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节|阿古智子:站在中日与不同世代之间(文字稿)

文字稿全文

时间轴
00:00 Intro
03:51 如何把中国的田野搬到东京的家里?
09:58 从“维权世代”到“后白纸世代”:中国年轻人的行动方式有何变化?
16:05 学术研究与公共行动之间的责任和界限
21:12 从学术研究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23:34 中日关系紧张与移民政策收紧
29:21 高度人才政策下,赴日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生存困境
34:06 日本排外情绪为何上升?
38:12 节目结束推广

[00:00:04] 袁莉:先介绍一下阿古老师。阿古智子教授是日本社会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她从大学开始学中文,在香港念完教育学博士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2000年在日本驻华使馆做中国扶贫工作和农村研究。她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她和丈夫城山英巳的婚礼是在陕西的一个窑洞里举办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了我们值得的中国”。阿古老师,您经历过好几个不同时期的中国,您那么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我很想知道,在不同的时期,您期待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有过改变吗? 

[00:00:47] 阿古智子:我刚开始读中文、研究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嘛。我是去中国扶贫的,就是建学校、做妇女的培训。我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在上海的一家——我叫他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做了一年homestay。我还有他们那个房子的钥匙,他们都去世了,但如果我可以,而且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回去。

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房子里住,里面没有浴缸,洗澡都很费劲。那是英国租界、人民公园附近的一个老房子,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看着窗户外面,每天有不同的大楼一个一个建起来。那是浦东开发的90年代嘛,95年、 96年、 97年那个时候。

后来,最近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我现在55岁,人生还不是很长,但是我看了很多不懂的中国。我2000年代出头在北京大使馆工作的时候,那时公民社会发展非常大。我先生是记者,有很多朋友做调查报道。 我也跟很多维权律师一起做所谓的影响性诉讼。因为跟公民社会合作打官司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作为学者也可以参与各种调研或者田园调查,各种公民社会活动,所以那是可以改变的时代。中国人那么优秀,有很多想法,可以做很多事,为什么现在不能做事情呢?我真的很可惜。

[00:03:11] 袁莉:您觉得“我们值得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您认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肯定都跟您说过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当然。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可以说,但是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怎么看。 

[00:03:29] 阿古智子:中国是日本的邻国嘛。我有很多跟家人一样的朋友。我当然希望中国能够越来越发展,优秀的中国人、有想法的中国人都可以说话、做事,这样的中国应该是值得的。 

[00:03:51] 袁莉: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后,您决定不再进入中国。对一个做中国研究的人来说,您最初怎么面对你不能再去中国这样一个事实?对您来说,您要做田野调查、有那么多的中国朋友,刚开始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吗? 

[00:04:12] 阿古智子:对,2019年之后我没有去中国,我是做学问,但是2014年的时候我的朋友浦志强被抓了,然后我第一次发声,就是公开的声明。然后2015年709律师朋友们被抓的时候也做了一些行动。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倡议,也没有什么公开声明。我觉得自己很普通,一个踏踏实实做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人为什么要参与?其实我好像是被动的、好像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但是很多人说,如果你不发声谁发声,所以我就开始发声了。然后就是反送中的时候,因为我也在香港大学读博士,所以对香港有感情,很多朋友也是一个一个被抓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嘛。

我2019年之前一直还经常去中国,大概2017年左右开始,我还在北京做记者。我去中国之前,通过我先生跟北京市公安联系,问我去北京有没有问题。我们要提前沟通,不然的话我有点害怕。我不想给中国的朋友们添麻烦。还有一个是如果我被抓了,可能是日本的相关部门很头疼,要做很多事。

[00:05:59] 袁莉:你是不想给中国的朋友添麻烦,也不想给日本的这边添麻烦。那疫情之后呢? 我在东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回不去中国,阿古把中国的田野搬到了自己家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多少人知道,阿古老师的家是我见过的一种最前卫的居住设置她的家叫Asian Commons,意思是亚洲公共圈。她在那里就请中、港、台来的各种朋友做分享,然后她也把家分享出来,给自己留了是一个特别窄的、只有几平米的空间放一个单人床。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震惊了。我觉得我认识的左派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你算不算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这么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么把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生活真正的实践的人,我没有见过。对这样设置自己的家,您有一篇文章写到:“对于许久未去中国的我来说,聆听他们的故事是亲身了解中国变化的绝佳机会。”

您能不能讲一下您是怎么想的,一个“家里的田野”是怎么形成的?您在大学的研究工作之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尝试?

[00:07:27] 阿古智子: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学者,要用participant observation,现场观察这样的方法了解中国社会,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中国。然后其实很多年轻人,需要像家一样的地方。所以,刚开始我用的不是现在的家,是另外一个走路大概十分钟的已经建好的房子,我们买下来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孩子的爸爸是政治犯,他自己打工赚了一些钱,自己解决了学费,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生活费,所以他跟我说可不可以住在我家。我是那个时候开始让一个一个中国人住在我家。因为我先生当时在北京工作,所以我是自己带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加班的时候,这些中国留学生替我去接孩子,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因为我也是在上海做了一年homestay,所以我很想为中国人做一些事情。然后现在的这个房子是自己设计的,我卖了原来的房子,然后自己买土地,设计这个community house。一半是公共的,一半是我的私人空间。

[00:09:08] 袁莉:哪有一半啊,我觉得只有1/10。但是您设计的时候就想好了,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欢迎一些朋友来住。您觉得它能代替您过去在中国做的田野调查吗? 

[00:09:28] 阿古智子:其实我现在不想把年轻人变成实验品,而且是要考虑隐私问题,所以我其实还没有写什么论文,也没有写什么书。但是我很想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生活。我有时候做记录,但是我还没有用起来这些记录,以后可能会用。 

[00:09:58] 袁莉:因为您的学生很多都是中国人,差不多全部都是中国人。您的研究生、还有因为您在家里做的这个田野调查,您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对他们有很多观察,您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从维权世代过渡到了后白纸世代,您怎么定义这两个世代? 

[00:10:27] 阿古智子:维权时代就是2000年代出头,那时我刚才介绍了,很多行动都可以公开做,可以公开声明、公开发言,然后有影响性诉讼,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国内的年轻人,他们就要很小心,不然的话警察就经常骚扰你。一个小规模的读书会,警察都经常骚扰。所以如果想继续做事情的话,就要小心一点,要用安全的工具联系。你自己想做事,但是也要考虑别人的安全问题,所以白纸运动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现在也沉默了嘛。除了李老师还有几个人之外。所以方法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维权时代也好,天安门时代也好,还没有性别意识。现在有性别意识的人非常多了。

[00:11:48] 袁莉:我们说一下这个性别意识,您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您最初和年轻的女权伙伴们交流的时候遇到的反思和挑战,您说自己从未因为作为女性而感到受到严重的歧视。然而,当开始与来自华人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聚集在AC——就是您的家——之后,您意识到,自己在婚姻中,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也承受着不公平的压力。您还举了您丈夫的例子来说明。您认为很多男性需要努力跟上时代和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您被和您交往的这些年轻女性给启发了,启蒙了。您是怎么意识到这些不公平的压力的。为什么您在和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但是很多男性不是很容易做到。 

[00:12:50] 阿古智子:这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我妈妈很早去世了,我小学的时候,她得癌症,初中的时候去世了。我家里还有妹妹和弟弟,我爸爸开面馆,他也很忙。我们家一楼是面馆,二楼是我们生活。我爸爸给我一点生活费,我自己去超市买菜、自己做饭。他从来不给我什么学习的压力,我做什么都是自己决定。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自在。我上的大学是大坂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大坂外国语大学很特殊,很自由的,有很奇怪的人在。所以我作为女性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我想做什么做什么。 

[00:14:03] 袁莉:也家里的长女,是做主的。

[00:14:06] 阿古智子:对,然后后来工作也不是日本所谓的传统的公司。如果在日本的公司工作的话,我可能是受不了,但是我非常幸运找到了大学老师的工作。

[00:14:23] 袁莉:您和年轻人交流的时候觉得有一些代际之间的不一样的想法,一些需要不断克服或者学习的东西。同时,您觉得上一代人的经验有哪些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了解和理解的呢?

[00:14:48] 阿古智子:年纪大的人经验很丰富,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这些有经验的人的想法。但是,年纪大了就各种权力关系,自己的位置也很不容易改变。所以有时候很难吸收新的想法。刚才说的性别方面的意识也是所谓的父权社会里的结构性问题,年纪大的人可能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的。像我先生也是,他的妈妈一直在家里,是专业的主妇。所以我丈夫找到了我这样的工作妇女,她要很努力才可以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可能没有恶意,但有时候很难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也很痛苦,但是要稍微忍耐一下,慢慢的让她学习一下。 

[00:16:05] 袁莉:这些年您关注和参与的很多议题都是那些正在发生不断变化的——有些是很高压的公共议题,比如说709人权律师、反送中运动,还有后来的白纸一代,您都为他们奔走、呼吁,有对现实很敏锐的感知,然后又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接近这种议题,这种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又去倡议、去签名、去联署,这是您自己有意要求自己的吗? 

[00:16:43] 阿古智子:刚开始我不是那么主动的做这些事,因为很多很多人找我,经常做这样的活动也不是我自己选择,因为中国人真的很有想法,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厉害,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没有直接干涉中国政治的想法。但是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我很想帮助这些朋友。因为他们是很有理想的人,我非常感动。我通过中国的朋友们学习了很多,所以他们需要我的帮助的时候我很愿意,而且我做的是中国研究嘛。当然,我不能做跟我的领域没有关系的、比较难理解的领域的活动会比较难。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的我可以做到。 

[00:17:50] 袁莉:最近您也提到,您其实不太想继续做政治表态。因为作为社会学家,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去了解社会,而不是直接表达政治立场。有一个中国的年轻记者给我发了这段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Ta说:“阿古的特别之处是,无论现实环境如何闭塞,她似乎一直都能找到进入的方法,跟最反映中国变化的事件打交道。而且这种打交道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她花很多时间和不同代际不同议题的人一起生活,一直面对新的议题,实际上是有很多挑战的,但是她似乎总是愿意这样做,而且这些运动都很高压。”Ta的问题是:在参与这些事情、经常要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您是否有过担心和犹豫呢?

[00:18:47] 阿古智子:有时候很紧张。说实话。对,当然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像李老师那样子的情况,我的门口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人,这个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也有时候睡不着。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的创伤很严重。我们最近跟他们一起做艺术疗愈、心理咨询这些活动的时候真的很想哭,他们的那个状况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好像也可以想象他们的环境。

[00:19:31] 袁莉:我说的担心和犹豫是说你担心自己做这些事情会对自己有什么伤害吗?或者对会自己安全会有影响吗? 

[00:19:43] 阿古智子:刚才说的政治表态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担心安全,而是因为是我是学者——当然我也行动——要理性、客观的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有时候那个日本共产党希望我加入他们的,我说:谢谢,但是我不想加入。右翼的团体也给我写很长的信,说可不可以做他们的理事,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做理事。

[00:20:24] 袁莉:你要是独立性,是吧?

[00:20:26] 阿古智子:对,因为我是学者。我的意思是,生活的细节里当然有自己想表达的所谓的政治的想法。但是我不想这样,我比较独立。

[00:20:42] 袁莉:这其实是一个专业人士的困扰。有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需要帮助,怎么把自己的专业研究和自己做的其他事情建立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在哪里?实际上做记者也有这样的情况,几乎现在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因为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什么事情都很政治化,以前可能不需要学者跑了出去整天签连署。

[00:21:12] 阿古智子:我觉得记者也好,学者也好,特别是我做社会学的定性的研究,自己的立场一定要分析一下。自己是有立场的,所有的人都有立场。但是很多学者没有分析好自己的立场,好像自己是神一样看看那个世界。但是这个立场要好好分析一下,当自己有某种立场,就会看不到什么,这个一定要分析。

[00:21:46] 袁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blind spot,这个盲点就是你看不到是什么。除了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表达中,您也经常在生活中给很多人,中国人、香港人提供具体的帮助。比如说有人的孩子生病了,您去帮助联系医院、当翻译,还有人的孩子在学校里和老师有矛盾,您还去给老师打电话之类的。您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是什么让您愿意把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帮助他人这种非常具体的事情上面?

[00:22:26] 阿古智子:从小照顾妹妹弟弟,已经习惯了。我在中国也做扶贫项目,还有妇女的培训,我很喜欢跟别人一起行动,有人有烦恼的话,我很愿意听。当然我时间也有限,所以不能听所有人的烦恼,不好意思。可能有人给我写了信,我没法回信,有时候很抱歉。我经常忘掉回信。但是,可能比较严重的事情,一定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像维权律师的唐吉田的女儿在生病了差不多两年,我经常去医院做翻译。那个孩子的妈妈来日本,但是可能因为文化的差距,她不理解医院的说明还有护士的做法,所以我在中间不断的协调,但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00:23:34] 袁莉:我们谈一下中日关系,一下子从这么有意思、这么温暖的对话,要谈中日关系了。因为还是有一些听众提出了这些问题。距离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差不多整整一年了,中日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大——在这一年中,您感觉到中日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0:24:05] 阿古智子:确实是没有外交渠道了。中国政府确实不想跟高层,包括首相交流了。 

[00:24:17] 袁莉: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经常告诉日本人不要被中国煽动,我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然后您还经常会特别强调中国的言论环境,为什么您觉得有必要向日本的公众解释这些呢? 

[00:24:34] 阿古智子: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言论的环境很不一样,中国政府可以删掉他们不喜欢的信息。 李老师发的都看不到,只能翻墙才可以看到。所以中国大多数人可能是受官方媒体的影响,对日本的印象很不好。然后中国可以努力发什么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还有什么“琉球独立”这些方面的东西非常多。

但日本是民主国家。当然,民主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不能用权力来控制言论环境,所以很不一样。所以我经常跟日本的政治家说,你们要了解这个言论空间多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外交官,他们是战狼外交,所以他们说的话非常直接,然后很粗暴,但是你不用被他们的言影响,他们是故意的、有目的的,不要被中国的官方的言论煽动。 

[00:25:51] 袁莉:有不少人想要问现在日本移民政策收紧,实际上对很多在这儿的、来这儿的中国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您怎么看移民政策的收紧呢? 

[00:26:11] 阿古智子:我非常反对现在日本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因为日本人口不断减少,需要外国人是肯定的。当然外国人里也有做非法活动的,但是我们没有外国人,真的没有办法发展经济。我觉得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应该有责任帮助国际的公民社会发展起来。日本这个方面的责任从来没有发挥。比如说现在日本政府开始讨论所谓的间谍防止法,有的日本的官员问我:“阿古老师,你怎么区分好的中国人和坏的中国人?”他们是情报部门的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水平太低了,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有能力分析中国人——我不想说好和坏,我觉得不应该用好和坏这样的词汇,因为大家的标准都不一样。当然中国人也有收集各种信息,或者监视我们的。但不光是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做这样的工作,这不是看国籍可以判断的。而且很多中国人做事情真的让我感动。

所以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有多么重要。所以这次这样的活动,我真的想跟你们一起做,因为这是东京大学,这样的活动一定要做下去。 

[00:28:31] 袁莉:我说句实话,我不觉得美国有哪个大学,有像东京大学这么多的中国的学者,整天在这儿做中文讲座,真的是这样。

这里有很多在日本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些中产阶级的家庭——在疫情之后实际上有一个赴日潮——不少人把中国的房产都卖掉了,生意也关了,然后跑到这儿来,突然之间移民政策就变了,大家非常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挺想知道,大家应该怎么想这个事情,或者在生活中怎么应对这个事情?

[00:29:21] 阿古智子:现在日本政府是比较重视高度人才,收入高的人可以留下来,中间的收入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很有能力的人很难留下来。现在跟我分享他们的烦恼的这些人,有很多人大学学历很高,但是他的日语能力还比较差,所以就不好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也还不到很高的收入水准了。 

我觉得这样的人有时候很重要。比如说高度人才签证最近发生了一个非法案件,就是有做保姆的人没有大学学历,但是他靠欺骗申请了高度人才签证,他的中介的公司拿了很高的利润。有这样的案子。按照现在日本政府的政策,这些人可能可以申请,是因为收入高,高度人才的签证可以比较容易申请。但是一般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来日本的人,然后很努力的提高日语水平,然后很有想法的这些年轻人,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从中国很好的大学退学了,可能因为受不了中国的政治环境,没有毕业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环保,还有劳工的项目,但是他没有大学文凭,所以他在日本很难找到工作。这样的人有非常严重的政治抑郁。我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些人好。他很想去老人护理这样的领域工作。但是因为他日语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不好找。 

[00:31:56] 袁莉:对,还有一个观众提问,Ta说:日本对外国人的各种严格政策已经实施一年了,很多有一定经济背景、带着孩子、有一定资金的中国人被迫回国。欧洲在遣返很多低素质移民,而日本正相反。这些具有一定素质的中国人,其实是对日本有好好感的,他们变卖家产,拖家带口来日本不是为了福利,而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未来。他们对日本的制度认可,他们走了之后,是不是对中共更加有利?一个强大的中共对周边国家没什么好处。日本在制定相关严苛的政策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反移民浪潮。绝大多数来日本的人都是因为喜欢日本,认同日本的政治制度,它的生活方式。把他们推走,是一个更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呢? 

[00:33:04] 阿古智子:当然,把喜欢日本的中国人赶走对日本是很不好的。但是也要考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之类的方面嘛。 当然,中国的年轻人来日本工作,他交税、发展经济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福利很不好,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很不好,所以来日本的中国人觉得教育的补助,医疗方面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分析这个方面,因为外国人来对经济方面有好的影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方面应该也有好处的。 

[00:34:06] 袁莉:还有一个这个现场的提问说,请问您怎么看近年日本民间排外情绪的上升,在您看来,这是新的民族主义还是过去就存在、现在才显现的东西?我相信民主有自动纠错功能。从最近的日本政治和社会来看,大概多久能够让这一波民族主义或者这种排外情绪过去? 

[00:34:33] 阿古智子: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因为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日本经济也不太好,政治家要拉票,选举是每四年,很短的时间内要改改选。所以政治家就说,这个生活费你们困难,那发一点补助好吗?所以排外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也是因为政治家利用社交媒体有一种煽动国民的状况。

[00:35:17] 袁莉:因为现在日本人生活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有通胀,工资一直也不怎么上涨,这个时候他们就很担心外国人来了会分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被煽动。可以这么说吗? 

[00:35:36] 阿古智子:可以这么说。 

[00:35:37] 袁莉:这个排外情绪主要是因为这些,是吗? 

[00:35:40] 阿古智子:对。 但是,如果你做长期的分析,可以知道外国人来日本一起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推动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比较极端的右翼不断的煽动,利用社交媒体来做这些工作。 

[00:36:06] 袁莉:这样极端右翼的声音有可能会越来越大吗?作为外国人以后在日本生活会有不安全感吗?因为日本是一个这么安全的地方。

[00:36:18] 阿古智子:不会,现在已经过了最高潮了。 但是还是保持相当高的位置。 

[00:36:30] 袁莉:这又是一个听众的留言,Ta说:阿古智子老师,我很喜欢您,您对中国的感情让我很感动,也敬佩您。通过让年轻人住进家里,从日常生活中观察中国,从过去到今天,您观察到中国社会和年轻人哪些变了,哪些始终没变,又有哪些问题正在变本加厉?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的年轻人一样吗?或者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和您九十年代去的时候,中国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恒久的东西是不变的?

[00:37:14] 阿古智子: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的想法,以前是总是要考虑家人怎么想,但是我周围的中国年轻人大部分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现场笑)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0:37:35] 袁莉:九十年代您去中国的时候,咱们俩差不多,那会儿我们都二十多岁,那时候不要小孩的决定是非常少的,但现在是很普遍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变化,日本社会其实也是这样,是不是?

[00:37:51] 阿古智子:日本社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包括我的学生——压力太大了,国家的、社会的、家庭的压力太大了。他们是独生子,高考的压力也很大,我觉得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00:38:12] 袁莉:非常非常感谢阿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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