右。

[00:42:06] 马瑞林:对,2015 年开始。这和新疆集中营是配套的,是有目的地开始的。

[00:42:14] 袁莉:那网络上的“穆黑”言论,具体是什么样的,让你产生了身份焦虑?

[00:42:22] 马瑞林:第一个让我震惊的是,这种言论居然能发出来。以前根本不可能,即便发出来,几分钟内我们一投诉就没了。

[00:42:32] 袁莉:你们可以打电话投诉。

[00:42:33] 马瑞林:对,我投诉过很多次。有时候没办法,我就直接以宗教局干部的身份投诉,说这个不行。我自己写投诉记录,盖章,正式提交。

[00:42:49] 袁莉:你真的干过这种事?

[00:42:50] 马瑞林:很多次。看到了就投诉,很快就会被删。但后来我发现,人家根本不理你了。你只要出来反对,那些维护穆斯林的声音、辩白的声音,反而会被很快删除。甚至你跟人对骂几句,派出所都有可能找你麻烦。

[00:43:15] 袁莉:但你没有遇到这种麻烦,是吧?

[00:43:17] 马瑞林:我是没麻烦。我自己也很小心,这种对骂的事情我从来不做。

[00:43:22] 袁莉:但你做过的,是等于打电话、以宗教局的名义去投诉这些言论。

[00:43:27] 马瑞林:对,是我自己发的。把投诉材料拍照发过去,包括我的电话记录,上面盖了单位的公章。

[00:43:35] 袁莉:在 2012、2013 年的时候,你们还能反映这些问题,这些言论就会被删掉。

[00:43:40] 马瑞林:对,很快帖子就会被删掉。但 2015 年之后,这事就没办法了,删不掉了,这让我非常吃惊。网络上的话越说越难听,比如那种穆黑的言论,说“你们滚回中东老家去”。这种话让我非常焦虑。我在想,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不是中国人了?那我的老家到底在哪?
我就去查自己的族谱,往上查七、八代,全都是中国人,没有任何外来的血统。然后我开始大量读书,越看越想这些问题,身份焦虑就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沦为“二等民族”了。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那时候全都看清楚了。

[00:44:30] 袁莉:你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00:44:32] 马瑞林:以前没有。这几年我明显感觉到,你已经变成别人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别人羞辱你,你还得忍着。

[00:44:41] 袁莉:但你在机关里面,应该不会直接遇到这种情况吧?

[00:44:44] 马瑞林:机关里面反而是在助长这种东西。当时有一个穆斯林的小女孩,三、四岁,在网上读《古兰经》,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就像小孩背古诗、背《三字经》《论语》一样。但那个小孩读《古兰经》的视频被发到网上之后,就被说成是“从小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结果把甘肃各地的清真寺、学校、幼儿园全部查了一遍。

[00:45:21] 袁莉:啊,这样。那你当时作为宗教局的人,内心是什么感受?

[00:45:27] 马瑞林:内心很不爽。

[00:45:28] 袁莉:但你也不能说什么,是吧?

[00:45:29] 马瑞林:不能说。你说了也发不出来,而且他们根本不会征求你们伊斯兰事务处的意见。

[00:45:37] 马瑞林:这种事情当面你也不敢说,他们会说这是习近平或者中央统战部已经批示过的。

[00:45:44] 袁莉:你会觉得很愤怒。

[00:45:46] 马瑞林:非常愤怒。和我一样愤怒的少数民族干部,其实很多。

[00:45:51] 袁莉:你们私下会说吗?

[00:45:54] 马瑞林:私下都在说,但谁都不敢公开说。

[00:45:57] 袁莉:那你开始做祈祷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尤其是在办公室里怎么做。

[00:46:05] 马瑞林:我可以说一下。

[00:46:07] 袁莉:也许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祈祷。

[00:46:11] 马瑞林:对,一天五次。早上的晨礼我在家里做。中午那一次,我在省委统战部的大楼办公,那是一栋很大很气派的楼,我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别人都是几个人共用一间。我找了一块毛巾,把办公室地板擦干净。中午 12 点大家去吃饭,我基本不吃午饭,就在办公室睡觉。等大家一点多回来,楼道里没声音了,我就去公共卫生间洗一下。

[00:47:08] 袁莉:祈祷之前是要洗的。

[00:47:09] 马瑞林:是的,很麻烦。最麻烦的是洗脚,每一步都要做。我在办公室放了一个盆,用矿泉水瓶洗。洗完之后,回到办公室,反锁门,开始做礼拜。

[00:47:25] 袁莉:你还要反锁门。第一次做的时候,心里会不会紧张?

[00:47:30] 马瑞林:不太紧张,因为我知道锁好门就不会有人进来。但有一次我忘了锁门,正好有个年轻同事推门进来,让我帮他找个材料,我正好叩头下去,那一瞬间特别尴尬。

[00:47:52] 袁莉:你有一次忘了锁门。

[00:47:55] 马瑞林:就那一次,从那以后再也没忘过。

[00:47:59] 袁莉: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办公室做礼拜的?

[00:48:01] 马瑞林:正式在办公室做,大概是 2018、2019 年开始的。

[00:48:05] 袁莉:2019 年开始。

[00:48:07] 马瑞林:2016 年开始慢慢做。

[00:48:09] 袁莉:那时候新疆政策已经很紧了,你不担心吗?你还会去清真寺,你周五做聚礼。

[00:48:20] 马瑞林:当时摄像头还没有那么多。我那时候去清真寺还是光明正大的,疫情前,我一直不用戴头盔。而且我本来就是宗教工作者,去清真寺,没人能说什么。
我和公安、安全系统的人关系也比较好,如果有事情,他们会提前提醒我。我很清楚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只要你没有被列入重点监控对象,永远是安全的。一旦被列进去,你怎么藏都没用。

[00:48:58] 袁莉:2016 年之后,“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全国推行。

[00:49:03] 马瑞林:对,但最早是从西北开始的。

[00:49:05] 袁莉:像甘肃这种地方。那你当时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你有没有参与到“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里?

[00:49:16] 马瑞林:当然参与了。2016 年以后,中国化开始提“三化两热”。其中“沙化”就是沙特化,“阿化”就是阿拉伯化,还有“清真泛化”。当时他们说矿泉水瓶、茶叶上都印“清真”,超市设清真收银台,其实这些是极个别商家为了营销搞出来的。

[00:49:46] 袁莉:政府觉得这太过分了。

[00:49:49] 马瑞林:对,说这是清真泛化,说是“沙特化”、“阿拉伯化”。比如清真寺的圆顶,说太多了,不符合中国化要求,全部要拆除。其实这些阿拉伯元素,像宁夏、甘肃,当年为了招商引资,是政府主导,把很多商店招牌、路标、清真参观都加上了阿拉伯文字。但 2015、2016 年之后,这些一夜之间全成了“罪”,全部被拆掉、清除。

[00:50:37] 袁莉:都是政府干的。

[00:50:39] 马瑞林:都是政府干的,全都是政府干的。像宁夏那些产业园,当年为了招商引资,把阿拉伯商人招进来,建了很多阿拉伯风格的建筑,结果一夜之间全部拆除了。

[00:50:53] 袁莉:那像这种拆圆顶、改建、去伊斯兰化的事情,你有参与吗?

[00:51:02] 马瑞林:我当时主要参与的是朝觐的工作。

[00:51:07] 袁莉:你是朝觐处的处长?

[00:51:08] 马瑞林:我是朝觐办主任。“三化两热”里包括“朝觐热”,一直在强调报名人数。比如报名人数达到二十万。在我实际操作中,直到党员干部去了不少人。

[00:51:29] 袁莉:那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他们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是要把“朝觐热”压下来吗?

[00:51:35] 马瑞林:一个是压缩人数。但那一年,我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把人数做到了历史最高。第二个任务,是对朝觐群众进行筛选。第一类就是“不听话、不听政府话”的人,第一波要筛掉。

[00:51:51] 袁莉:也就是说,宗教情结特别重的人,都是重点人员。

[00:51:55] 马瑞林:对,重点防控人员。比如公安等部门处理过的人,有记录的人,肯定不让去。再一个是党员干部不让去。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第三年是吃低保的人不让去。说你已经拿了政府的钱,还要去朝觐。后来就发展到所有公职人员都不让去。凡是拿政府工资的,包括教师,都不让去。再后来,连国企人员也不让去了。

[00:52:33] 袁莉:国企也不让去。

[00:52:34] 马瑞林:不让。国企也是拿国家工资的。

[00:52:37] 袁莉:而且团里的警察、公安的名额越来越多。

[00:52:38] 马瑞林:对,公安的比例越来越大。

[00:52:43] 袁莉:以前比如 2004、2005 年的时候,有多少?

[00:52:46] 马瑞林:2004、2005 年,一年最多两个安全方面的人,公安的几乎没有。

[00:52:50] 袁莉:后来呢?

[00:52:52] 马瑞林:后来,2015、2016 年之后,发展到公安两三个人,安全上三四个。

[00:53:00] 袁莉:他们的工作,就是盯着去朝觐的人?

[00:53:03] 马瑞林:公安主要是盯着朝觐人员;安全部门主要是做情报工作,比如去见境外的线人、留学生之类的,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对象。

[00:53:13] 袁莉:那你给我看的青海的通报,也挺有意思的。

[00:53:25] 马瑞林:对,是青海的。那个通报是要求回国之后,对团里的情况进行通报。
但我从来没有发过这种通报。我在沙特的时候,如果看到不对的事情,会当场批评;但回国后的书面报告,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

[00:53:41] 袁莉:比如你会批评什么?

[00:53:44] 马瑞林:主要批评干部,不批评群众。

[00:53:47] 袁莉:是干部服务不到位。

[00:53:47] 马瑞林:对,不听话、服务不好的干部,这种批评比较多。

[00:53:52] 袁莉:那你说说青海那个案例。

[00:53:54] 马瑞林:青海那位朝觐办主任和我私交很好。但他当朝觐办主任比较晚。年纪也大一些,可能急于表现。他对政策的尺度把握得没有我灵活。可能我胆子比较大,他更偏向于“管死”。那些年,他的团里一年要通报很多群众,比如“去了不该去的商店”。

[00:54:24] 袁莉:什么叫“不该去的商店”?

[00:54:27] 马瑞林:其实哪有什么不该去的商店。主要是指2018年以后,不允许内地朝觐人员接触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00:54:39] 袁莉:比如新疆维吾尔人开的商店。

[00:54:44] 马瑞林:对,不让去消费。那些流落在沙特的维吾尔人,为了生存,会开小餐馆、卖地毯、卖香水的小店。他们有语言的优势,会说普通话。中国朝觐的人慢慢有钱了,也更愿意买这些熟悉的商品,所以这些小店往往就开在中国驻地附近。但这些就被认定为“安全有问题”。

[00:55:30] 袁莉:你是 2006 年开始担任甘肃省宗教局下面朝觐办主任,这是一个处级单位。朝觐对穆斯林来说,是一生中有能力就必须完成的宗教义务,是吗?

[00:55:48] 马瑞林:对。有能力的穆斯林,一生至少要完成一次朝觐。“念、礼、斋、课、朝”是五大基本功课。包括念诵清真言、古兰经;做礼拜;每年斋戒;课就是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就有义务给穷人施舍。这种天课是必须出的,是对财产的净化。朝觐是最后一项,有条件就必须去一次。

[00:56:44] 袁莉:一生至少一次。

[00:56:48] 马瑞林:对。本来这是一项完全民间的宗教活动,政府不应该参与。但后来,90年代初,因为个人的私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逐步介入,这里面有很大的利益空间。原本中国有很多民间朝觐团。在沙特,当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民间朝觐团反而会帮官方朝觐团很多忙,比如找旅馆、协调事务。但回国之后,这些民间团体却被定性为“零散朝觐”。每年政府要花很多钱,像甘肃可能要花上千万。

[00:57:54] 袁莉:花钱干什么?

[00:57:55] 马瑞林:比如带队干部的费用。三千人的团,至少要一百多个带队干部,国际机票、在沙特的吃住行,全是政府承担。要一个多月。最少四十天。政府花钱办事,却做了很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

[00:58:20] 袁莉:核心就是“管”,主要通过谁能去、谁不能去来管。

[00:58:29] 马瑞林:对,筛选谁能去。但到现在为止,文件里也说不清楚,具体怎么管。

[00:58:39] 袁莉: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00:58:40] 马瑞林:已经形成惯性思维了。觉得要对穆斯林从国内到国外,全部控制住,就能防止接触所谓“境外思想”。

[00:58:58] 袁莉:不和境外的人接触。

[00:59:00] 马瑞林:对。写报告的时候最关注这个,必须写成“群众出去之后更爱国了,对党的感情更深了”。

[00:59:12] 袁莉:报告这么写。

[00:59:13] 马瑞林:必须这么写。还要举例,比如举着国旗的照片。

[00:59:22] 袁莉:你举着国旗的照片。

[00:59:24] 马瑞林:对。有很多群众抱着国旗哭的照片。其实很多是走失了两天,突然看到中国营地,看到熟悉的标志,哭了很正常。但我们会在报告里写成“看到国旗,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00:59:46] 袁莉:政府出于什么心理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好奇。

[00:59:52] 马瑞林:我也一直在探究。

[00:59:54] 袁莉:是不是要控制你、让你爱它。

[00:59:57] 马瑞林: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天主教、基督教处的时候,我的一个藏族同事是处长,我是副处长。他去教堂看了一次,回来就骂,说这些家伙“党对他们这么好,他们开口就是感谢上帝,从来不感谢党”。

[01:00:22] 袁莉: 这是一个一个天主教徒吗?

[01:00:24] 马瑞林:他不是天主教徒,但他是藏族,也是少数民族。

[01:00:27] 袁莉:他是藏族人,但管的是天主教。

[01:00:29] 马瑞林:对,管天主教、基督教。

[01:00:31] 马瑞林:他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第一反应就是党对你这么好,你就必须首先感谢党。

[01:00:41] 袁莉:实际上我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任何宗教都和它存在竞争关系,是吗?

[01:00:48] 马瑞林:还不是竞争关系。第一是要表忠。

[01:00:52] 袁莉:要所有人首先臣服于它。

[01:00:53] 马瑞林:对,臣服于它。

[01:00:54] 袁莉:所以它也认为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上和它有冲突。

[01:00:59] 马瑞林:对,它想把这个消灭掉。消灭不了,它发现全世界都消灭不了,那你就必须去臣服。你必须不断表忠,我来给你设计一条路,让你按照我的方式去走。

[01:01:17] 袁莉:那你当朝觐办主任的时候,除了每年去麦加一个多月,平时都做什么工作呢?

[01:01:26] 马瑞林:平时回国之后,朝觐办人手比较少。

[01:01:31] 袁莉:你是 2006 年到——

[01:01:32] 马瑞林:2006 年到 2019 年。

[01:01:34] 袁莉:一直做朝觐办主任。

[01:01:35] 马瑞林:对。在这段时间里,大半年都在做准备工作。其他时间要参加党建、党务学习。另外一些处室的工作,比如涉及伊斯兰教事务、拆清真寺之类的事情,需要收集材料、写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参与。

[01:01:51] 袁莉:你也要写材料。

[01:01:54] 马瑞林:对,去帮着写材料。

[01:01:56] 袁莉:那他们拆清真寺,你写什么材料?你是怎么写的?

[01:01:58] 马瑞林:2009 年的时候,因为机构改革,我那一整年的朝觐办被取消了。我被安排到伊斯兰教处,也没有明确职务,就在那儿闲着。后来处长跟我说,让我去拆清真寺。我和他关系好,当时直接威胁他。我说,如果你让我干这种事情,就不是干架的事情了。我先辞职,辞职之后再跟你干一仗。

[01:02:31] 袁莉:你这么跟他说?

[01:02:32] 马瑞林:我当时是很威胁他的,直接拉着脸骂人。

[01:02:38] 袁莉:那他怎么回应?

[01:02:39] 马瑞林:他没敢逼我。那时候我在单位已经待了很久,19年在处级干部里算是资历比较老的了。有些人看不惯我,会在楼道里指桑骂槐。有些年轻人写的材料太过火,对群众太狠。我就会当面说,我们都是回族、都是穆斯林,你怎么能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等于是在写自己。

[01:03:07] 袁莉:他们材料里写什么?

[01:03:08] 马瑞林:把自己描述得“沙化”、“阿化”非常严重。事情写得好像非管不可、已经到了恐怖级别一样,越写越过分。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年轻人电脑后面,问他你怎么这么写。他说是上面的意思。我就说,你没听过“枪口抬高一寸”吗?

[01:03:29] 袁莉:你还跟他这么说。

[01:03:30] 马瑞林:对,那些人基本都算是我的小兄弟了。

[01:03:33] 袁莉:你这么说会引起问题吗?他们会觉得你想法太“伊斯兰”吗?

[01:03:42] 马瑞林:是有问题,会觉得我想法多。但当时我在单位的人际关系还可以。年轻人都叫我“马哥”。所以我这样批评,他们也能接受,可能也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大。

[01:04:01] 袁莉:那有没有阿訇或者普通穆斯林来找过你?毕竟你在宗教局工作,他们会不会问你,为什么要拆他们的清真寺?

[01:04:12] 马瑞林:没有直接找过我,因为我主要做的是朝觐的事情。

[01:04:15] 袁莉:那你去朝觐,比如 2018、2019 年的时候,也没有人问你吗?

[01:04:21] 马瑞林:私下都会说,但不会直接问我。

[01:04:22] 袁莉:会跟你私下说。

[01:04:23] 马瑞林:对,但直到问我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01:04:28] 袁莉:你也不会明说。

[01:04:30] 马瑞林:我也会私下讨论,形式很严峻。

[01:04:34] 袁莉:你们会说“形势很严峻”吗?

[01:04:36] 马瑞林:会,说形势很严峻。我也给你看过19年的那个讲话。我当时很悲哀,很悲观。我告诉别人一个大时代要来了。

[01:04:56] 袁莉:你那是跟谁说的?

[01:04:58] 马瑞林:我是跟我们朝觐处的所有干部说的,一百多名朝觐干部。

[01:05:02] 袁莉:里面也包括公安、安全的人员。

[01:05:04] 马瑞林:包括公安、安全的人。那时候我其实不太在乎,因为公安、安全的人对这些事情本身也不太懂,而且我和他们的领导关系都还可以。但当时我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到一种悲哀、一种悲观,觉得这种场景很快就要来了,一个时代要到来了。
我当时跟大家说,一个时代要来了,大家要坚守自己的真心。在一个很悲哀的时代,大家不要乱说话,不要乱做事。后来有人在我那次讲话之后给我发信息,第二年又跟我说,你去年讲的那些话,我们一直记着。其实私下里大家心里都不高兴,但没人敢说出来。

[01:05:47] 袁莉:穆斯林群体其实都知道,所谓“伊斯兰教中国化”本质上是一场镇压运动。

[01:05:53] 马瑞林:是一场镇压运动。刚开始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打掉你的自尊,让你分化、瓦解。

[01:06:06] 袁莉:你能具体说说,是怎么羞辱、怎么分化瓦解的?

[01:06:08] 马瑞林:比如拆清真寺,把清真寺原来的圆顶拆掉,换成一些不伦不类的样式。那种建筑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国风,就是不伦不类。有一段时间,有的地方把圆顶改成像茶壶一样的造型。

[01:06:17] 袁莉:这是一种羞辱。

[01:06:18] 马瑞林:对,再一步一步来,比如不让小孩进清真寺。下一代断了,宗教传承就断了。当然,从伊斯兰教本身来说,这都不是个事。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被彻底断掉。但他们觉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做不到,也要去做。

[01:06:53] 袁莉:那阿洪有没有来找你谈这些事情?

[01:06:57] 马瑞林:有的。我们私下里和阿訇之间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

[01:07:00] 袁莉:大家都在私下探讨。

[01:07:02] 马瑞林:对,大家都在讨论。就是在想,这把刀什么时候落下来,会以什么方式落,落到谁的头上。

[01:07:11] 袁莉:也确实有一些阿訇被抓了。你能说说吗?

[01:07:16] 马瑞林:我知道的,比如云南那边有几个阿訇,还有甘肃的马长生已经被抓、被判刑了。

[01:07:24] 袁莉:为什么抓他?

[01:07:25] 马瑞林:大概和他的讲学、不配合政府有关。甘肃这边相对还算温和,也比较讲策略,不会在表面上直接到现场抓人。

[01:07:42] 袁莉:大家心里还是害怕的。你之前也跟我说过,有阿訇劝你不要再去做礼拜。

[01:07:48] 马瑞林:是的。后来疫情之后,他们劝我不要再去做礼拜。我们家族里有一座清真寺,我一去,大家的脸色就变了,都很紧张。

[01:08:00] 袁莉:因为你是官员,他们怕你去监督他们?

[01:08:04] 马瑞林:那个清真寺在一个楼顶上。他们觉得我去了,就可能给他们招来灾祸。

[01:08:13] 袁莉:是怕你暴露?

[01:08:18] 马瑞林:怕被我牵连。如果我出事,会把他们一起牵进去。

[01:08:29] 袁莉:包括你这次出来。

[01:08:31] 马瑞林:包括这次。我很清楚,如果我出来,最先反对我的肯定是家族内部,其次是回族内部,而不是政府层面。

[01:08:44] 袁莉:作为朝觐办主任,你最大的权力之一可能就是决定谁能去朝觐、谁不能去,对吧?你是怎么做决定的?

[01:08:57] 马瑞林:有硬性规定。报名是在网站上公开进行的,排队顺序是公开的,谁都改不了。那个全国朝觐报名系统,是我设计和建立的。

[01:09:16] 袁莉:是你设计的。

[01:09:16] 马瑞林:对。我做出来之后,就被调去做别的工作了。后来形势开始变化,我觉得不安全,就把系统慢慢隐藏起来,没有用。但我把整套理念和方案,通过和国家宗教局关系比较好的领导交了上去。他们后来让宁夏先做,甘肃再派人去学习。其实第一个是2008年和一个同事做出来的。

[01:09:55] 袁莉:也就是说,后来全国用的那套数据库,其实源头和你有关。

[01:09:58] 马瑞林:对。当时我看到朝觐名额已经出现腐败。大概在 2011、2012 年,如果一共有2000个名额,有1000个会在市场上流通。很多人从中牟利。干脆把朝觐网站隐藏了几个月,最后悄悄关掉了。所以我后来当上朝觐办主任以后,把后台交给另一个机构管理,我自己不碰后台。为了防止数据公司修改后台,我又拷贝了一份完整数据留在自己手里,防止任何一方单方面篡改。那是一种互相监督。

[01:10:59] 袁莉: 你要它透明,是吧?

[01:11:01] 马瑞林: 完全透明,公开、公平。

[01:11:03] 袁莉: 对,就是杜绝腐败的空间。

[01:11:07] 马瑞林: 大家已经习惯于走捷径的情况下,我给自己办公室里面装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摄像头。那个摄像头,那个跟外面的那个公安的监控的摄像头一模一样大,这是我的办公桌,直直的照到我的办公桌。

[01:11:25] 袁莉: 就有人要送钱来,你就告诉他们我这里有。

[01:11:28] 马瑞林: 监控摄像头啊。

[01:11:29] 袁莉: 真的吗?真的,真的有人送钱吗?

[01:11:32] 马瑞林: 有啊,多啊!我有很多认识的人过来到办公室里扔个东西就走了。很多次扔东西的人还没回到家,我就给他一个顺丰到付送回去了。因为我没拿他的东西,我还要给他掏邮费,这个不划算。我就直接一个到付让他人没到家,东西已经到家了。

[01:12:01] 袁莉:我看到的数据是,中国每年去朝觐的人好像只有一万多人,是不是每年就只有一万多一点?

[01:12:11] 马瑞林:沙特政府对伊斯兰国家是有配额的。

[01:12:17] 袁莉:就是人太多了。

[01:12:18] 马瑞林:对,一般是按人口的千分之一。比如你有一千万人口,就可以去一万人;有一亿人口,就可以去十万人。印尼每年就是二十几万人。

[01:12:31] 袁莉:印尼有二十几万。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01:12:35] 马瑞林:对,人口有两亿多。

[01:12:37] 袁莉:那中国呢?

[01:12:38] 马瑞林:中国不一样。沙特对中国不是按人口比例给名额,而是按需求。

[01:12:44] 袁莉:就是说,你有多少人想去,他们都欢迎?

[01:12:47] 马瑞林:对,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名额。

[01:12:49] 袁莉:真的?

[01:12:50] 马瑞林:真的。

[01:12:51] 袁莉:那现在这一万多人的规模,是中国政府自己控制的?

[01:12:55] 马瑞林: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原来新疆是中国朝觐人数最多的地区,2017 年之前,每年大概有四千人左右。

[01:13:07] 袁莉:2017 年之前。

[01:13:09] 马瑞林:对。2017 年因为集中营事件,新疆那一年情况非常明显。新疆把麦加的驻地整栋大楼都租下来了,所有人都准备出发了,结果新疆政府不让人去了。那一年最终只去了大概一千人,甚至不到。整栋楼空着,房租交不起。新疆的几个官员被扣在沙特不让走,最后是自治区政府出了七千六百万,才把这个事情解决,让相关人员回国。

[01:13:47] 袁莉: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离开中国的?

[01:13:53] 马瑞林:疫情。早就有想法,如果有机会就会走,但怎么走,一直没想清楚。疫情的时候我意识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1:14:05] 袁莉:为什么?

[01:14:06] 马瑞林:按照我对宗教的坚持,迟早进纪委的留置中心。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又敢说话,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进去。

[01:14:27] 袁莉:你被人举报过?

[01:14:29] 马瑞林:有。我当时为了拿到护照出国,把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辞掉了,后来给了我一个虚职,一级调研员,算是升职涨工资。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写了举报信。

[01:14:50] 袁莉:举报你什么?

[01:14:51] 马瑞林:第一,说我长期翻墙,在外网攻击习近平、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对甘肃省委不满,发表不当言论,还攻击省委统战部领导。

[01:15:13] 袁莉:还有呢?

[01:15:14] 马瑞林:第二,说我长期不上班,不遵守作息,迟到早退。

第三,说我去湖南韶山对毛主席不鞠躬。那次是我带团。那次是参加甘肃省级机关工委的一个培训班。当时很尴尬,我确实不想鞠躬。但我是班里的书记。他们买了花圈,花圈上有个绶带。书记要走在前面,其它人整整齐齐地排在后面。我上去之后,他们有个武警,但肩上没有军衔。他正步走上去把那个绶带捋一下,就像习近平做的那个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说应该捋一下然后三鞠躬。但是作为穆斯林我不能鞠躬。让我给什么鞠躬都不能给毛泽东鞠躬。那是最大的魔王,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我就直直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拍了照片,把这事写进了举报材料。我就说那是角度的问题,其实我和大家一起鞠躬了。

但是后面几条更严重。第一个说我在朝觐办期间贪污腐败,包括说我安装摄像头。最后一条是说我掌握大量新疆“事实材料”,准备出国向“东突分子”爆料。

[01:17:13] 袁莉:这是很严重的指控。

[01:17:16] 马瑞林:是很严重的指控。

[01:17:18] 马瑞林:本来泛泛而谈的匿名信也就看看,但问题是,我正好要出国,而且出国理由是带孩子去马来西亚看病。孩子因为疫情长期在家抑郁了。国内高中也上不了,只能去马来西亚读两年高中。这是我的理由。单位领导也比较同情我,知道我平时一个人带孩子,理由也说得过去。其实我也编不出其它理由,最后我就用这个理由,把护照拿回来了。

[01:18:06] 袁莉:那些指控后来都被认定不成立了?

[01:18:11] 马瑞林:查了一个半月,我已经绝望了。从 2023 年 11 月一直查到 2024 年 1 月,相当于查了一个半月。按说一个月必须结案的。他们还去新疆、去我爱人的学校,各个地方调材料、收集证据。最后所有反馈都是:这个人不可能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一看也很高兴,最后给了一个很正面的结论。出境的时候我还担心,所以我带的为数不多的材料里,就带了这份材料。

[01:18:59] 袁莉:那你是怎么离开的?

[01:19:02] 马瑞林:纪委给了很正面的答复之后。单位领导看到纪委都没问题,也相信我的话了。我拿到护照就立刻请假,先去办签证。

[01:19:16] 袁莉:你去美国使馆办签证,不担心吗?

[01:19:51] 马瑞林:不担心。我办签证不担心。我真正担心的是边检,怕出不了境。

[01:19:59] 袁莉:你当时并不是直接来美国。

[01:20:02] 马瑞林:我没敢直接买美国的机票,我买的是去马来西亚的票。拿到签证和护照之后,我立马买了去马来西亚的机票。因为我之前签过很多保密协议,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边检被拦下来。所以我把 U 盘之类的东西全部格式化了,任何和我身份有关的材料都没带。我很担心,一旦在边检被挡住,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的罪证。
直到出境的时候,我走的是电子通道,护照一刷、人脸识别通过,我的闸门开了。我当时很恍惚的。你不知道那种感觉,直到在登机口等着快上飞机的时候,我都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来了。等到真正登机那一刻,机场有点网络,我才把从马来西亚转去美国的机票买好。

[01:21:01] 袁莉:哦,你是在中国就买了后面的票。

[01:21:03] 马瑞林:对。在中国,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确定我真的能走了。边检通道打开,我跟着人往前走,验票通过那一刻我才买票的。

[01:21:13] 袁莉: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问,你这样站出来说话,会不会对家里人有影响?你的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哪里?

[01:21:21] 马瑞林:我太太和女儿比我早出来,她们是拿访问学者签证来美国的。

[01:21:29] 袁莉:她们比你早几个月。

[01:21:31] 马瑞林:对,她们是 2023 年 4 月出来的。

[01:21:35] 袁莉:你是 2024 年 2 月出来的。

[01:21:36] 袁莉:你出来之后,现在的生活和你以前在甘肃省委大楼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在“穆斯林之家”。我们以前也报道过,是马聚办的一个机构,以前给走线来美国的人提供临时居住和帮助的地方。你现在住在这里,也在管理两家清真餐厅,什么活都要干。现在的生活状态和你过去在省委大楼里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01:22:18] 马瑞林:现在第一感觉是很充实。以前内心像一个无底洞,那是一种很绝望的生活,看不到任何希望。因为你知道自己会干到什么时候,退休那一天是什么样,死的时候是什么样,你连未来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种生活是最绝望的。
现在虽然很辛苦,体力上、身体上都很辛苦,两家餐厅要正常运转,一天到晚操心餐厅里的各种事情。

[01:22:55] 袁莉: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也没决定要呆下去?

[01:22:59] 马瑞林:对。我出来之后就知道,我要留下来。

[01:23:04] 袁莉:你觉得自己没法回去了。

[01:23:05] 马瑞林:没法回去了。

[01:23:07] 袁莉:主要是政治原因。

[01:23:09] 马瑞林:对,最大的原因是政治。如果再来一次运动,你就解释不清楚:你去美国干什么了?他们会翻旧账,二胎、所有以前的事全部都能变成罪证。

[01:23:22] 袁莉:实际上你还是因为在中国感到害怕,对不对?

[01:23:31] 马瑞林:是恐惧。是害怕。害怕被同化,害怕我没有地方做礼拜,害怕自己也变成那种碌碌无为的人。我刚才跟你说过,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国内的未来。最好的结局就是退休之后,冬天去三亚,夏天回草原,在老家吃吃喝喝。那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生活。
我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对这个民族、对这些人有一种责任感。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
第一,是对真主赋予我生命的责任;第二,是对和我一样的人有责任。

[01:24:19] 袁莉:什么意思?

[01:24:20] 马瑞林:他们和我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经历着身份焦虑,这些我经历过的,他们也正在经历。

[01:24:28] 袁莉:你觉得很多中国穆斯林都在经历这些。

[01:24:31] 马瑞林:都在经历,但他们说不出来。有些人甚至会把这种恐惧,转化成对政府的迎合,变成一种“忠诚”。

[01:24:44] 袁莉:为了自身安全。

[01:24:46] 马瑞林:是为了安全。可这种事情,总要有人说出来。

[01:24:51] 袁莉:所以你来找我,是想把这些话说出来。

[01:24:56] 马瑞林:对。我想讲事实,讲我看到的、经历的东西。我的经历,正好是当下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的事情。

[01:25:07] 袁莉:我觉得有一些听众可能会问,我也替他们问一下。第一个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很多人心中对穆斯林的偏见,甚至仇视,其实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你肯定也知道。

[01:25:29] 马瑞林:你说根深蒂固吧,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个穆斯林,好多人甚至没见过穆斯林。这个是我后来慢慢反思出来的。而且他们对穆斯林也不是对所有穆斯林都仇视。比如对沙特的王爷,对那种很富有的穆斯林,他们反而是羡慕、崇拜的。

[01:25:48] 袁莉:并不仇视他们。

[01:25:49] 马瑞林:对,不是仇视所有人,而是仇视比他弱的人。谁比他弱,他就仇视谁、看不起谁。

[01:25:57] 袁莉:还有一些人会觉得,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净化”、没有“改革”的宗教,比较原教旨主义。

[01:26:05] 马瑞林:说到宗教改革,很多人连这个词都没理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把世俗的东西去掉,回归信仰本身,那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那你说伊斯兰教怎么改革?

[01:26:19] 袁莉:但很多中国人的印象是,一提到伊斯兰教,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就会联想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这些东西。

[01:26:41] 马瑞林:长期以来,中共一直给中国穆斯林扣着这样一顶帽子。你看犯罪率就知道了,维吾尔族的犯罪率是不是比汉族高?回族的犯罪率是不是比其他民族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戴着“清真”这顶帽子的人,反而往往比别人更约束自己。

[01:27:03] 袁莉:那你也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骂你。

[01:27:06] 马瑞林:骂,肯定会骂。

[01:27:06] 袁莉:你已经想到了,是吧?

[01:27:09] 马瑞林:想到了。外面的人骂我,我都不在乎。骂得罪厉害的肯定来自回族内部的骂声。

[01:27:17] 袁莉:你最在乎的是他们。

[01:27:18] 马瑞林:是。我很在乎。但在乎又怎样呢?事实就在这摆着。这也是包括我在内,很多回族人内心的伤疤,一直走不出去的一种东西。

[01:27:37] 袁莉: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骂你?

[01:27:41] 马瑞林:他们害怕我连累了他们。

[01:27:43] 袁莉:他们要表忠心。

[01:27:44] 马瑞林:对,是表忠心。

[01:27:45] 袁莉:但如果他们在 YouTube 上骂你,其实共产党也看不到。

[01:27:51] 马瑞林:他们肯定看得到。我知道他们的运作方式。我出来之后,肯定已经成了各级统战部门要工作多少天,要讨论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要拿方案的。

[01:28:07] 袁莉:你不害怕吗?

[01:28:08] 马瑞林:有什么好害怕的。

[01:28:10] 袁莉:比如说,对你在国内的家人,会不会连累他们?

[01:28:15] 马瑞林:连累肯定要连累,只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我只有一个母亲。

[01:28:23] 袁莉:老母亲。

[01:28:23] 马瑞林:七十多岁了,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01:28:29] 袁莉:你在前面的好几次采访里说了很多“金句”。比如你说,“我干的大部分事情,最后都变成了坏事。”那肯定有人会说,你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忏悔,觉得自己以前是在帮共产党干坏事。

[01:28:47] 马瑞林:是。只要你在那个单位工作,只要你顺着那个体制运转,你一定是在干坏事,因为你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01:28:56] 袁莉:那你有没有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

[01:29:02] 马瑞林:后悔也来不及了。作为一个穆斯林,你没办法“后悔”,只能不断忏悔,让我做过的一些事情,最后能转化成好的结果。比如我当年做的宗教信息化系统,也许有一天会被转化成好的结果。这也有可能转化。就像别人给我写匿名信,表面上是坏事,最后却成了对我有利的事。后来他又写了一封。如果没有这两封匿名信,我可能真的就回去了。

[01:29:34] 袁莉:真的吗?

[01:29:35] 马瑞林:刚到美国那段时间确实很难。语言不通,工作也很辛苦,和我以前的生活落差很大。

[01:29:48] 袁莉:确实有一个适应过程,不是说一来就完全自在。

[01:29:55] 马瑞林:对。原来我是最不适应的。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注册了 Uber Eats 送外卖。因为实在没事干,在家里待着,连吃软饭也不是个事,就想着出去跑跑。

第一天我去跑Uber Eats就碰上一个中国人。他一看我是新手,就教我怎么做。过了几个月之后,无意中又碰见他了。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哥,我怎么觉得你像当官的?”
我问他怎么这么说。他说:“你身上有一种官气。”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说,这不坏了,我得努力把身上这种气息洗掉。所以我很努力地跑了五个月外卖。

[01:30:49] 袁莉:你还说过一句话,你觉得“你做的一些事情,像是递给了魔鬼一根鞭子。”

[01:30:57] 马瑞林:是的。我出来之前,我的一把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是党鞭”。这个词我们一直在用,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就去查了字典。查完之后我才发现,它确实像党的一根鞭子。

[01:31:17] 袁莉:那这根鞭子,具体打在谁身上呢?

[01:31:21] 马瑞林: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打在自己身上,打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共产党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这个过程,要把每一个螺丝拧紧。这里肯定有我的一份东西,我肯定做了一些东西。而且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清楚的很。当年我不明不白写下来的材料,现在回头看,也许还算“敞亮”,但在当时具体的制度和执行环节里,它们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01:31:58] 袁莉:你愿不愿意说一说,你提到过的那个反复做的梦?

[01:32:02] 马瑞林:我在国内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年,甚至接近十年,一直反复做同一个梦。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困扰得很厉害。

我不停的梦里那种特别肮脏的东西。好像是农村的旱厕,里面有无数的蹲坑。我在里面走,在里面生活,有时候甚至在里面吃东西。一直在那种地方生活,在奔跑,在找东西。每次做完这个梦,早上起来,我有时候会跟老婆和孩子说,怎么又做了同样的梦。

[01:32:57] 袁莉:你女儿也跟我提到过这个梦。

[01:33:00] 马瑞林:是的。直到有一天,我带着女儿从省委办公大楼底下走过。傍晚的时候,大楼里很多窗户亮着灯。她突然说:“爸爸,你看那些灯,像不像你梦里的一个一个蹲坑?”那是傍晚,省委办公大楼有些窗户亮着灯,确实像一个个的蹲坑。我确实是在那里面找一条路。

[01:33:30] 袁莉:你觉得你这些年给了魔鬼一根鞭子,也说你做的大部分事情后来都变成了坏事。你觉得你有责任吗?还是你只是一个执行者?

[01:33:44] 马瑞林:不,我有责任。我有责任。虽然有时候我是不自知的。但内心深处,我隐隐知道我在用这些行为换取好处:获得升职、获得领导的认可、获得比我更高的魔鬼的认同。这些都是世俗的好处。这个有罪。这确实有罪。无论我做的什么,都有罪,都有原罪。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原罪。

[01:34:18] 袁莉: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

[01:34:28] 马瑞林: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时代。在共产党的深入每一根毛细血管,每一个毛孔的管控下。再加上人工智能,这种控制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密程度。

在这样的惊喜管控环境里,作为个体——不管有没有信仰,都是绝望的。不只是回族,也包括藏族、维吾尔族,以及所有被边缘化、被降为二等、三等公民的人。

我希望通过站出来,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孤单的。还有人在在反思,在忏悔。只有忏悔之后,人才能找到一条新的路。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只会越走越黑。

我夜里在沙漠里开车的时候,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在天气比较阴暗的时候,那是一种越开越绝望,越开越恐惧的状态。因为你没有任何参照物,你会越走越心慌,越走越恐怖。我当时是在沙特的沙漠里,路是很笔直的,但任何东西都看不见,越开越绝望。
但在那种场景下,如果有一个人在远方点亮一根火柴,都会给人带来希望。

我希望自己就像那根火柴。我和大家都在这个沙漠里,都在这片黑暗里,给这种绝望的人带来一点点希望。

[01:36:27] 袁莉:好,谢谢你,马瑞林。

[01:36:29] 马瑞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