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36 在中国感到“低贱”的瞬间:十一位听众来信(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时间轴
00:00 Intro
01:27 大学生为订阅ChatGPT,辗转寻找付款方式
02:38 翻墙的不易,以及那些不得不选择变声的时刻
03:43 医院博士后:近三十小时的工作与五十元夜班费
05:21 当裸辞休息成为求职简历上洗不掉的“污点”
07:12 低工资、长工时,年轻人如何看见自己的未来?
08:39 回国见闻:网络封锁、同志空间收缩与日常安检
10:42 在农村长大的童年经历
12:15 当“牛马”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称
13:39 普通人对生活、工作与未来缺失的决定权
15:02 一位女性在婚恋中遭遇的轻视与羞辱
16:58 公益工作者当下面对的流浪者处境与道德困境
23:42 节目结束推广

原Threads贴文链接:https://bit.ly/44UTXnd 

[00:00:04]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本期节目源自于社交媒体平台Threads上的一则贴文《说出一百个在中国生活感觉自己很低贱的瞬间》。这则帖子目前收到了两万七千多条回复。评论里有人说时薪没有充电宝高;有人说是需要翻墙打游戏;有人说是打了很多字,又因为害怕全部删掉的时候。我对这些回复充满了好奇,希望听到背后的具体故事,于是发起了这期征集。

下面是我们收到的部分听众投稿,一些语音投稿要求不变声,一些应投稿者要求进行了变声,还有一些是文字投稿,由我代为朗读。为简洁起见,我们对文字和录音进行了删减和编辑。从上网的不易到求职和工作的艰辛,听众们讲述了不同的经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不明白播客希望是你们的树洞,是你们的地下电台,在这个黑暗与不确定的年代,帮助你们听到彼此的声音,看到具体的个人。

首先是来自济南,还在上大学的小Y讲述自己订阅ChatGPT的艰辛。

[00:01:31] 小Y:暑假到了,我想订阅OpenAI的ChatGPT Plus会员。为此,我提前跑到国内某家银行办了一张支持万事达境外支付的储蓄卡。本以为这样就能够正常订阅ChatGPT Plus ,但当我在订阅页面输入卡号和地址之后,却一直无法完成订阅。困惑之下,我去YouTube搜索了相关攻略才了解到银行卡号的前六位,也就是BRN,可以用来识别发卡机构和发卡地区。由于我使用的是中国大陆银行发行的银行卡,最终还是无法完成订阅。我只能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苹果礼品卡才充值到美区的Apple Store ,终于订阅成功。面对当下世界如此蓬勃的AI浪潮,身为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想要订阅一个AI工具竟然如此困难,甚至还要想办法绕路寻找攻略,提前学习如何翻墙。这让我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低贱感。 

[00:02:38] 袁莉:23岁的吉米来自东北,出于个人原因,需要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配置VPN。TA说: 

[00:02:55] 吉米:当我因为网络问题而反复尝试的时候,就会觉得生活在这里真的好低贱。每次下载软件配置网络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很烦。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说要看多么反对尖锐的内容,我只是想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从GitHub上拉东西。最近的风头比较紧,机场在不停的换协议、更新客户端。每次手动的重复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很烦躁很讨厌。 还有就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害怕的,并且我还怕这个录音的内容被监测到,这种自我恐惧的存在也让我觉得自己很低贱。 

[00:03:43] 袁莉:对于翻墙,来自武汉的张女士也有类似的感想。

[00:03:47] 张女士: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张女士。看到这个征稿,我的第一反应是当我听您的节目需要挂VPN、当我投稿需要用我自己并不常用的Gmail、当我选择要变声的这些时刻。

我是刚入职武汉某医院的博士后。去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和用人单位谈薪资待遇是一个禁忌话题,没有人会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在最后签劳动合同的网站上,我发现合同附件根本就没有上传,整个网页只有一个巨大的确定按钮。以及我发现只有我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对此感到愤怒,而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异议的时候,这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很低贱。在上班之后,当我需要在医院值24小时班,但实际连续工作时间将近三十个小时,并且夜班费只有五十块钱的时候。

我所在的医院在疫情中被政府大肆表扬。而疫情结束、医保缺钱的时候,政府开始倒查二十年。我知道医院的好几个主任领导因此自杀,有成功的,有没成功的。当然,过去他们赚了很多不应该赚的钱,他们的积蓄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无法企及的。他们这么做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为了保全家庭财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低贱,我们都遭受着系统性的压迫,而缺乏制度性的保护。

[00:05:21] 袁莉:来自成都的月亮在离职休息一年后开始重新找工作。TA给我们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00:05:32] 月亮:大家好,我叫月亮,今年26岁,本科毕业。去年八月,因为受不了上一份工作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我选择裸辞休息。近几个月来,在拼命找工作中,长达快一年的gap期成了我洗不掉的污点。在和我沟通过的HR里,所有人都在盘问我为什么裸辞、为什么休息了这么久才开始找工作、gap期间是在干嘛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一开始如实回答,说自己休息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开始提升自己,补充学习行业知识等。但这样沟通下来,几乎没有后续的流程推进,简历就这样石沉大海。

后来朋友出主意,让我编造一次意外事故,说事故后需要治疗和修养身体。在上一通面试电话里,我照做了,结果对方接着问,是什么事故?骨折还是骨裂?一般休息几个月不就好了吗?怎么休息了这么久才又准备找工作呢?那种逼问的语气以及我回答后对方不相信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犯人。

除了上面这些问题,我也还被问到过是不是独生子女、是否婚恋、是否在岗位所在的城市有买房,甚至问到我父母的工作。我感觉自己的隐私在不断被剥削。我不情不愿却又模棱两可的回答着这些问题。但我知道自己明明可以拒绝回答。我觉得这很低贱。每当HR和面试官居高临下的审问我,而我却需要绞尽脑汁想出让他们满意的答案时,我觉得自己很低贱。现在我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我不知道那些公司想要什么样的人,每过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在就业市场上就变得更低贱了一点。

[00:07:12] 袁莉:同样与找工作有关的投稿是29岁的芬奇。 TA来自山东潍坊,TA想分享一段自己的工作经历。

[00:07:22] 芬奇:拿我现在国内私企工作来说,每周休息一天,一个月休息四天。想休假得和领导请假,若上级领导不同意,则没办法休假。我身边同事有为休假而辞职的情况。过年值班回不了家,而且不是三薪,只不过比平时工作日多给一百块钱。工作经常无偿义务劳动式的加班,到采收期加班到八、九点是常有的事。而且工资被压榨到了极致。虽然包吃住,但是刚毕业的本科生试用期只有3500元,刚毕业的硕士生试用期只有4600元。大天朝,我们年轻人是“八九六四精神的传承者”。每天八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每月休息四天。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就是一堆人抢食吃,抢不到饿死,抢到恶心死。这些经历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经济完了,低工资高工时,没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生活看不到一点的希望和未来。 

[00:08:39] 袁莉:我们也收到了住在海外的听众投稿,下面是生活在欧洲名叫小浩的听众留言。 

[00:08:47] 小浩:袁莉,你好,我叫小浩。我生活在欧洲,但是每年大概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回到中国,跟我的父母一起居住。我之前使用的VPN这次在中国又使用不了,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下载了好几个VPN ,其中有一个仍然可以使用。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因为使用不了而更换VPN了。我感觉这里的网络屏蔽越来越厉害。

第二,我本身是同性恋,以前我在国内用的一款很受欢迎的同志交友软件,现在也不能下载了,感觉这个群体的公共生活空间和存在感还在继续被挤压。

第三,我觉得国内地铁的安检措施有一些太极端了,很不尊重公民的自由。比如你随身携带的一瓶水都要让你喝一口,或者放到仪器上检测。有一次我带了一把小型的水果刀,根本不属于管制刀具,也被工作人员说教了一番,还把我的水果刀用胶带封了起来。

最后还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次在国内,我感觉网购外卖和刷短视频特别火,满大街都是外卖员,到处都看到人们在刷短视频。 我从未看过一个国家如此多中老年人也如此的痴迷于刷短视频。整个社会沉迷于短视频和物质主义,没有多少对国家走向和社会发展的有意义的探讨。在我父母生活的这个城市,大家好像也都没有什么精气神,很少看到有人会对你露出微笑,很少有人会有一些基本的礼貌,比如没有人会等你先出电梯,先下地铁,也经常会有人插队。说完这些,我竟然感到有稍微的自责,我是不是太negative了? 

[00:10:42] 袁莉:接下来是同样生活在欧洲,名叫狮子的听众分享了TA记忆深刻的几件事。

[00:10:50] 狮子:我是狮子,我在欧洲。如果要说我所经历的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小时候在田埂边上骑一辆破烂的自行车,然后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载着一个村干部。可能我挡着了他们的路,村干部下车将年纪只有4、5岁的我一脚踹进了田里,弄得我浑身是泥。

第二件事情,上高三的时候,那时候压力相当的大。然后有一次我路过了教堂,我觉得唱诗的音乐很好听,然后我就去听歌。不知道是被哪位同学看见了,就被他举报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就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说我信了邪教,然后同时通知了我父母,然后鼓动全班同学一起嘲笑我。然后父母呢也就信了,然后几个月都没有给我生活费,我吃了几个月的白馒头。

再就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化工厂气体泄露,所以搞得周围一大片城乡地区有很多人,患了呼吸道疾病。然后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给每个人封口费二十元,然后警告大家,谁敢说出去就有你们的果子可以吃。

[00:12:15] 袁莉:来自湖南张家界的Diamond投稿说:

[00:12:19] Diamond:说到中国让我觉得最低贱的瞬间,最低贱的词就是我听到“牛马”这个词。我觉得听到这个词,不管是我的大学的同学开玩笑。毕业后,我翻朋友圈看到很多人说什么“牛马的日常生活”这些,我觉得这瞬间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低贱,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挫败。我觉得人为什么活着活着……你活的就是那么的辛苦,你活的那么的忍辱负重。而且好像你都被说成牛马了,你离自由好像就很遥远,但是自由……这样的词就感觉在中国非常的绝望。然后当你说你不愿意当牛马的时候,别人就好像会觉得”你以为你是谁?”大家都是要吃苦,都是优中选优,都是努力竞争,就觉得非常的残酷。就感觉是要把别人打死,争来争去的。就像查建英老师说的饥民意识一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听着让我觉得非常的低贱。 

[00:13:39] 袁莉:来自北京的荆棘果发来文字稿。TA说:身在墙内,不敢录制声音,只能把感触写出来。

TA写道:我很难回答在中国什么时候感到低贱,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感觉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感受。我会明显感觉到,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表达乃至未来都缺乏真正的决定权。

现在中国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超过35岁的很难保住工作。但另一边,习近平打算干到150岁,继续祸害中国人,胡搞瞎搞,让目前二十岁年轻人的孙子都逃不过习近平执政,实在太让人绝望。

作为一个35岁以上已经离开电脑相关工作的人,我会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普通人的处境和最高权力之间巨大的反差。普通人到了这个年龄,会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找到工作,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却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相较于我年轻时所经历的网络环境,我也明显感觉到这些年公共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小。今天身处中国,我在表达这些看法时,甚至首先想到的是隐私和安全。这本身就是我所说的低贱感之一。

来自上海的R小姐来信写道:这个标题触动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穷或者多辛苦。我确实过着交完房租吃饭钱都不够的日子,但我其实从来不觉得这算是多苦,而是长久以来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子、在婚恋市场被男性鄙夷,甚至想把你当成玩物的羞耻感。

我是上海的八零后女性。当年因为我父母重男轻女的观念,觉得我是女的,不需要准备房子,我就连嫁妆都没有就嫁给了我前夫。然而我低估了这个社会的市侩,在他们一次家族聚会上,他一个亲戚酒后说买不起房子就是穷瘪三。

后来我离婚了,把生活的所有注意力放在工作上。当时在外企,除了上班,还周末开滴滴送外卖、做平面模特,看到有什么能做兼职都去报名,拼命存钱,只为自己想给自己买个小房子安顿下来。单身的十多年里,其实有不少男性追求,有的一看我家境不太好就立刻退出,有的则是已婚,厚颜无耻,要我做小三。在中国这个社会,假如一个女性年轻又有些姿色,却没有靠山,其实是莫大的危险和劣势。

生活的转折发生在疫情后,机缘巧合的机会,我开始接触炒股,抓住了这轮AI牛市,到今天不仅有了足以买房的资本,还实现了财务自由。

[00:16:58] 袁莉:最后一位来自广东,名叫白枭的公益组织工作者给我们发来了这段录音。 

[00:17:03] 白枭:目前我在广东某城市生活,为一家公益组织兼职工作。我们主要面向市中心某区的流浪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巡查、了解流浪人员情况、给予一定物资帮助,以及配合政府方面将他们劝离或者送返入户籍地。近几个月内,我在工作中接触的流浪者数量不断增加。 广东许多工厂的用工情况愈发不稳定,因此我们发现许多流浪者穿着工服出现在街头,或是辗转于各个救助站之间。

另一方面,由于APEC即将于广东召开,各市都有可能会承担外事工作,甚至需要恭迎圣驾。全广东涉及市容市貌的部门在这数月内都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们也被卷入政府动员式的工作之中。因政策工作方针收紧,不但我们对流浪者的帮扶受到了限制,我们也被迫参与更多驱赶他们的行动。一旦民政、街道办或派出所发现滞留流浪者,如果不能毫无成本的立刻使其摆脱困境,就会直接希望能将其送返户籍地,或送入救助站。然而,对于我不少我先前提及的流浪者而言,这两个选择都是不可接受的。救助站会没收联系工具,使入住者无法求职且不能久留。而对于回乡,他们一般都坚决拒绝,那里更是什么机会都没有。遇到这类情况,政府机构时常只能让我们将其劝离本辖区,好像只要劝至其他区域,这个人就不存在了一样。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各个市辖区互相将流浪者踢皮球的情况。

每当出现需要与流浪者直接互动的情况。为避免出现被人目击暴力执法的风险,基本总是我们民间组织出场,为政府单位冲锋陷阵。在民政、警方或救助站要求下,近一个月我们已经陪送不下十位流浪人员通过火车返乡。遇到这类工作场合,我的工作内容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不少侵犯人权的状况。

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今年七月,我曾参与押送一位表现出精神分裂妄想症的流浪阿姨去其他城市。她身上携带的刀具等所谓管制物品,派出所便直接出动,以保护公共安全为由将其进行管理。警方阿姨的家人给予了我们免责许可,组织负责人和派出所督促我们将其押送到私家车上,一路对他进行控制,并最后硬拉入了亲属的住处。在此过程中,当我们试图对其施加人身控制时,她大喊大叫,拳打脚踢。我也一时被这愤怒的反应冲昏了头脑,采取更加严厉的行为。回到家,每当想起自己的行为,便感到深深的愧疚。尽管存在精神障碍,但她那种恐惧与厌恶无疑是真实的、清醒的。而我们这些行动只是在激化流浪者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虽然按照法律,她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家人能帮他做决定,但是这些事情显然过火了。难道这里的任何人理应受到这样的对待吗?我对自己感到了无比恶心。回想起来,我仿佛幻视自己回到疫情期间,套进了白大褂中,扮演着拥有了微小的权柄,便无所忌惮进行施暴的那些人们。

从工厂与工地克扣工资并裁员,政府机构试图摆脱责任,搪塞上级任务,再到我们作为公益组织持政府资助,服从命令,每一道流程都在将他们推入更不利的处境之中。而这种责任的转嫁推脱,在我看来,正是基层在流浪者管理方面愈发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让我深感不利的例证是,近两月来,有越来越多患有严重慢性病的流浪者出现在求助的行列中。在过去医疗系统经费尚可的时候,我所在的城市会在定点医院为“三无人员”提供专项小额资金救治。然而医患矛盾愈发激烈,加上医疗经费紧缩,这部分资金被首当其冲的砍去。相应的街道民政与救助站同时意识到,如果花救助经费为其买药,万一出现问题,责任显然需要自己承担。于是我看到了一位因强拆而无法办理低保、流浪他乡的病人,已经因高血糖而无法看清道路,面对警察的反复驱赶,在同一个社区硬撑了三日,反复游走于各个基层部门,但从未获得任何医疗帮助。我的有些同行会批评其中不少人,指控他们是依靠病例向政府单位进行乞讨。但是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这些人显然不能直接将处方药变为现金。更何况,讽刺的是,街道救助站在为他们买票送走的时候,可从未吝惜过经费。

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我愈发感到,就算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由于目前制度性的设计,任何基层服务工作都免不了遭遇道德困境。而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流浪者,则是在愈发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首先被牺牲的群体。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些流浪者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但我不由得想到,谁能保证假以时日,许多光鲜亮丽的中产不会沦落到这种状态,不是已经存在不少35岁被裁员,身负房贷车贷,还上有老、下有小的白领们从事已经竞争激烈的外卖、出租车行业了吗?何况这些人与所谓的廉价劳动力高度重合。对于我们这些享受到红利、衣食无忧的人,他们的处境怎么会事不关己呢?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0:23:37] 袁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每一位投稿的听众。 不明白播客希望大家能继续踊跃投稿,讲述自己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近况。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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