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15 四周年特别节目丨来自听众的声音：这四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02:41 上海封城时，睡前单曲循环《国际歌》
05:30 正在念本科的大学生，没有卫生巾可用
09:02 从美国拨打外宾专线想要帮助前同事
12:01 从北京搬到日本，卖掉了精心装修的房子
15:02 给4岁的孩子看白纸运动现场的画面
17:27 因为疫情无法去日本上学，“西北人的宿命就是流浪”
20:02 疫情期间的医学生：强大的利维坦并非无所不能
22:45 19岁的大一学生，度过了“人生最黑暗、最压抑的一段日子”
25:52 上海封城亲历者，解封之后立马搬到澳洲
28:14 润出去之后在学校参加骄傲游行，眼泪止不住地流
29:55 被捕之后丢掉工作，出逃纽约的工程师
31:18 美国比中国更能感受到希望
33:57 放弃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推着自己的人生往前走
[00:00:02] 袁莉: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4年前的5月，我们发布了第一期节目——慕容雪村：武汉传来的声音。那时候上海还在封城，每天都有太多魔幻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我自己也是边刷手机边流泪。为了摆脱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开始了这段播客。这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过得并不容易，也有一些人调整了自己预定的人生轨迹，勇敢地尝试新生活。适逢不明白播客四周年，我们征集听众朋友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过去四年发生的故事。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有人在北京、苏州、上海，有人在东京、悉尼、纽约、加拿大，还有人在奥地利。讲述者里有十九岁的大一新生，有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有当年被封在公司打地铺的工程师，有特意把白纸运动视频放给孩子看的父亲，还有在上海封城期间从美国拨通外宾专线替朋友求救的人。
我想先念一段听众的话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他是上海封城的亲历者，一解封就举家搬到了澳洲。他说：“不明白播客对我最有帮助的讨论是关于在不确定的时代或者政治抑郁中如何自处。虽然利维坦看起来越发庞大，也让人绝望，但是作为个人，我们应该过好自己的生活，践行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尽可能让自己的周围变得更好一点。当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点点希望，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给自己带来一点点希望。”
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四年。也允许我趁这个机会再次呼吁。无论你是新来的听众，还是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与各大播客平台的账号，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加入会员或捐赠的方式陪不明白播客一起走得更远。相关链接会放在播客的shownote里。
以下是本期节目内容，应部分听众要求，我们对个别投稿进行了变声处理。在这次的来信里，不少人都谈到了上海封城的遭遇和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00:02:41] 小鹿: 我是小鹿，4年前我在上海，因为工作需要，在公司封闭了两个月，手机APP记录了我那段时间的情绪波动。那两个月里有三个时段，我每晚临睡前会单曲循环国际歌，从歌声中汲取力量，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从浦东不能按时解封开始，我们给没有充足准备的同事叫高价快递发送食品箱。
4月下旬起，我会寻机给附近被困的友人们送去食物，或者划开一辆共享单车，漫无目的地骑行。收到熟食的同事如同过节，收到可乐的友人瞬间泪目。而我见过高架下快递小哥过夜的帐篷，见过梧桐区拉起的细细的防疫警戒线，那是这座城市纤细而无法愈合的伤口。
5月下旬，我骑行去外滩，见到了守卫武警和我之外空无一人的外滩和摆放着铁马、同样空无一人的南京东路步行街。那夜无人观赏，但浦江两岸的大楼依然闪烁着绚丽的灯光。海关大楼的东方红准点唱响，这魔幻的场景，我祈愿永不再现。
当今中美明争暗斗、互相指责，却有着异曲同工的社会氛围——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增长，坚定不移地相信发展和进步。大家说欧洲增长乏力乃至倒退，但欧洲的监管法案却给我惊喜。拖后腿的欧洲也许是不断反思的欧洲。当增长不再是人类幸福的直接动因，我们如何保有更多的可能、探索不同的道路。有时候觉得现在恍若二战前的世界重现。那么，返回欧洲去寻找当时的世界以及这些年来的演进，或许会有启发。
现在我已移居欧洲。这座被阿尔卑斯群山环绕的安静小城并不隔绝世界的巨变。我在这里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徒步、读书，学习德语。最近我萌生了深入系统的学习社会学的想法，想要对曾经经历的。以及正在经历的这些那些幽微的社会现象有个深入的理解和洞察。我期待新的结构能从新的生活中自发的生长出来，赋予我继续奔跑的方向和力量。
祝好！小鹿在奥地利，谢谢你们。我想就不用变声了。
[00:05:30] K: 你可以叫我K，我在中国的华东，请给我变声。我会不停地讲这个故事，会和我认识的所有人讲这个故事——
2022年的时候，我在上海读本科。3月我回到上海之后，每日新增病例突然急速增加，在某一天破了1万。3月，我们被禁止出学校，只能在校园里面活动。当时疾控的李兰娟来了上海，我们都被要求做核酸。核酸点在学校的体育场，队伍排的很长很长，排了半个学校——教学楼、小卖部、校长办公室都是排队做核酸的学生。辅导员挨个打电话给没有作核酸的学生，让他们等一下去吃午饭，但是核酸要尽快去做。
4月的时候，上海开始封城，高校也开始搞静默。我的上海室友回家了，所以我们三个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宿舍里面。我们的宿舍楼是四人寝，上床下桌，还有一个阳台。我没法想象那些在六人寝住上下铺的姐妹们怎么办。我记得当时我来月经没有卫生巾用，只好用很厚的卫生纸垫着、省卫生巾。另一面，男生宿舍楼里，男辅导员带着学生们买烟。等我拿到卫生巾的时候，经期早就过去了。那个暑假，我第一次开始探索加速器——梯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推特。后来我开始使用导管棉条。我实在是太害怕没有卫生巾的日子了。
我接触不明白播客是在22年下半年。我们学校其他专业的同学在推荐张洁平的那一期“中国媒体发生了什么？”下半年，国家的整体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更加变幻莫测。我们依然断断续续地被封在宿舍里，看着新疆的大火、南京的白纸、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对抗。我曾经想过买一个白色的大肠发圈扎在头上，作为新疆事件的哀悼。但是等到到货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了。
不明白播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冬燕的“新冠清零还会持续多久？”2023年初，毫无预兆的放开时，这个播客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在和我想着一样的问题。我最喜欢的还有24年的“女权脱口秀”。我第一次知道脱口秀也可以不是男味很重的脱口秀。
现在我毕业了，目前还在找工作。最后，我想用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来结尾。书中主人公之一刘荃在朝鲜战争之后决定回到中国。他相信：
“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和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他的脸，也就不觉得他可怕。”
[00:08:46] 袁莉: 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录音里没有说自己的名字，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上下文，我替他们说一下，这是Joanna Zhang，在上海封城期间，她从美国拨通外宾专线，替朋友求救。
[00:09:02] Joanna Zhang: 袁莉你好，我是一名不明白播客的听众，看到你在征集关于上海封城的故事，我也想分享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我2018年底去上海工作，2021年底回到美国，所以从疫情开始到上海封城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那里，也有很多同事和朋友生活在上海。
2012年四月初，上海封城大约两周后，我接到了一位前同事发来的微信求助，她和母亲住在虹口区一个老小区里，她母亲长期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也经常住院。当时她们的小区已经被封了两个星期，没有任何补给。这个小区里老人和孩子很多，食品、药品、奶粉这些基本生活物资都买不到，人也完全不能出门。他们找过居委会，也多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但根本无人接听。后来他们听说12345有一个外宾专线，据说那个线路还有人接听，于是就请我从美国帮忙拨打。那天是美国的半夜，我拨通了12345的外宾专线，结果同样没有人接听，只能留言。我就在电话里说，我从美国打过来，有亲戚住在上海虹口某小区，她们现在急需食品和药品补给。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也留下了我前同事的联系方式。打完之后我还是不放心，又试着拨打了上海市侨联的电话。当时我还抱着一点幻想，如果12345忙不过来，也许侨联还能发挥点儿作用。结果接电话的是上海侨联大厦的一位保安师父，他说侨联的工作人员都被封在家里，没人能出来上班。他们这些留守人员也被困在大楼里，同样面临生活上的困难。我当时只能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接我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能安慰了他几句就挂断了电话。两天之后，我那位同事告诉我，真的有一辆小卡车给他们小区送去了物资。
现在回想起整件事情，我依然觉得非常荒诞，也非常心酸。那种感觉很复杂，既无奈又压抑。当人失去了自由，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的时候，最后居然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外国人专线。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假洋鬼子的身份真的起了作用，还是只是碰巧有人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困境。
[00:11:47] 袁莉: 也有不少听众告诉我们，他们是在这四年中的某一时刻看明白了很多事情。这是Clarity，她和家人在疫情后，从北京搬到了日本。
[00:12:01] Clarity: 四年前，我和我先生在很认真地装修我们在北京的房子。我们设计了未来十年要和孩子一起在这个房子里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周转的房子，只有二十平米，住我们一家五口人。当时我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一个密接、把楼门都封了。我既担心如果我们装修的房子被封，装修进行不下去，也担心我们住的周转房被封，一家五口在二十平米的房子里面呆隔离的四天、七天、十四天要怎么熬过去。我还挺幸运的，我们那个周转房一直没有被封，但是我们装修的房子被封了一个星期，还好当时没有工人在房子里，否则要有工人真的留在那个毛坯房里，也不知道怎么过。其实挺不敢想象的。这些事情过去只有4年，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都生活在日本。那套我们精心装修的房子已经卖掉了。
其实我醒来的时间挺晚的。2023年的春节，我看到春节晚会上所有人都歌舞升平，他们又唱又跳，演各种小品，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整场春节晚会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去一年——没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句台词提到2022年一整年的封城、封控、核酸，各种的悲剧，各种的反抗，以及解封之后那个无数人去世的冬天。我突然就知道他们想要遗忘这件事情，像遗忘过去的每一场活动一样，想当这三年的封控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没有任何的情绪。我既不觉得悲哀，也不觉得愤怒。我只是想：哦，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看懂了。感谢袁莉老师和不明白播客这么多年的陪伴。我还记得前一阵我做的梦，我梦见袁莉老师在王府井的街头在做公开的表达和活动。我希望有生之年真的能见到那一天。
[00:14:55] 袁莉: 这是Gao Xing。疫情期间的经历让他开始反思自己身处的社会。
[00:15:02] Gao Xing: 作为一个大陆的听众，我们好像不该在墙外的世界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份权利仿佛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悄悄剥夺了。我还记得白纸那段时间，我开着车，身边坐着四岁的孩子，我特意拿出那些视频和照片给他看，其实我知道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也无法理解那些画面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在他的幼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为了他们的未来，为了后来者的未来，勇敢地站了出来，甚至把自己献祭出去。我更清楚的是，如果我不告诉他这些，在他以后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再也没有人有机会告诉他真实发生过什么。如果说疫情这几年给我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我开始真正地反思我所处的这个社会，开始反思那些令人窒息的社会组织结构。上海母亲半夜敲门的求药撕裂的哭喊声，撕碎的好像不止是这个时代虚伪的体面，更是看似整个平安、和谐、伟大的幕布。当上海人手里拿着那本红色的宪法，走上街头，读着那些平日我们陌生，几乎没有认真看过的条款时，我突然明白，这本红色的书也保护不了我们。对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资格谈爱与恨，可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可以憎恨的，我会选择憎恨我们上学时候遇到那些历史老师。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底层学生来说，历史课本本应该是他最早接触真实、接触复杂、接触社会，并开始反思这个社会的机会。可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历史老师选择了规避，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歌颂，等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时，才发现自己的腿和脚早已深埋在这酸腐的土壤里，想动却无法动弹。
[00:17:27] 小吉米: 我是来自银川的90后，从第一期节目一直听到现在。4年前我刚好在上海，刚辞职就赶上了封城，真真切切在二十一世纪重蹈了上一辈的覆辙，物理意义上饿了肚子。他们说就封四天。我准备了七天的食物。到了第十天的时候，我买不到吃的，一份米饭得分成两顿吃。后来我买到过外地捐赠来的物资。起床、下楼做核酸，到现在都忘不掉。原本我是2020年的4月要去日本上学的，在留（签证）已经下来了，结果因为疫情日本不让中国人过去，就一直没去。后来因为疫情进小区要登记，我和插队的人起冲突还被拘留了十天。我每天看新闻，看到火灾、大巴这些疫情次生灾害，感觉特别的绝望。比较庆幸的是一直没有在上海买房，但是也因为这个事经常和女朋友吵架。我一直处于这种半失业、没什么稳定收入的状态，女朋友也不太能接受。
我去年回老家了。本来我想现在宁夏旅游还挺火的，可以做点什么。但是我几次骑摩托车出去，都差点被逆行的汽车撞到。我就觉得此地还是不宜久留——就是丛林法则那一套——谁不讲道理，谁不讲规则就是赢家。谁的车大谁就有路权，外卖都非得闯红灯逆行才能可能活下去、多赚点儿。大晚上还有汽车一直按喇叭，感觉离文明社会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准备继续走，可能西北人的宿命就是流浪。
[00:19:54] 袁莉: 这是小汪，2022年的封控经历让他明白强大的利维坦并非无所不能。
[00:20:02] 小汪: 22年我在苏州读研，那也是我政治观点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政治抑郁最严重的一年。疫情期间层层加码、甚至明显不科学的防疫措施，让作为医学生的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政治与科学的冲突。作为需要往返于医院和学校做实验的医学生，我们不断被要求提交核酸证明、体温表、录像申请以获取入校的资格，甚至连乘坐高铁回家在学校管理眼中也几近成为一种恶意行为。
第一次赋黄码，被要求前往指定医院进行核算检测，发现医院门口居然排了三个路口的黄码长队。到了秋冬，我能明显从路边店铺感受到经济寒意，以及二十大前弥漫在社会的躁动和不安。自身临近毕业的学业让我的焦虑日益严重，在医院，医护、患者及家属被反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甚至出现过一日游安检的荒唐要求。不少急重症患者即便有所谓的快捷绿色通道，也因核酸流程耽误救治。而年底防控措施的突然转向，更让此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口号显得尤为讽刺。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是先从境外媒体得知国内即将解封，于是提前购买了退烧消炎药。真正放开后，我反而感受到一种解脱，笼罩在整个社会、压倒一切的防疫压力突然消失了。作为临床医学生，我们的在感染海啸中缺乏基本保障。
2022年12月，我轮转到骨科，那里对本院医护职工每天发放两个口罩。对我们专硕和规培却只发一个。直到医学生跟随白纸运动集体向校方、院方抗议后，医院才增加了原来每月200的补助，并允许休假。
22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明白，所谓强大的利维坦并非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很多权益如果不去争取，就永远不会被主动给予。22年是我认真内心最动荡的1年，而23到26年，我还在校园，父母拥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家庭经济相对稳定，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坠落。社会舆论氛围愈加保守，政治机器在加大对社会的管控，就像一只铁爪，攥紧手中几近窒息的鸡仔。
[00:22:45] 雷安: 我是来自江苏的雷安，今年十九岁，是一个大一学生。4年前的2012年，我正在准备中考，那是我人生最黑暗、最压抑的一段日子。当时我在全市成绩最好的一所填鸭式私立初中，里面的生活极其泯灭人性。后来我把我当时的症状说给AI听，AI告诉我，我当时是重度抑郁。身边很多同学也差不多——大家都病了。好在后来上了公办高中，管得松了，我才一点点缓过来。
其实我听不明白播客的时间非常晚，大概两周前才第一次听到。我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对权威的怀疑，但中考政治又硬逼着我死记硬背那一整套政治话语。政治课本把所有宏大叙事编织成了一张看似毫无破绽的网，把我死死困在里面。我模模糊糊觉得讨厌，却不知道怎么破局，因为身边根本没有可以讨论的信息渠道。用国内的AI一聊到这些，它就只会回答：”抱歉，无法回答。”直到两周前，我第一次听到了蔡霞老师不明白节那一期。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大家可以直接喊出习近平的名字，可以用那么清晰的逻辑把这套体制的本质拆得干干净净。以前我觉得那个党比天大、永远正确。但听了播客，我才发现，原来它不过如此。它只是现代政治学里一个普通的政党而已。那一刻，那张虚伪的网在我心里彻底碎了。
现在回看我的家庭，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唏嘘。我父母都在体制内。这两年大环境不好，他们都经历了大幅度降薪。我妈今年甚至要面临第二次降薪。可就在前两年的高点，他们高杠杆买了一套大房子，现在他们成了成千上万高位接盘的缩影，一生和养老金都被房贷死死套牢。但最让我觉得恐怖和可悲的是，我妈已经被完全洗脑透了。她近几年一次次被降薪，却依然坚定的认为体制内好，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像一种愚忠。他们也反对我出国留学，我现在学的专业是我爸的专业——牙医，而且是8年制——一条路一眼就能望到头。我想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想过一种自由，能自己选择的人生，哪怕只是想要一个gap year。我现在瞒着父母自己搜集国外奖学金覆盖高的学校资料。我知道，当我真正做出选择的那天，我和我的家庭之间必然有一场恶战。但我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它了，因为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
谢谢不明的播客，让我知道在这条觉醒的路上，我不是孤身一人。
[00:25:42] 袁莉: 疫情之后，不少听众都选择了出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0:25:52] Julian: 我是Julian，现住澳洲悉尼。上海封城解封后，我马上就搬到了澳洲。这四年在澳洲的生活得到了不明白播客的完整陪伴，不明白是我唯一每期必听的中文播客，也有好多集印象都很深刻。我被考特金、蔡霞、李思磐迅速圈粉。闾丘露薇说战狼外交和李厚辰说2015、16年转折那两集对我的学术工作也有启发。我买了好多不明白推荐的书，有实体书，也有电子版。
我第一时间听完的是沈栋的红色赌盘。听到他说文革一结束，他父母就马上放弃在上海还算体面的工作，带他去香港打工。我就想到自己也是封城一结束就举家搬到了澳洲，觉得特别能理解。我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就是难民，所以对在澳洲的生活没有什么抱怨。
2012年，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位留美的俄罗斯科学家。他讲到他小儿子三岁，跟他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抵触，以至于一成年马上就回到海参崴去做帆船旅游的生意。开始打仗以后，他儿子因为有美国护照可以开船直接走，但是他想带上合伙做生意的兄弟，所以直到我们聊天的时候，那些俄罗斯青年都还在等外国的签证。我们这两个人说起思想控制、语言退化，都是一句话就能互相明白，所以真的是难兄、难弟、难民。
不明白播客对我最有帮助的讨论是关于在不确定的时代或者是政治性抑郁中应该如何自处。虽然利维坦看起来越发庞大，也让人绝望，但是作为个人，确实应该过好自己的生活，践行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尽可能让自己的周围变得更好一点。当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点点希望，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给自己带来一点点希望。
[00:28:14] 小武: 我是小武，现在在加拿大。4年前我在上海，同时也在4年前认识不明白播客。那时候，我有时会上班戴着耳机，耳机里播着不明白播客。边听播客边工作。每周一期，几乎一期不拉。过去几年，经历了上海封城后，我发现上海已经不是那个我生活多年认识的开放、包容、多元的上海了。
后来，35+的我选择了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离开后，我发现，即使看到中国一些不好的新闻，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义愤填膺了。在上海封城后的日子里，我总感觉上海有一种无形的死气沉沉，气氛很压抑。现在我换了生活环境，对未来变得更加乐观了。甚至帮我摆脱了焦虑。特别高兴的是，我现在已经顺利毕业，要开始新的篇章了。同时我也很开心不明白播客在今年开启了新的篇章，有了新的栏目不明白talkshow。我现在非常期待今年的不明白节，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不明白节。
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是不能游行的。去年，我跟着学校的队伍参加了骄傲节的游行。当我脚踏上那条路、跟着大队伍一起走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一直流了很久很久。大概游行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我在终点居然看到了市长。市长在那边跟大家合照，然后拥抱。我心里在想，这就是自由吗？
[00:29:55] Chris: 我叫Chris，现在住在纽约，正在努力地作为一名时政类YouTuber。5年前，我在疫情中研究生毕业，回国找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我亲身经历过封城，被封在公司打地铺，也亲眼看到过老年人因为拿不出健康码被粗暴地拽下公交车。2022年底白纸运动爆发的时候，我受到李老师的鼓舞，和朋友约好一起去举白纸。但因为微信的信息泄露，我们被警察先发制人直接摁住了。后来，也就是去年，我的推特账号被国内警方发现，我第一次被抓到了警局，也彻底丢了工作。现在我算是出逃到了纽约，我个人的经历只是时代的一粒沙。其实最让我痛心的是，来到海外后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在浪费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那些激昂宏大的口号下面，往往没有任何内核。作为一个习惯了看数据、讲逻辑的工程师，我深知中国现实的就业、医疗、养老问题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政权的更迭而自动消失，这些问题需要切实的政策研究，需要真正的解法。我想去回答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做自己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不需要变声。因为当年在面对警察时我没有退缩，现在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更希望用我自己真实的声音去鼓舞更多的人。祝不明白播客四周年快乐、越办越好。
[00:31:18] Six Seven Eight: 我叫Six Seven Eight。4年前的今天，我还在中国。我2022年底来到美国，2023年开始听不明白播客。过去几年我人生的巨大变化主要是两方面。积极的是我的心态从之前的重度焦虑、抑郁减缓了很多，变成轻度，既有政治性抑郁，也有原生家庭等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在国内时，我经常翻墙看新闻，关注上海封城、贵州大巴、新疆大火等。我为他人感到难过，也担心自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无法面对，每天难以入睡。在中国，我不敢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怕就诊记录影响工作生活，也怕遇到不专业的医师。攒了一些钱后，我决定逃离痛苦，前往美国。最近一年开始积极的做心理咨询，时间、空间的距离和专业医生的帮助使我的抑郁焦虑有所改善。
消极的变化是我的职业发展在这几年的阶段性受挫。我本来的履历还不错，国内211本科、美国TOP 50研究生，也曾在世界500强工作。然而疫情后再回到美国，恰好遇到行业大裁员，面试标准一再提高，加上我的抑郁焦虑导致面试状态不够好，求职一年一直没有拿到offer。后来为了维生，我先做了时薪$20左右的办公室文员，但是发现这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现在改做自由职业，收入极不稳定。AI的高速发展又让我对重回行业没有信心。我对中国的感受跟最近那期“与普利策奖记者对谈”的播客内容类似。人们2020年因为所谓的疫情被控制住而粉红爆发；22年因为对动态清零的高压感到不满；再到23年放开后，经济持续低迷而麻木。其实我感觉现在的美国人也有些麻木，但是美国的社会保障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相对体面的生活，也有时间、空间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美国比中国更能感受到希望。
[00:33:57] T小姐: 可以叫我T小姐。我是四年前开始听不明白播客，一期不落。这四年里，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离开上海。上海是我小时候的梦。我留过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长期生活在所谓的异国他乡。但是疫情封城之后，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强烈的要离开的感觉。因为如果不离开的话，我可能会被这种窒息感弄到生病。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人生巨大的变化——我放弃中国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人可以在行动中改变自己。我三、四年前做了行动、做了决定，自己推着自己的人生向前走，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我对自己的现在的生活真的非常满意，也非常的清醒。
[00:34:56] 袁莉: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每一位投稿的听众不明白播客，希望大家能踊跃给我们投稿，讲述自己的故事，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