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14 文革60周年丨刘海鸥：一代人的失落与一个人的觉醒（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3:31 为什么开始创作《画说我的一生》
07:01 文革开始时刘海鸥的经历和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14:20 把“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险些送命
24:53 刘海鸥目睹到的文革中的暴力
33:07 文革后的觉醒之路；没有送别父亲到干校成为终生遗憾
39:25 刘海鸥的家世和父亲晚年的判断“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
45:52 如何看待中国还有很多人还是在怀念文革和毛泽东时代
[00:00:01]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周年，也是文革结束五十周年。不明白播客特别制作了文革六十周年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邀请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共同探讨这场浩劫如何扭曲和伤害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及为何中共一直视它为禁忌。
在为数不多的文革讲述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女性在那10年中的经历很少被听到、被看到。我们特别想呈现女性在这场浩劫中的经历，她们看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感知到了什么？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又是如何用一生来承受那场浩劫带来的影响。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华盛顿季风书园，和文革亲历者和记述者刘海鸥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对谈。
我是在文学城上看到刘海鸥老师的作品，看了第一篇以后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就看了很多很多。今天，我和刘老师在华盛顿转了一下午，我就能记住她写的很多细节。刘老师她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两本书的部分内容都放在“文学城”，一本是《画说我的一生》，还有一本是《半壁家园》。她自己的博客叫“大海的水鸟”，也就是海鸥。对文革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那里免费观看。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刘老师的书。而且《画说我的一生》非常特别，和别的一些文革的亲历者不一样，因为它不但有文字，还有自己的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刘老师，我特别喜欢您这个封面。您叼着一根烟，拿着个树枝，然后再在地上画，就像您自己的一生一样。我想问一下，您怎么会想到用这样一个封面？
[00:01:58] 刘海鸥: 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大概我五十多岁去塔斯马尼亚岛旅游的时候。那地上有雪，下的雪好像是沙子，不是沙子，是雪。我来澳洲这么多年没有看见过下雪，非常兴奋。我就捡了一个树枝子在地上画。然后，他们给我照下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照片。
[00:02:27] 袁莉: 能稍微说一下您的性格是怎么样，我觉得刘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因为她在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在《红旗》杂志社坚持生二胎，毅然决然不要工作，然后四十多岁去了澳洲。刘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小就自由散漫。在毛时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但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从来和这个时代，和这个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您可以再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张照片很符合您的个性。
[00:02:59] 刘海鸥: 我是比较洒脱豪放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照片很符合我的性格。当我准备设计这个封面时候，就突然想到这张照片。就拿着树枝在地上画，在地上放一些我的画，就等于我是在一个比较宽松广阔的天地里进行创作，没有任何约束。我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封面。
[00:03:31] 袁莉: 我应该先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今年七十九岁了，从悉尼坐飞机到华盛顿开一个non-fiction的笔会。我们还是慢慢来说吧，您在文革的时候是十九岁。
[00:03:45] 刘海鸥: 十九岁。
[00:03:46] 袁莉:其实，您是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您什么时候选择用连环画来记录自己的一生，尤其是用连环画把文革时期发生的很多事情画下来，这个想法是怎么出来的呢？
[00:04:01] 刘海鸥: 我到了澳洲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把自己过去的经历一点一点地写。在写的时候就是一种趣味，想起一件事儿，写一件事儿，再把它串连起来，最后串联成了我在中国四十年年经历的所有事情。我写完了以后有这么一个想法：有多少人对普通人的一生会感兴趣呢？我就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的外甥女看，因为她比较懂中文，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博士后。我想让她看一看，但是她的兴趣不大，让我有一点灰心，我就缩小了读者的范围，给我女儿看。
[00:04:55] 袁莉: 你女儿是七岁从北京到澳洲，是不是，她中文不是很好？
[00:05:01] 刘海鸥: 对，她中文不好。我说就给我女儿看，给后代看。因为我的女儿对历史特别有兴趣，她大学读了人类学的硕士，所以，后来我就想把这个稿子给她看。她七岁就到澳洲，中文已经完全不行。她看不了中文，我就给她讲，讲了以后呢，她也不明白。我说的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后来，最后我想干脆画出来。
我不是画家，也不是作家。画画和写作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我在画这个之前有很长时间没有画。我小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喜欢画画。所以这些画画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并不出色。但是，那个场景都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发生的事。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人看了以后说完全就是符合当时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场面，对后人来说也有冲击力，因为有些年轻人说冲击力太大了。所以说实在，我也挺满意。
[00:06:16] 袁莉: 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刘老师的书。从您爷爷到您父亲，到您自己，您这一个家族的历史都特别有意思。您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翻译家刘辽逸，他曾经翻译《战争与和平》。您刚才说自己是一个个性散漫的人，但是呢，您在青少年时代一直想要做一个好孩子，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您在书里用整整一章描述自己怎么样把思想放在清水里洗，放在血水里泡，放在碱水里煮。那个时候的您是真的相信这一切吗？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说您怎么给自己洗脑呢？
[00:07:01] 刘海鸥: 我首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经历。我是1965年高中毕业。那一年，阶级路线已经达到了顶峰，像我们这种所谓出身不好的人都是要打入另册，在我们的毕业鉴定上面有四个字“不予录取”，不是“不宜录取”，是“不予录取”，不准录取。所以，我们不能上大学，等于说没考上大学。我因为考试成绩很好就被教育局给收去了，分到中学当老师。在分到中学当老师之前，我有一年的时间在一个重点精英学校做代培，就在代培的这一年发生了文革。我的主要文革遭遇是在这个学校发生的。到了这个学校之后，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我已经感觉我的这个自由散漫不适合当教师的，而且我也不适合这个党对我们的要求，还有毛主席五个接班人条件，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这些条件。我就开始这么一个拼命的自我改造过程。现在是没法看我当时的日记，恶心。你看了以后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腻味啊。
[00:08:42] 袁莉: 全是表忠心的，是吗？
[00:08:43] 刘海鸥: 全是思想改造，还不是表忠心。
[00:08:46] 袁莉: 您给个例子，比如说写了什么东西？
[00:08:50] 刘海鸥: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们在开政治学习会。当时的学校有一个琴房，有人在弹古典音乐，大概是莫扎特。可是，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些古典音乐是被禁止的。为什么在琴房里边还有人在弹钢琴呢？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特殊学校，它是军干子弟和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可以的。
我听了这个琴声以后，忽然间什么东西冲到脑门就发晕了。因为我以前特别喜爱古典音乐，但从1962年起就已经非常谨慎地一步一步地就断了古典音乐。我听到这个古典音乐后，一下子就马上冲了头，但马上又感觉到不对：这个情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我的日记里边就写：一定要用快枪击毙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我在这里面画了有人在弹钢琴，有一个莫扎特在那儿，那个枪是对着莫扎特。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日记上写的就是这些。
另外，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那阵学欧阳海，学解放大学，知道欧阳海吧？那阵子就是毛主席和解放军给我们竖立了很多榜样。欧阳海是一个解放军，当时，在火车开过来的情况下，一匹骏马站在铁路线上被火车吓住了。这火车要开过去撞上骏马的话，那火车也要出事儿。结果，欧阳海就推着骏马推出这个铁轨，最后他自己被这个火车给撞牺牲。当时，大家都在学习欧阳海这种精神。
我们学校出去以后就是一个铁道线。我们回家的时候要经过这个铁道线，再去坐公交车。有一天，我走在这个铁道线上，突然远远地看见火车过来了，我就想学习欧阳海，来看看如果发生在欧阳海所出现的这种情景之下，我能不能做到像欧阳海一样？我站在这个铁轨等火车过来，但是，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狼狈逃窜。我回来以后开始写日记，说我学欧阳海学得特别不到家，有“私字一闪念”什么的，如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当了逃兵。反正我又把自己狠狠地批评一顿。当时的日记就是这么改造思想的。
现在是没法看，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是碱水里洗啊，血水里泡啊，清水煮啊，就是这样。我就写了一段：你们见过洗猪大肠吗？我当时就是以洗猪大肠的操作来改造我自己的思想。
[00:12:23] 袁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们家有一个长期的女佣人，叫阿巧。阿巧是你们家最有革命意识，她最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在文革刚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还是没开始的时候，她就开始整天地撕东西，砸东西。
[00:12:42] 刘海鸥: 对。
[00:12:43] 袁莉: 您能说一下吗？你们家就让她那么砸着，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她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想撕什么就撕什 么。
[00:12:51] 刘海鸥: 对，我们家有一个保姆，她是广东人，是一个自梳女。她十二岁的时候，从家里出去把头发梳起来，说表示了决心，一生不嫁，完全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生存。这是当时在珠江三角洲那带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女性独立的意识。
她在我们家当保姆，跟我们家已经处得相当好。文革来了以后，一到那种红八月的时候，她主动地把我们家的那些有苏绣的条幅撕了，玻璃瓶全部砸了，去了一个炉子烧书，把我们家的书也都给烧，还把我爸爸的那些胶木唱片也都砸碎了。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说她做的这些事情，我爸爸妈妈都没说她。因为她完全是出于保护我们家的目的。作为一个保姆，她非常懂保姆之道——不管你这个主人怎么样，我都要保护你。
[00:14:12] 袁莉: 护主。
[00:14:13] 刘海鸥: 对，就是护主，后来，她在我们家一直生活到去世。
[00:14:20] 袁莉:您的书里面有一个事情，我看了都觉得很可怕。您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您在写大字报的时候，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祝毛主席无寿无疆”，这个“万”写成了无。您说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因为在那时候写错一个字可以送命。您可以描述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生？人在发生了这个错误的瞬间是怎么回事吗？
[00:14:48] 刘海鸥:像我们那个院子本来是独门独院，后来文化大革命派进了几家人住进来，就等于占了这个房子。我妈妈就写了一个草稿，意思是说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也已经把这些存款交给单位冻结，实际上就等于给全院的人和胡同里的那些积极分子做一个交代。但是，我妈就觉得我写的毛笔字好看，让我写。那我就写吧。
以前写这个所谓的大字报，前面是要有一套话。当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要斗私批修，写完了以后一定要写三呼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一个字我写错了，“无寿无疆”，我也没看见，叭地就贴在我们家的窗户上。外边人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同院的那些邻居也可以看到。
后来，可能是我们院的一个积极分子突然发现这写的“无寿无疆”，我一看，完了，怎么完了呢？你再贴个万字补上去不就行了吗？不行。 大字报一上了墙就是圣旨上了墙，你不能够涂改，不能够撕下来，这些都是反革命行为，但是“无寿无疆”在那儿摆着更反革命，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就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不知道是我们家的人还是什么人马上把街道主任找来了。那个街道主任跟我们家关系比较好，因为我父母在胡同里边算是最有钱的一家，但是态度特别谦和，跟所有的邻居都打招呼笑脸，说说话聊天。所以，那个街道主任对我们家挺好。
[00:16:59] 袁莉: 比较保护。
[00:17:00] 刘海鸥: 他说这个事儿我们决定不了。他就做这么一个决定：因为这是落的我妈的名字，所以通知我妈的单位。因为是我写的，也通知我的单位。我一听到通知我妈的单位，她们是全国妇联，那还好说。
我们单位正是这个红卫兵打死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打死了一个老师，在外边打死了一个“两校”的学生，打死了一个老师的弟弟。所以，我说完了，这回保证没命了，一定是没命了。因为在之前我已经被学生斗了好几次了，那怎么办啊？
还有一件事，我妈的单位特别左的一个领导，他的女儿正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的造反派，也是属于高干子弟吧，她那丈夫也不知道是当什么的高干子弟。如果我不到学校报告的话，那也会传到学校。如果通过我妈的领导的女儿，问题更大。所以，我第二天就没办法，战战兢兢到学校，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进刑场的心情。还好我到了学校，那些打人最凶的全都出去打人了。那会，红卫兵已经走上社会，那些人都抡着大皮带上到社会上去打人去了，打死了好几个社会上的人。但是，红卫兵总部就留了几个红卫兵，就懒懒散散地坐在那儿呆着。我在那儿战战兢兢地报告了我的罪行。其中一个大高个面无表情：走，看看去。这个人是民航局副局长的儿子。我就只好骑车带着他们也骑车到我们家看看。
看了以后，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不把这当回事儿似的。我把这当成这么大的事儿，他们不当回事似的。他们开始抄家，开始翻我们家的东西。虽然父母工资比较高，但是我们家除了书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他们就在那儿翻，最后找了几样东西，我妈的一个猫皮大衣。还有一件徠卡照相机，就这两样东西，还有我妈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就在这时候，阿巧把街道主任陈主任叫来了，陈主任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那些红卫兵说“我们师院附中”， “我们这儿抄家不归师院附中管，你们走吧，我会通知管这片的学校来抄家。”
结果，那几个留在红卫兵总部的人也老实，说“那叫我们来干什么？”，他们就把东西全放下就走了。我以为这个事就完了。
[00:20:16] 袁莉: 您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但是，后来出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而且，您几十年都没有跟父母说这个事儿呢，您说一下。
[00:20:25] 刘海鸥: 第二天早晨，我到学校去还没有事儿，我放心了。下午我准备回家，有几个学生就坐在学校前面圆花坛。他们好像在干什么事，每个人手里拿一个铁锹说“站住！”，我就站住了，其中的一个叫做丁四野的学生，听听这个名字，他叫四野。因为我们师院附中旁边全是军队大院集中的地方，你就知道他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了。
[00:21:04] 袁莉: 第四野战军。
[00:21:05] 刘海鸥: 平时那个四野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人。那个眼睛就像个小饿狼，他就说：“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我就说是笔误啊！“你还敢顶嘴？你什么出身？”，那阵，我爸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能叫职员，我就说“职员”，“你爷爷呢？”，说实在的，我根本我就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我也没见过我爷爷，都没有概念。我想他大概是个地主吧，因为我爷爷不能够上大学的啊，我就说“地主”，“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孝孙”，然后，我就被“叭叭叭”几个耳光打上来了。我就没说话，也没吭声。他开始拿铁锹打我的前胸后背，我就转着圈只让他打我的后背，我不能让他打到前边，也不能打脸。他就在那儿打，只听见那个铁锹板打断了，铁锹头就哐啷啷啷地飞出去。我就快招架不住了，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打我，反正是一顿乱棍乱打。
就在这时，有一个学生走过来了。他是高二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炮兵司令部二炮的，父亲叫汤平。后来，汤平也是跳楼自杀，汤平的儿子汤敬平走过来，看那个四野打我打得这么厉害，他就一把揽着那个四野称兄道弟地 “走走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个汤金平是不动声色地救了我。那会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而且上学早了一年，（实际上）我和这些高中学生的岁数是差不多一样大的。
后来，我就回家了，从自行车棚里边退出我的自行车。那阵大家的自行车上边都挂一个毛主席像“毛主席指路我前进”，我的自行车上也有那个牌，我做的比较高级，拿着一个小镜框，有玻璃的，还有个支架支在那儿。别人就是两根绳子吊着，就挂在那个把上。有红卫兵看见我那个牌：“诶，你这个做的好，你给我做一个”。我就骑着自行车，毛主席指路我就前进。这时候，我在路上才流下来眼泪。回到家，我妈就说“哎呀，你怎么啦？”，因为我的脸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我就说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摔到路边的树丛，里面那些树枝子给我扎的。我妈也就信了。你说谁摔跤能够那么摔法？不可能这么摔的。她就这么相信了。
[00:24:32] 袁莉: 您觉得您妈妈当时是她觉得问了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是她真的就相信了？
[00:24:37] 刘海鸥: 她真的就相信，因为她不会骑车，她没骑过车，不知道这个骑自行车摔是怎么样，我们不可能翻墙似地翻到树丛里边去。所以，她是真的相信的。
[00:24:53] 袁莉: 那我们再说一下，您当时是在师院附中当老师，当时正好是文革红八月的时候，是不是？
刘海鸥:对。
袁莉:不光是您作为一个代课老师，或者被培训的老师是这么被学生打，您亲眼看到这个校长被打得背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特别可怕。还有党支部书记被剃了阴阳头，被命令每天爬行着入校。您当时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想什么吗？
[00:25:26] 刘海鸥: 我们校长原来是北京的地下工作者，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不能穿了。那天，我经过的一个楼梯间，看他坐在那儿，跨在椅子上，背朝着外地坐着，他被打得就像一块花布似的，有白色红色等各种皮肤的颜色。他根本没法穿衣服，就只能光着背。我当时倒抽了一口冷气，我的心里边想法是什么呢？他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也不应该被打成这样，也不属于坏人。旁边的红卫兵“看什么看？你要不老实就是这个下场！”，后来，我就走了。
有一天，我就看见好多红卫兵往师院跑去。我们师院附中和师院是挨着，后来我和另外一个代培老师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咱们去看看”，我们跟着那红卫兵就去看，发现他们是到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赵幼侠的家里边去了，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把赵幼侠披头散发，五花大绑地拽着出来的。
[00:27:01] 袁莉: 是男的？还是女的。
[00:27:01] 刘海鸥: 女的，剃了阴阳头。阴阳头知道吧，一半有头发，一半儿没头发。这是当时对女的这种侮辱啊，凡是所谓的校长或者是领导都是一半有头发，一半儿没头发，这就是一个标配。
[00:27:23] 袁莉: 就像犹太人带的那个东西。
[00:27:24] 刘海鸥: 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走资派，是个坏蛋，是个坏人。所以（你）走在路上就可能不断地被打。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什么呢？赵幼侠的婆婆还是她的妈妈带着她的小儿子。那小儿子很小，又白又嫩，有着大眼睛，长得漂亮极了。她的婆婆也很震惊，但是把那个小孩搂在她怀里边，把小孩的俩眼睛盖住，不让他看他妈妈的惨状。我当时马上动了恻隐之心同情这个孩子。至于赵幼侠说她是怎么坏怎么坏是半信半疑，但是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同情。
[00:28:14] 袁莉: 您当时的同事生物老师喻瑞芬，她被红卫兵倒提着双脚拖下了楼梯，然后被浇了开水，被折磨致死。十四十五年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您的父母，说是为母亲平反，他的母亲叫喻瑞芬，您才知道喻老师是您的表婶。然后，您说“老天啊，当初红卫兵要知道我和喻老师有这层关系，我还有活路吗？”您都到了十几年以后第一反应还是害怕恐惧，您觉得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最自然的一种反应吗？
[00:28:53] 刘海鸥: 也是感觉到很恐怖的。当时喻老师为什么会被打呢？她是一个多年前的右派，她不能教书，她在生物实验室刷瓶子，就做这些工作。我们这个师院附中专政队……专政队就是把所有有问题，（不管）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历史反革命，现实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牛鬼蛇神都集中到一起编成一个队。每天要唱歌，唱《嚎歌》，《嚎歌》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就是要唱这个歌，要干活。而且，对这些人随时拉出来批斗。
这个专政的抓了五十多个人，不知道专政队为什么就跟喻老师过不去，把她从教学楼里边拉出来。教学楼有个台阶，他们把她拉出来，倒提着她的双腿，她的头在下台阶的时候一个咯噔、咯噔、咯噔这么嗑下来。还有一个学生还逼着她在操场上跑圈。她很胖，肉大身沉就跑不动，最后就倒下了。红卫兵说她装死，就拿开水去浇她。在浇了几桶开水后，她人就死了。她死了以后，红卫兵还不罢休，对专政队的这些老师说：“每一个人都要打她，拿著那个铁锹、木棒打她，你要不打的话，你就是同情这个什么份子啊，就会有同样的下场。”他们就不得不打吧，因为那个肉已经烫熟了，再打就皮开肉绽。之后，红卫兵们就让我们其他的老师去看牛鬼蛇神的下场，让我们必须去排队去看她的下场，看死人。当时，她的死状就是头埋在操场的沙坑里。那会下了几场雨，沙坑里边有水，然后她的腿在外边光着脚，身上的全都是紫的，肿胀的，皮开肉绽的。
后来，过了十多年后，从老家安徽淮北来了一个亲戚。一个年轻小伙子住到我家，年轻小伙子说要给我妈平反，“你妈在哪儿？”，“在师院附中，叫什么什么。”我一听就非常地震惊原来就是我们学校，喻老师是我的亲戚。我也记不住我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但是，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写进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当时要是红卫兵知道她是我家的亲戚的话，那么就会连我一块儿也干掉。
[00:32:17] 袁莉: 你有没有去找这个丁四野的这个人吗？你知道他后来做什么了？最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00:32:26] 刘海鸥: 我没有碰到过任何曾经批斗我的人。不止丁四野这个人，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对我不好，我没想过我碰见他们会怎么样，但是，我现在想如果我碰见他，我不会跟他和解的，起码我要告诉他“你当时对我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把这事情给他点清楚。你不能让他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活一辈子，或者认为自己做得很对，从来不反思。我要帮他反思一下。
[00:33:07] 袁莉: 其实，我有特别多问题想问你。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太想提这段历史，所以，文革也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们以前说过写这段历史的人也不是这么多，您在这写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您自己被打，还有您家里人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您在写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吗？您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0:33:36] 刘海鸥: 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全部都释然了。这里有一章叫“否定之否定”，我曾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我本来是一个天性非常自由散漫的孩子，但是在思想革命化运动和文革前的高潮中啊，我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否定，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全部否定，一心地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文革结束前我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疑问，到文革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地就抓了四人帮，把四人帮抓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又不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往回退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所谓的打击就是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或者是比十几年更多的时间，我这样地改造自己和这个时代合拍。突然这时代一下子翻过去了，变了。那我怎么办？我这十年是不是全错了？我有一段比较消沉的时间，就这种思想斗争。我是怎么样翻过来的呢？后来，我就考了研究生，学的是哲学，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学西方哲学，另外，我们那几个老师还是很敢说话，就当时憋了这么多年的话不敢说，就到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恨不得把什么话都倒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逐渐地完成了一个再次否定原来的自己。换句话说本来是自己，然后把自己交给了某党某人，现在又把自己拿回来了。
[00:35:49] 袁莉: 您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干校，那个干校是非常有名的，你们如果看很多文革的回忆文章，应该是会知道的，他们就在那放牛改造。1969年，他离开北京去干校之前，连发三封信给您，每一封信都说的“不必来送”。您收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没有人送他上车，他一个人走了。您说这是您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那个时候您为什么会觉得革命可能比送您父亲（重要）？我不知道您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您父亲很明显的想让人去送。
[00:36:31] 刘海鸥: 当时的我就是已经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时候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当时想的并不是革命，那阵我是在农村，后来我正式分配到一个农村，在北京海淀区的永丰中学教书。但是又把我分到一个带帽班，那个带帽班离学校大概有十几里地的。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小学带帽班。带帽班知道吗？
[00:37:01] 袁莉: 不知道，您要说一下。
[00:37:03] 刘海鸥: 带帽班就是：小学的毕业生应该上中学，但是他们离中学大概有十多里地。为了方便他们，就在小学开一个中学带帽班，就等于戴了个中学的帽子。他们让我去教这个带帽班。
但是，这个事情比较麻烦。我就得交语文，教数学，教各种课。一个人在带帽班的教各种各样的课，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是忙得脚不沾地，所以，我爸爸的信来了，我就一折往兜里一插，一折往兜里插，后来连来了三封信，第三封信说我们现在已经最后定了，前面几封信先说什么时候走，第二封信就说改时间，第三封信说最终定什么时间，在永定门火车站，不必来送。
但是，我想他为什么给我发了三封信都说不必来送了。实际上，他心里肯定是想让我送的。在那种时候，我姐姐在新疆，我大妹妹在山西，我小妹妹在内蒙，家里没有人，就我妈一人，我妈还正在被他们整，整得是一塌糊涂。那阵也不是说我就非要革命，我就是想不到要送我爸爸这个事儿。（因为）这个革命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说我一定要革命，我就这样想：我不能走，我离不开工作，我不能请假。结果，他一个人走了。因为我一看那个信来，他已经走了，因为到农村的那封信也用了两天时间。我突然心里特别地难过，非常地后悔，我当时就请了假回家，家里边没有人，我就是想体会一下我爸爸在的余温，因为他写了留了一块哈密瓜给我，就桌上放着一块哈密瓜给我的。
[00:39:25] 袁莉: 1994年的时候，您有一个姑姑住在台湾，她从台湾到北京来探亲，和您爸爸说起国共两党，她问您父亲“您都经历过国共两个党的统治，这两个党相比怎么样？”您父亲说“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
您能说一下吗？您的爷爷是国民党里非常显赫的一个人物。但是，你爸爸从很年轻的时候特别地坚定的要跟着共产党，经历了很多的磨难还是非常相信共产党，一辈子都想入党，为什么他在最后的时候会说出这么一句话呢？
[00:40:08] 刘海鸥: 这就要说像我家的情况，简单地几句话带过。我爷爷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啊，是顽固派，要是我爷爷落到共产党手里的话，那是绝对要枪毙他。他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当时叫徐蚌会战，这个战役是他带着的。结果他被共产党的军队抓了，抓他的正好是他手下的投诚解放军的部队。
我这个爷爷是坚决不投诚的。然后呢，他的手下一看：哎呀，怎么把这个刘荫远给抓来了？（我爷爷叫刘荫远），他就派了人把他给放了，护送走了。当时是这样。后来1949年的时候，我爷爷携带刘姓的全家走了，除了在农村老家的几个姓刘的人没带走。就我爸爸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所以，我爸一人留下来了。我们小时候就觉得特奇怪，我们家怎么一个亲戚都没有，什么爷爷奶奶，什么姑姑叔叔全都没有。他们全在台湾。后来1980年的时候，我的小姑来这儿，她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爸爸就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爸爸的认知可能还是当时的一些腐败现象导致了六四的那些腐败现象。所以，他认为比国民党当时的腐败还要腐败，我想是这样的。
[00:42:05] 袁莉: 那我知道了，因为像你父亲的这些受过教育的共产党，他们当时参加共产党是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您曾在《半壁家园》这本书写到，在父辈的口中，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解读与我知道的并不相同。我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学过的历史不过是强权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随意涂抹、美化自己，丑化对手，捏造事实、掩盖真相的历史。由此，我们曾经长时间地被愚弄。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在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家史和个人的总和构成了历史。
这都是您自己写的话。您能说一下这个过程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一个突然的顿悟呢？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也是您自己动笔要写下自己的家族历史和自己个人历史的一个动因吗？
[00:43:03] 刘海鸥: 这个不是我刚开始就认识到的，是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是这样。最初我根本对家史没有太大的兴趣。1997年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知道我开始写作，而且发表过几篇文章，他就说：我把我以前的事情讲给你听一听，这样的话你可以作为一种资料，你将来要写小说或写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参考。然后，他开始给我讲他过去的历史，讲了大概十八次，每次两个小时，就讲了很多。我当时都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了。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手。
我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后来，我后悔不已，因为我在写的时候需要知道很多细节，我没地儿去问，我就放在那儿，就没有再管了。后来，我爸爸去世了之后，第二年，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台湾。在台湾，我就见到了我的姑姑、叔叔这些亲人。我那个大姑原来是金陵女子大学的。现在，她是在台湾师大教英语的，她有非常好的口才和极好的记性。而且，她跟我的爷爷生活的时间比我爸跟我爷爷生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她开始给我讲爷爷的事儿，刘家的事儿。她讲的这些事情事例就非常地生动，非常具体。
然后，我回去就把我爸爸说的和我姑姑说的都整理出来，我就想要写一个刘家的家史。但是，这些东西材料还不够，我又去了台湾，一共去了四次。我就在他们的那个档案管里寻找我爷爷的踪迹，找了一些材料。另外，我还有很多台湾的亲戚，我跟他们每一个人都谈。最后，我把这本书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意识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历史不是一样的，不是一回事，是经过了篡改的历史。并不是说我只听一面之词，只听我们家人的，而是我在这里面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材料有一大堆。我这个写出来的家史和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连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我才有了刚才的这段说词。
[00:45:52] 袁莉: 您写的这两本书《半壁家园》和《画说我的一生》，您最希望谁来读呢？如果中国大陆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读到的话，您希望他们能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00:46:08] 刘海鸥: 很可惜，我写的所有的书，除了这两本之外，我还写了大概加起来有十本书吧，没有一本能够在大陆出版。那么，我只好最后全部是我自费出版，书号是有的。因为书号在我们澳洲太便宜了，8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书号。这个书号都是正规的。
这个东西给谁看呢？我在以前在“天涯论坛”上放过，在这个“文学城”上放过，在“新三界”里边放过，在“私人史”里边也放过，我是希望越多的人看到越好。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恐怕很难看到。如果他们能够看到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00:47:13] 袁莉: 那您怎么看今天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怀念文革和毛泽东的时代，您怎么来理解这种怀念？您觉得这些人他们在怀念的是什么呢？
[00:47:25] 刘海鸥: 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就得做一下这个人群分析，我觉得怀念文革的那些人是在文革中受益，并且没有受到触动，甚至受益的那拨人。
[00:47:43] 袁莉: 您是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些人，是吧？
[00:47:45] 刘海鸥: 对，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轻人呢，可能他们的信息来源是有限的，他们知道的东西不够多。我要回到中国，就像一个聋子、瞎子一样。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搜索引擎或者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他们也是看不到，所以他们的眼光是受到局限的。
[00:48:18] 袁莉: 我可能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现在的中国人和以后的中国人在谈起文革的时候，他们应该想的是什么呢？
[00:48:27] 刘海鸥: 不要让文革再次发生。怎么不要让文革再次发生？从上边来说，必须得对文革有一个结论。从每个人来说，要对文革作反思。有些人呢，他不想再想这些事儿，不愿意再谈这些事儿，因为他不想不谈的话，这个事情就这么模糊着，就这样放着了。所以，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文革还会再来，还会再来。
[00:49:04] 袁莉: 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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