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30 李厚辰：习近平为何不着急救中国经济？(文字版）
文字版全文
时间轴
00:00 Intro
02:51 回看七年政治局会议：中国经济决策上的数次急转弯
08:41 把经济困难归因于“政绩观“：政治局会议如何重新定义经济问题
11:28 什么是经济“逆周期”问题
15:11 为何经济问题首先变成了“全面治党”的问题
21:34 习近平理解的“需求”和一般经济学上的理解为何不一样？
28:01 习近平的经济执行机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33:24 地方有事权、没财权：为什么中央权力越集中、反而越不信任地方？
39:22 2016年以来首次重提“全面从严治党”的意味
42:33 地方“经济锦标赛消失”：从地方驱动型国家转型成中央项目型？
48:13 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六张网”替代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引擎？
53:21 中国能在不改变增长模式的情况下实现贸易平衡吗？
56:14 “自由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死亡”是什么意思？
01:00:21 以后中国的经济秩序会是什么样子？
01:09:21 新的经济秩序会如何影响普通人？
01:12:04 嘉宾推荐
01:13:22 节目结束推广
[00:00:00] 袁莉：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4.3%，市场一度期待中国政府发出大规模财政刺激的信号，但7月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却没有这样做。会议承认经济面临困难挑战，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却没有触及造成内需不足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增长模式问题。会议提出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说明中国政府知道巨额顺差正在引起国际反弹，但它似乎也不准备放弃依靠先进制造业和出口维持增长的路线。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了全面从严治党，最后要求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过去反复强调的全年增长目标，这次也消失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中国政府选择的不是经济学家普遍期待的提振居民消费，而是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习近平究竟是认为经济还没有糟到必须救，还是承认经济困难却找不到愿意使用的刺激工具？又或者，他真正想解决的并不是居民收入、消费和房地产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干部队伍和整个党国经济机器的运转问题。换句话说，习近平是真的不着急，还是他所着急的事情和普通中国人以及经济学家所着急的事情并不一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YouTube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辰，我们将从这场相当沉闷的政治局会议谈起，讨论习近平为何不急于刺激经济，以及中国是否正在经历一场比经济刺激更深刻的权力重组，厚辰你好。
[00:01:56] 李厚辰：你好，非常高兴。
[00:01:57] 袁莉：你注意到从2020年到2026年七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重心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你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条脉络，回看这七次会议，习近平对经济下行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
[00:02:17] 李厚辰：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多外国人说中国这种体制有很多不好，但有一点好，就是它没有什么短期目标，特别从长计议，能够做特别长的规划。他们想到中国制造2025，说：你看这中国新产业多厉害。但是如果我们看2020年到现在，这七次在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因为整个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会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它应用于上半年的经济挑战来做调整。如果我们来看这七次，所有的内容都非常不同，而且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今年指东，明年指西。笼罩在中国经济决策上的长期主义的光环可能要被打破。
我可以帮大家梳理一下，一起回忆回忆这波澜壮阔的七年。首先是2020年，2020年初期有疫情，而且之前刚刚跟美国打了贸易战，所以2020年他们感觉特别长期主义，就说外部不能迅速恢复，中国经济要打持久战。所以2020年开始提“双循环”，要搞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的双循环驱动。而且2020年明确说，政策要从短期经济增长转向产业链安全、国内市场科技自主。说的特别好，而且感觉这个困难是长期的，所以说要做好准备。
结果2021年，如果大家记得，因为2020年中国早期疫情防控还不错，导致中国出口暴涨。而且大家如果记得，中国房价的高峰期和土地出让金的高峰期也是2021年，所以2021年突然一下觉得：哎，没什么问题了！我之前写书，我也说2021年是中国人国力和民意的高峰，大家都觉得中国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到2021年突然又不提经济长期持续的困难了，就开始说我们要做跨周期调节，要警惕地方执行过度。“逆周期调节”的意思是现在比较低，所以要刺激刺激。“跨周期调节”就是“不要看现在周期比较低，要考虑到以后周期高的时候不要过度。”2021年突然就没事了，就说主要是要纠正运动式减碳，不搞急转弯这些政策。
但2022年就不用说了，因为防疫政策，经济突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所以2022年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常识的，就是稳民生、保交楼，努力实现全年目标等等等等。这是2022年。
2023年，突然问题更严重了。2023年突然意识到啊，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风险隐患外部严峻，而且2023年是中国第一次承认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其实很多重要的政策转向，像双循环驱动、房地产供需发生变化等等，都是在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我觉得这个会甚至比十二月那次含金量要高。所以2023年这次是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内容的，政策马上转向房地产松绑，一揽子化债，都是这一年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很快房地产政策就有松绑，2023年下半年各个城市放开限购、放开首套利率和首付比例等等就出来了。所以2023年承认了旧增长模式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等等等等，包括八月份还有印花税减半，刺激股票市场等等等等。
2024年，跟2023年有一定的延续关系，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经济运行分化，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而且2024年非常特殊，七月份开完之后不过瘾，9月26号又加开了一次，应该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加开经济会议。立马部署了我们今天还记得的“两新”——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和生产设备以旧换新这“两新”政策。所以24年的两新政策虽然没有给居民直接发钱，算是直接给居民的消费提供了补助。这算是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所以202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七月份和九月份也是有实际的决策和实际的政策转向。
2025年就开始转了。2024年，我们还是认为国内需求不足，要刺激需求，2025年的政策重点就变成企业无序竞争，重点行业和地方招商引资出现了问题。这就预演了今年。所以2025年呢，中央又觉得好像不是需求不足，我觉得原因是2025年上半年跟美国打贸易战，川普上台，四月初全球关税，当时感觉好像打的有来有回，国内信心又好，又开始增加了。而且习近平可能对政治清洗和政治体系的不安全感上升了。
所以2025年又不是需求不足了，病根转向了企业无序竞争，反内卷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2026年，”有效需求不足”这点都没有了，中国突然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了，中国的问题进一步变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好像经济问题的本质问题是地方执行问题，干部的政绩观不对。所以今年从年头到年尾，除了出了一个2026消费振兴计划，其实没有任何实招，连刺激消费需求都不是特别讲了。
所以，从2020年认为中国经济要进入长期持久的困难；到2021年突然问题没了；到2023年终于意识到新旧动能转换出现问题；到2024年开始出现内需是问题，要刺激内需；到2025年突然又不是内需问题，是党的问题；到2026年彻底变成党体制制度问题。所以整个从2020年到现在，感觉中央对于经济问题的诊断和经济问题的方针出现了几次急转弯。2024年是大家最看得懂的。中国内需不足，所以说想办法刺激内需。转到今年又变成大家最看不懂的了，怎么会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党体制治理的问题。好像正确政绩观有了，中国经济就能好，到底在说什么呢？就变成这个事儿了，大概是这么几次大转向。
[00:08:49] 袁莉：像你刚才说的，这次，他也承认经济存在“困难挑战”，也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但是他没有释放任何大大规模刺激的信号。就不说措施了，连信号都没有。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是领导不着急，还是领导其实有点着急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还有就是，这个会议本身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信息呢？
[00:09:24] 李厚辰：我觉得是。因为从领导有没有工具上来讲，我觉得工具是有的，我们都不用说什么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就从中国体制的工具来讲，他现在能不能扩大中央赤字、特别国债、多搞些项目？能搞。他能不能增加各个省的转移支付，把养老医保进一步的补充？也能。他能不能像过去“两新”一样继续补居民消费，汽车也补，体育消费也补，旅游也补？也可以。房地产现在不行，中央也可以收储。那么多存量房，中央加大力度收储存量房变成保障房和公租房？也可以。降准降息，这也是正常政策，都可以。包括再次允许地方基建加杠杆，把专项债的事权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再搞点无效基建。就算是从他们内部的工具来讲，我觉得以上所有工具都可以做，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这个工具恰恰是总书记认为过去经济问题的来源，正是这些工具导致了过去地方的政绩观不对头，地方政府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志来做导致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这些资源的错配。但是我们说资源错配是说缺乏市场机制，缺乏价格信号的资源错配。但总书记来看是你们不听中央的话，你们自己搞些重复建设，搞出地方隐性债，在房地产上乱搞瞎搞，导致了资源错配。所以说我觉得中央现在认为如果继续沿着过去的路径，会导致进一步的资源错配。所以必须先解决干部跟中央不是一条心，不能够从中央的高度来考虑和遵从中央计划的问题，继续做这样的刺激，还会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思想。
[00:11:18] 袁莉：就是你站在习近平的高度是这么想。
[00:11:20] 李厚辰：站在习近平的高度思考，所以今年提了逆周期，要继续解决逆周期问题，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00:11:30] 袁莉：逆周期这个话怎么理解？就好奇怪，这个中文我根本都不知道英文应该翻译成什么。
[00:11:36] 李厚辰：中翻中。我们做的节目就是中翻中的节目。周期是这样的，中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经济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周期这个词是来对冲结构性问题的，就中国经济不好，不是因为结构有问题，是因为经济有周期，经济有低周期高周期，现在的问题只是处于低周期，所以不是我们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老提周期，是拒绝结构性困境。又有两个要中翻中的词，一个叫“逆周期”，一个叫“跨周期”。逆周期就是现在是低的周期，所以要减息、刺激经济。那高的周期，就要加息去抑制经济过热。这是他们的想法。什么是跨周期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有战略定力的国家，我们在考虑下一个高的周期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为了刺激这个低的周期，还为了下一个高的周期做谋划，要么是积累高周期的动能，要么是遏制现在的动作太过盲动，导致高周期过于过热，所以我们这个眼光特别长远。所以中国经济一旦特别好，他就既说逆周期，也说跨周期。一旦经济不太好，他就不讲跨周期，让领导干部们不要有错误的认识，别想跨周期，就想着逆周期的事。
今年没有提跨周期，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今年话语没有提跨周期，在说逆周期，但所有手段都是跨周期手段，像“六张网”不是能够解决今年问题的，今年能投多少钱？能够解决今年问题的，比如补贴，一样没有。按理说逆周期的方法就是增加转移支付、补贴居民消费、降准降息。中央拿点政策工具来，这是逆周期。但今年的工具全是跨周期工具。话是逆周期，但做的事全是跨周期，这是他沉闷的点。
[00:13:33] 袁莉：就是“我高瞻远瞩，你们要听我的话，就这么执行了。”你们要听话，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我是一个地方干部，我是一个市级的市长，我看了这个报告会怎么想？
[00:13:48] 李厚辰：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是地方政府延续过去几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无所适从，就是不让我躺平，要整治躺平，要整治懒政，懒政就要被抓。但是我似乎任何动作都是盲动，所以任何自主的想法，比如我们市是不是要搞个文旅经济？不行，已经有干部下马了。我们市是不是要搞点新质生产力？已经有干部下马了。现在好像地方干部唯一的想法就是：“好，我就等你的命令，而且要等你非常明确的命令。”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要么，我就要按照中央监察组的要求来执政，根据过去的监察，要查一个项目，我就要匹配文书去应对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地方处于既不没法懒政，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的地步。甚至现在连中央配合我的工具都没了。我过去还搞点什么“两新”、“两重”，现在连这些都没有了，。但我干啥呢？干别的就是盲动，就是错误的政绩观，所以现在应该干啥？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很困惑。这个困惑已经反映在经济数据上了，这个“正确的政绩观”是从三月底开始强推的。今年四月和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政府投资增速都是两位数下跌。这个无所适从已经反映在经济数据上了。这个正确政绩观也是二季度经济数据这么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0:15:11] 袁莉：那我们往回退一步，讨论一下为什么经济问题会越来越被理解为政治和组织的问题，我那天看了一下这次会议，我也疯掉了，觉得怎么一开始就大篇幅的讨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然后才说经济。在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习近平首先想到的是整顿党？这只是因为这个会议需要决定五中全会的议程，还是他真的把经济困难部分归因于党的执行机器出了问题？
[00:15:51] 李厚辰：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为五中全会所以提全面从严治党，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找到另一个文件，我觉得不是如此。因为一般开完这个会之后，像央行就要出央行学习这个会议的文件。央行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技术官僚部门，央行的文件里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点，央行在总结上半年工作时候，货币政策第一位，从严治党列在第七，一般这个文件分两部分嘛，上半年工作，下半年工作。央行在列下半年工作的时候，“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第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所以要是都是五中全会是政治，那上半年你写第一，下半年写第一就是纯空话。但明显，上半年工作总结从严治党第七，部署下半年任务从严治党第一，这个顺序调整其实非常说明问题。
第二，什么叫“从严治党”呢？所谓的央行的第一议题写明白了：警示报告、巡视审计、整改、干部选拔和反腐要求。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这不是一个政治空话，代表有报告、有巡视组审计，而且影响干部选拔。今年是二十一大的前一年，所以今年密集的政府换届，地方省市各个部委政府换届。说今年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又跟各个领导们野心的实现产生了连接。所以说我觉得，从央行这个文件上来看，它不是仅仅是因为五中全会，所以它必须写在第一段，不是它就是在影响今年的经济工作。在央行的下半年工作中，这已经是货币政策之前的工作了。第一工作就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第一议题就是请示、报告、巡视、审计整改、干部选拔、反腐要求。所以在具体经济部门里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作，而且是实质性的工作，不是符号性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礼仪性的议程。只是因为要开五中全会，我们得提这个话。它就是个实质性的工作。
回到你说那个问题，他们为啥觉得这个经济问题干不好是执行问题。比如我们认为中国通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通缩，他们认为通缩是因为企业打价格战，为什么企业打价格战呢？是因为重复投资.所以通缩不是因为中国内需不足，就是各个省市重复投资导致的.
[00:18:17] 袁莉：通缩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或者不愿意花钱，而是因为企业打价格战，非要低价卖给老百姓。
[00:18:26] 李厚辰：所以你看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是反内卷，不是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投资。是发改委约谈这些企业，你们不能再打价格战了。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中国地方债这么多？就是因为整个激励体制失衡嘛，就是没有向民营企业和市场释放资源的能力。资源能力全部在政府，他们认为是投资冲动，是地方干部的政绩观不对，如果有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非要搞一大堆项目，中国就不会这样。
[00:18:57] 袁莉：他们想要让干部去干嘛呢？
[00:19:00] 李厚辰：就是今天说的六张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解决好化债问题，高质量发展那套。这就不是发展速度，而是一系列无所适从的彼此矛盾的经济目标希望地方政府去完成。
我今天想讲的一个最奇怪是，他们的思路里我们觉得最拧巴的部分。比如说现在内需不足，消费不足，在居民看来就是没钱，说白了：第一没钱，第二福利体系不好，我怎么能消费嘛？但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供给不对，没有效精确的供给。在他们看来，居民有钱，是因为养老、服务、消费、旅游、教育供给不够，只要供给到了，居民就会消费。
[00:19:49] 袁莉：他看着大家有那么多存款，每年还增长，怎么不花钱呢?
[00:19:53] 李厚辰：对，肯定是个想法。每年存款增速这么高，肯定是为供给不对。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疯狂的想法，但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习总是著名的供给侧改革经济学家，他只会供给侧，不知道什么叫需求，不懂。而且中国过去供给改革，有没有起到效果？也有。不管是电商，互联网+、商品发达。中国居民消费确实……
[00:20:23] 袁莉：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是。
[00:20:26] 李厚辰：对，就像你说的，这么高的储蓄率，居民有钱，为什么不花呢？供给不精确，所以说要搞精确的供给改革，AI、养老、旅游、服务、消费、教育、育儿。只要这些做到位了，居民的钱就会掏出来。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话，这个文件里原话就这么说的。而这一套，在他们来讲，也不是要市场来解决，这就是地方政府作为，这东西可能GDP不高，但在正确的政绩观里面，这就是正确的政绩。所以你要是个地方主官，你要去扩大这些有效的精确的供给才能够完成。扩大供给你做不到，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符合国家的要求，把这些供给的基础设施做好，信息网，AI的数据网，算力网，这些弄到位了，在AI+的顶层战略之下，可能就行嘛。
[00:21:24] 袁莉：习近平理解的需求和一般经济学意义上我们大家理解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建AI、建这个网、那个网和需求有什么真正的直接的联系呢？
[00:21:37] 李厚辰：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有需求，首先在其他国家，这个domestic demand，内需，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居民消费。但在中国，它确实不止等于居民消费。消费和投资在中国来讲都是需求，比如说政府投资对于政府中国来讲也是需求。去建一个水坝，去建一个高速公路，这不也是需求吗？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中国需求本来就有两部分，它既有居民的部分，也有政府刺激的部分。所以对它来讲呢，不一定扩需求就要给居民，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是他们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供给创造需求。我们认为是收入创造需求，或者说可支配收入创造需求，但是对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思维来讲，他认为供给创造
[00:22:37] 袁莉：供给怎么创造？
[00:22:40] 李厚辰：我们对于资源错配的想法，是没有足够的价格信号来引导需求和资源匹配在一起。他们认为资源错配的想法还是一种偏指令经济的思维，没有一种足够精确的东西能够提供。比如他们看西方，他们也能看到西方的房价这么高，土地政策这么畸形，导致土地供给不足，导致房价极高，你看这就是西方供给不足导致需求不足的实例。所以美国搞那个abundance，丰饶议程，里面也有一些学习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所以供给创造需求这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中国，它被推到了一种极端状态，中国认为一切都是供给创造需求，只要供给到了——我觉得中国政府能用市场经济能听得懂的辩护——只要供给到位了，价格就能够下来，价格下来就能刺激需求。比如说很多国家消费不起房，消费不起其他电子消费品。过去智能手机推进没那么快，是因为你们不会搞供给，只要搞供给，这玩意就能变成两三千一部，变成两三千一部，需求不就就出来了吗？所以说足够的供给就能刺激价格下调，价格下调就能刺激需求扩张，需求扩张能反哺企业做大，中国一直就做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的体系，实际需求要靠供给来提供。
比如现在他们可能认为养老消费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做的人不够多，做的人更多，价格就能低到居民消费得起的地步。虽然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工资已经低到这样了，还要搞到什么地步才能够让人消费得起。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
[00:24:27] 袁莉：中年人都没有工作了，都要动用自己的存款了，让人怎么去想养老的问题，现在先能过了下去再说了。
[00:24:37] 李厚辰：23年、24年，他们觉得还是要提供一些消费刺激，让居民来消费，但25年开始就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像我们这种有战略定力的大党，还是要搞跨周期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把这个问题解决。
[00:24:53] 袁莉：我自己猜，是不是要居民消费实在是一个太难指挥的事，索性就去指挥企业去了，企业稍微好指挥一点？
[00:25:07] 李厚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这背后，为什么他们对于居民刺激这么抵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世界都不抵触，但中国真的很抵触。我觉得这个抵触本身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习近平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福利观，像国外认为福利很简单，就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他账户上钱多少？你账户上没有钱了，就用各种方法给钱，不管是育儿补贴，还是直接给他发钱。但习近平有一种特殊的福利观，不止他了，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福利观
[00:25:46] 袁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党特殊的福利观。
[00:25:50] 李厚辰：对。这跟社会主义有关。我觉得他的福利观是生产主义的，就是福利不是要给钱，福利是要帮助他劳动和就业。
[00:26:01] 袁莉：我以为你说的那个福利观是“不养懒人”的福利观。
[00:26:07] 李厚辰：也是，也是不养懒人。但他有逻辑，他不是说我恨懒人，而是他认为给钱没有用。生产主义福利观就是如果你能接受职业培训，能够帮助劳动，授人以渔，要靠发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靠纯保障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他们这两年又开始搞一个词儿，叫“投资于人”。什么叫“投资于人”呢？你搞投资于人，每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在下降，这搞什么投资于人，但是他们这个“投资于人”的大概意思就是劳动参与率，人口质量，长期生育率，就这些东西。
[00:26:43] 袁莉：我认为你应该写一本《习近平词典》。
[00:26:48] 李厚辰：中翻中。
[00:26:50] 袁莉：你经常说的一些话，我也看了，但是我一看就过去了，今天一下冒出来这么多词，我都有点消化不了了。
[00:27:01] 李厚辰：OK，这很重要。我记得哪个智库其实有这么一个数据库，他们有好多中国的术语词汇，有的术语词汇他们做的特好，包括从哪个文件里来的，他们也分析是啥意思，是个外国人做的。
[00:27:18] 袁莉：但那个是英文的，我希望你给中国人写一个。我觉得你是最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
[00:27:26] 李厚辰：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00:27:29] 袁莉：对，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个经济问题现在一下子被抬高到成一个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你具体的跟我们说，他这个经济的执行机器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是地方政府太追求GDP，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还是干部躺平，不不作为。你再给我们站在习近平的高度说一下，他大概觉得是个啥问题。
[00:28:06] 李厚辰：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有，但是比较偏重冒进盲动的问题。OK，我们把它分为“不作为”和“乱作为”，这两个都有。但我觉得所谓的正确政绩观——因为正确政绩观是这次会议文件的结尾，以全面从严治党开头，正确政绩观结尾——这东西，就是过去靠土地、融资、产业投资，不断的招商引资来做。
我举个具体的例子，不然这么说太空了。过去中国有一个被大家认为很厉害的干部，就是搞淄博烧烤的淄博市市委书记江敦涛。那个淄博烧烤搞得有声有色。结果这个人今年下马了，下马时间就是三月底，正确政绩观推出之后。之前他下马的公告是4月24号推出的。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什么腐败，家族腐败，权钱交易。是“政绩观严重偏差，急功近利，盲目蛮干，为追求短期亮眼政绩，快速造出亮眼成绩，他强势推进金融招商，跳过专业评估，绕过集体意识程序。违规引入私营企业，擅自安排国企大规模融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交由私企随意支配使用，长期放任监管缺位，直接埋下巨额国有资产损失重大风险。”我觉得地方政府一读这个，那就什么也别做了呗。那你就转向了不作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是在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反复循环之中。因为刚才这个人做的事情：金融招商，比较快速的引入私企投资，安排国企融资设立引导基金，不就是政府的刺激经济的基础手段吗？过去政府不就是靠这些吗？但如果这些全是问题，这些要导致下马，这个叫政绩观偏差，急功近利，盲目蛮干，那地方政府就不知道干嘛了。不知道干嘛呢，他就要躺平。那躺平呢？今年政治局会议也说了，要干部以昂扬向上精气神创造成绩，要积极发展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之前聊过，如果要写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它的标题肯定就是《既要又要》。那么这个地方就解释了既要又要还要，既要不乱作为，又要不要不作为。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我认为这两个相反的任务其实会有一个棘轮效应。这个棘轮效应，虽然它偏重冒进盲动，但最后还是主要作为不作为或者纸面作为的问题.因为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做多错多，尤其是强调正确政绩观之后，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干部不作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认为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的原因。如果往深一点说，我觉得经济问题其实是央地权力的原因。
[00:31:06] 袁莉：对，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00:31:09] 李厚辰：对，在他看来，所有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策的部分都有可能导致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所以地方政府如果能够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则，按照中央分的计划来做才是可以的。所以总体上他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应该非常低，但这不是新闻了，他对于干部体系——不管是军队还是行政——信任程度低，这非常非常的正常，这个信任程度低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可以说说这个背后隐藏的制度的矛盾，这还是很值得讲的。
我觉得第一方面，其实从朱镕基税改之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就严重的不匹配。今年上半年有另外一个数据，中国已经消灭了、清零了所有财政自主的省份。连上海和浙江也清零了。清零之后，财政部说，这是正常现象，大家不要过度解读。这是正常现象才怪。现在中国因为土地收入是过去政府最重要的收入，现在这个收入到1/4以后，税收就全是中央的了。但大家也知道，中国不管是地方的三保还是地方的养老医保，都是地方财政的事务。保就业也是地方财政的事务，所以地方现在处于我又没有钱，但是所有的事权又都在我身上的问题，所以事权财权不匹配，导致地方其实从容的空间几乎没有。因此，之前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奇怪的NGO行政体系，就是地方政府要拿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不是一口气划给地方，是由名目繁多的各种项目。地方政府像NGO一样。
[00:32:55] 袁莉：要写grant letter，整天写申请。
[00:32:59] 李厚辰：中央政府有两千个项目，打申请去拿，但中央目标又彼此矛盾。我申请一批化债的钱，但这个钱只能拿来化债，不能帮我解决别的问题，但是这个钱可能特别多，但我其他项目的钱都申请不着，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拆东墙补西墙，这简直是必然的事情。这个东西越这么做，中央就越觉得你不可靠。
[00:33:24] 袁莉：我就是想问你这个，中国的经济决策权越来越集中，但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和干部队伍的信任却越来越低。为什么他的权力这么集中了，把钱全都收上去了，为什么反而担心地方不执行命令，甚至欺骗你？这是一个什么心理？你再给我们站到高度想一想。
[00:33:51] 李厚辰：我觉得第一是因为刚刚我们说的“财权事权不集中”。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因为中国很大，中央政府在中央，它势必还是需要地方去执行，不可能靠自动化的方式完全执行，他可能未来会想这么做，但现在不行。现在地方执行是一定的事情。
第二，像我们刚才说中央的所谓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是有必然冲突的。你又要稳增长，又要化债，又要稳就业，又要治理内卷，又要发展新产业，又要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剥夺地方招商引资权力。所以中央政府的彼此矛盾，又导致地方的执行中左右掣肘，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它导致无法信任，因为你定的目标就是彼此矛盾的，所以地方往哪方面做都像是有错误。
还有一个，从16年开始。问责这么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问责越严重，地方的行政越黑箱。你的问责这么严重，地方就一定会有延迟报告、包装成果的动机。你压的越狠，他包装的越厉害，他包装的越厉害，你越不信任他，越要派巡视组继续去看看到底怎么样。
最后，中国是一个中央政府绝对不能错的国家。自身路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失败当然是执行的问题了。如果失败是执行的问题，那我对你肯定就不能信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多重嵌套的死局，高度集权，但是低信任。
[00:35:31] 袁莉：越来越是这样，是吧？其实以前基本的框架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腾挪的空间。现在这种空间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是中央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你再来催我的时候我再做做一点点，
[00:35:49] 李厚辰：然后包装从纸面上交给你就算了。
[00:35:52] 袁莉：对，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他开始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或者中央的经济政策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做一些纠偏。去年是产业，让企业不要内卷，是企业的问题。今年成了干部的问题。那这样下去，中国经济还有可能进行一些更根本性的一些纠偏，或者转向，或者是调整吗？
[00:36:28] 李厚辰：我觉得长期来看是乐观的。原因我以前也讲过。中国是一个现代财政信用型国家，不管它的政治制度有多么的封建制，但经济制度就是一个现代财政信用型国家。这种国家的运转是有明显的财政和经济边界的，它到了那个边界，就不得不改。但短期来看，没有任何——尤其从今年，这次这个政治局会议——没有任何迹象。这次政治局的会议就是一次自我循环，就是中央路线绝对正确，不良结果是地方治理，解决方案是再次进一步强化中央。因为地方有问题，所以解决方案是再次强化中央。但是越强化中央，就越削弱地方的实际能力和地方的真实反馈。同时，就越觉得是地方的问题，那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当然这已经不是近两年了，可以说16年之后的中国的模式就是这样的。从中央决策层的角度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触及他们能感受到的边界。我感觉社会已经逐渐触及到社会忍受能力的偏边界位置了。
[00:37:39] 袁莉：会上的一部分人。
[00:37:41] 李厚辰：一部分人。
[00:37:42] 袁莉：对，我再问一下，你觉得这样的形势和二十一大有关系吗？我这是非常的speculative，是推测，但是我感觉他这么重视政治，这么重视忠诚度，这么要把东西全都卡到自己手里，让我想起来了二十大之前……
[00:38:04] 李厚辰：我可以提另外一个事，就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党这个事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把同一个主题在六中全会上重复讲，因为五中全会其实是搞十五五嘛，六中全会是搞党建。但是因为四中全会当时提前搞十五五了，所以五中全会就搞党建。跟以前六中全会比——六中全会其实挺重要的——81年那次六中全会发表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这里面搞的，都是超级大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其实已经搞过一次全面从严治党了，就是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之前，当时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当时的原因非常明显，那会很快就要修宪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所以在要搞全面从严治党。但一般来讲，六中全会的主题从来没有重复过，就算是同一个主题也要改个名字。重提从严治党，就是重回2016，这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再提从严治党来作为主题，也是六中全会从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拿同一个主题来用。
我觉得这个意味其实非常明显，当年要搞从严治党跟修宪有大的关系，他要掌握所有权力才能推动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事项。现在又是他要重组权力，说明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性又到了那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于干部体系的塑造绝对是双重原因，一重原因是他确实认为经济不好是干部的问题。第二重原因，从他的个人动机上又到了一个有足够的动机要来整肃干部队伍的时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二十一大包括竟然第一次重提全面从严治党，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00:40:03] 袁莉：但是我想有一些听众可能想着这个从严治党不是恨不得每天都提吗？
[00:40:10] 李厚辰：我觉得这是我党另外一个“既要又要”。我党把所有的工作常态化，任何一个工作紧急上来，最后落地都有一个常态化治理。从严治党是个运动，最后也有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扫黑除恶是个运动，最后就是扫黑除恶的常态化。但常态化和运动重提还是两回事。像政法委刚刚又重提了一年期的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运动，这个力度就空前了，肯定是加强的，虽然年年提从严治党，这个肯定早常态化了，反腐常态化，但是把它作为五中全会的专题又提出来，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专门意义的。
那我想说另外一个情况。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从严治党，2026年是从严治党。夹在中间的21年这一届是干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长远计划，因为21年太光辉了，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没问题。
[00:41:12] 袁莉：你提醒一下大家，21年是有多光辉，就是《厉害了我的国》，你们都来学习我、抄作业的那一年。
[00:41:20] 李厚辰：对，就是那一年，而且那年外汇真的很厉害，然后国内房地产特别好，所以21年六中全会是关于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记得21年六中全会提了个特别神奇的东西，说什么必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党为什么必然成功，就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你看当时觉得已经没问题了，盖棺定论了。结果现在过了五年又不太行了——这也是挺讽刺的一点——所以现在又要提出从严治党。
[00:41:48] 袁莉：我们再回到央地权力，现在都不能说是一种争夺，已经没有什么争夺了，但是以前这几年西方也很喜欢说中国是一个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
[00:42:07] 李厚辰：我们金刻羽女士的“市长经济”。
[00:42:09] 袁莉：对。“市长经济”，地方政府其实有很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因为和他们的政绩等各方面都联系到一起。那现在这样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影响吗？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经济怎么折腾也就这样了？
[00:42:30] 李厚辰：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市长经济”不能说错，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地方锦标赛。这个很多人说。中国确实如此。中国最极端的是改革开放搞包税制，那真是地方财权事权全自主的时代。朱镕基虽然改变了央地税改关系，但地方干部的升迁依然是靠经济锦标赛完成的。更不用说后来还有四万亿经济刺激、棚改货币化，地方的手段还是很多的，搞搞大基建，搞搞房地产，然后拿土地财政收上来的钱瞎搞胡搞，像“合肥模式”投点企业，过去地方做了很多的事情。
首先呢，我们就不从宏观上说，反正这事儿宜细不宜粗，从细节上来说，确实很多地方权力已经回收了。比如说从疫情之后就回收了专项债，专项债是不计入赤字的。这个最主要的地方发债工具，而且是发债建立项目的工具，这个专项债工具过去地方是有配额的，从省上下发下去，你爱建什么建什么。
[00:43:36] 袁莉：你举个例子，专项债都拿来建什么了呢？
[00:43:40] 李厚辰：专项债的第一大建设项目就是地方的产业园区，建个化工产业园，建个半导体产业园，这是第一大项目。其他的就是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包括城市亮化。从应该是23年之后，专项债的事权就上收中央了，也就是说地方没有权力决定修什么，你要修什么报发改委，发改委决定能修才能修。财政项目报财政部、改委审批，财政部备案才可以修。所以地方失去了想修什么修什么权力。
第二，从去年开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之后，地方搞新质生产力项目也不是每个省都能制定自己的新质生产力项目计划了。如果你这个省没这个禀赋，就别想这个事了。习近平专门说了，不能每个市都有数据中心，不能每个市都做新能源汽车。所以，虽然新质生产力是第一大政治正确经济领域，但也不是每个省都能做。
第三，从今年开始搞地方补贴清理。过去地方招商引资，做土地补贴、税收补贴，这是地方最重要的手段。不然别人干嘛去一个欠发达的省份呢？今年开始做地方补贴清理，违规补贴全部清理，甚至要收回，那么地方招商引资的权力和手段也没有了。
现在做地方融资权力清理，做全国融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经常暴雷的地方城商行，比如包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地方的小金库。地方过去拿土地装到这些银行，再去套资金等等等等，现在这个也没了。所以地方靠这个做融资的能力也没了。
现在做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地方过去还有市场准入和监管，我这个区域的水泥有一个名录，只有你们来做，外省水泥企业不能来。或者我这里采购电，你是内蒙的风电，我不采购，只采购本地的煤电。那现在做这个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地方的准入权力也没有了。那也就是说，从实质上，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来做经济锦标赛的一系列工具，现在基本上全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中国经济体制要变化？
[00:45:50] 袁莉：当然是了，但是我站在习近平的角度说，这些年你们好像造了很多的GDP，高铁，高速，那么多的产业园区，但是你们也造了很多的债。地方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你们还经常在这藏这个债，不让我知道。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地方老干一些事，还不想让我知道，我真的没办法信任，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0:46:20] 李厚辰：病灶是真的病灶，但是这个解法是错的。我们认为解法是把权力释放给社会，把资源释放给社会，让社会用价格机制来进行。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过去是个地方驱动的发展型国家，我们应该走向市场驱动的发展型国家。习近平不是，习近平要把它改成中央项目型国家。过去地方发展型国家，你们弄不好，所以我们就搞中央项目型国家，中央搞大项目，地方承接大项目来做，过去是资源从省的角度扩展下去，本来应该走向按照全社会的市场扩展下去，现在走向从中央的单一水龙头集中扩展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问题是真的。地方发展型国家是有问题的。中国以省为单位做资源扩散是有问题的，但解决方案绝对不是省不行就向中央集中。
[00:47:18] 袁莉：中央把钱都拿回来，中央决定地方怎么花钱。
[00:47:23] 李厚辰：而且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大、习近平的另外一个角度。他特别搞大集中。因为朱镕基的时代其实搞了很多国企拆分。比如电信拆成电信、移动、联通。国电拆成两个电网。五大发电也拆。当时就是要向国企引入竞争机制，这个其实也是某种竞争。但最近搞的全是国家集中，南北车合并，南北船合并，各个领域都在做合并。习近平认为过去做国企拆分、央企拆分是自断手脚。过去是为了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但现在认为算了吧，就垄断了吧，集中精力才好。所以现在我们又搞这种大集中，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是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
[00:48:13] 袁莉：我们最后再讲这个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来给我们讲一下“六张网”吧，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又选择搞“六张网”？先讲讲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给我们讲讲六张网真的可以替代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吗？我来说一下“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我看了反正是晕的。
[00:48:40] 李厚辰：我们就来说这个六张网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放在扩大内需的段落的，而且是扩大优质供给，所以这完全跟我们想法不一样。这是他们认为的优质供给。那什么是劣质供给呢？当然就是重复建设，新能源汽车投资、高铁、高速公路等等等等。所以这六张网是优质供给。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网有一个好处，高速公路是个同质化的东西。它虽然形成了全国的路网，但是每一段地方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每个省自己去做。但这些网本身其实是有匹配效应的。
比如说算力网。全国哪些地方要做推理的算力、来做训练的算力，来做储存。比如说贵州做了大储存计划。那贵州做了大储存，其他地方可能就不用做储存节点，做算力节点等等就行了。所以六张网这种网状建设更适合中央来做协调。比如说高铁和高速公路就很难做协调，但水网就能做协调。比如说要修运河，那肯定不是全国遍布运河，对吧？比如说广西要解决海运问题，就要打通广西到中南半岛的陆运，所以广西要修运河，这是国家级政策。
所以我觉得网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它还是路径依赖，这是国家最熟悉的基建驱动经济，虽然说什么优质供给，说白了就是基建。第二，它跟传统基建又不一样，它不是地方可以主导的，比如说中央给地方说你要建水网，其实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建，必须有国家顶层规划才知道这个网长什么样。它变成一个国家项目型的网，而不是过去分散型的网。
第三呢，这些网还跟产业升级有关。物流网、算力网，这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也有关系。所以这还不是传统的重复建设，这虽然是基建，但这个基建有助于未来的产业升级。这又是习总的“既要又要”部分。
第四，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制度有问题，制造业不行，那至少它可以短期解决国企、制造业、金融体系的现金流。这个水下得去。所以说我觉得所谓的六张网取代了传统的房地产投资引擎和传统基建投资引擎。而且六张网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内需，扩大优质供给。这就是他的想法。这个想法为什么好呢？因为这是一个更中央式的东西——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东西。
[00:51:13] 袁莉：为什么荒唐？它真的可以替代房地产吗？真的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吗？
[00:51:19] 李厚辰：它能够成为短期引擎。这个钱非要去建算力中心，能算。但我给个数据，中国的算力中心的调用率极低，中国各个企业自己的算力中心，因为搞AI，所以调用率极高。中国各省的算力中心调用率不足30%，所以从国家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可以精确调配的计划。但实际在地方上，它依然是过度建设和资源错配。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央认为它可以从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制定一个精确的计划，但实际上中国太大了，中央没那个能力，也预测不了未来产业的发展，也预测不了真正的需求在哪里。所以计划经济必然低效的诅咒在这里依然存在。中央搞这些东西觉得有用，但实际结果就是全国地方国有的算力中心的调用率不到30%。一方面是你的卡都太没有用了，那些卡的质量太低了，今天也没用了。第二就是根本没有配置在真正需要用算力的地方，现在不是那么组织。还是这个问题。
[00:52:20] 袁莉：我觉得如果现在建长城还有用的话，他可能也会建长城的，那也可以建成一个网。这次会议他提出来要“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说明他意识到了就是巨额顺差正在引起国际反弹，但是如果不提高居民消费，不改变对制造业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贸易怎么可能真的走向平衡？习近平是相信可以在不改变增长模式的情况下缓解外部压力，还是觉得贸易冲突是产业升级必然承受的一种代价呢？我有点看不懂，他们就不在乎吗？
[00:53:02] 李厚辰：你看，这也是一个既要又要的点。我觉得对国家来讲，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不然它的位置不会这么低，因为贸易已经排在经济段落比较靠后的位置上了。而且这是被国外逼的，尤其最近中国跟欧洲的贸易战打得非常厉害。
[00:53:17] 袁莉：他怎么会这么认为？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是如临大敌了。这一点都不夸张。
[00:53:26] 李厚辰：对。这个是真的。但你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斗争精神，你越提我越觉得不是问题，比如最近商务部出来说产能过剩是假议题——明明你自己搞治理国内产能过剩已经治理了四、五年了。现在美国出了一个产能过剩301，你就出来说产能过剩是假议题。我觉得他们的思路就是斗争。如果你不说，我可能会觉得贸易平衡是个问题。如果你提贸易平衡是问题，那我就要提贸易平衡不是问题的。这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思路。
[00:53:57] 袁莉：这又不是小孩，就是逆反。
[00:54:01] 李厚辰：就是逆反，但是他还是想做一部分。一般人都会认为中国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是内需不足。你扩大内需就有进口了，有进口不就解决了吗？
[00:54:11] 袁莉：给大家发点钱，提供一些失业保障，然后想怎么创造就业。
[00:54:17] 李厚辰：但习近平会认为，就算我们要平衡一下外贸，不用这个方式，还是用政府主导和计划的方式，就是“双向流动”。既然你觉得我们给你的东西多了，那我们的企业去你那投资不就好了吗？所以如果我们的企业去到欧洲、东南亚、拉美设厂，不就可以缓解对于中国出口的统计压力了吗？而且这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扩充。比如中国的芯片企业去马来西亚建个数据中心，直接给你出口三、五千亿，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还可以促使中国技术扩展。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不用给老百姓发钱，国家主导国开行提供一笔钱，你们去海外把厂建了就可以解决。但是这又是“既要又要”。今年上半年又出了一个海外投资规则，既管个人海外投资，也管企业海外投资，海外投资都要审核。因为这些投资又涉及到资产转移、外汇流失、国内的利税和工作机会减少，所以就算他们想做这个扩大双向流动，让中国企业去海外，他也不能大大方方的做。他一样觉得这事儿做多了国内的利税怎么办？国内就业怎么办？万一资产转移了咋办？
[00:55:34] 袁莉：就是一个这么纠结的人。
[00:55:36] 李厚辰：特别拧巴，各种拧巴。
[00:55:40] 袁莉：我们回到刚才你说的新的经济模式吧。你跟我说，你有一个判断：“自由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死亡。”我听了就想说：哎，你说的自由主义经济具体是指什么呢？中国过去真的有过这种经济吗？还有这个”全面死亡”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给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
[00:56:07] 李厚辰：我这个话当然是危言耸听，但不全是危言耸听。中国肯定搞过一阵自由主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中国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搞打破行政垄断、拆国企，这就是注入自由主义市场的部分。所谓自由主义市场很简单，就是竞争、竞争、竞争、竞争。国外为什么搞反垄断法，想把Google拆成好几家企业？我们都觉得美国人是傻吗？这不是自断手脚吗？你们有这么强大的企业，为什么把它拆成三份呢？他们有一种刻在骨髓里的执念——就是削减竞争虽然短期看着挺强大，长期不好。所以自由主义就是竞争，竞争，竞争，充分竞争。中国以前是有充分竞争的。首先中国确实搞过一阵，民营企业有点空间，不然马云、马化腾这些怎么做起来呢？
现在，我觉得是从三个角度全面的回潮，所以我说自由主义经济已死。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央地回潮。地方政府有空间、彼此竞争、搞经济锦标赛，有六个地方政府过去很实际的经济手段，现在没有了，这是一个后退。
第二，国有企业彼此竞争的后退。我们从国企的分化到国企的大合并时代，导致国企彼此的竞争没有了，现在搞这个还有个词，好像叫”一业一企”，就一个行业就一个企业。好像有这么一个词儿。我不是很确定这个词。但是有类似的词，就是一个行业只有一个企业搞。
第三个就是市场跟国家体系之间的资源分配。过去还能搞民营银行——比如民生银行——来给中央企业做贷款啊等等等等。现在整个资源体系和金融资源分配就是大幅度的国进民退。现在从他们搞”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到现在，民营资本能获得的钱越来越少。所以说民营资本的竞争动力越来越少。现在外资也一样。最近FDI（外国直接投资）年年为负，很多外国企业都把中国部分出售了，星巴克、麦当劳，现在Elon Musk可能都要把那个特斯拉工厂卖给中国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导致过去三个角度的竞争——地方企业之间的竞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竞争和国有企业体系内部的竞争——全部在消弭，都在向中央的规制集中。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要素的全面死亡”。
[00:58:35] 袁莉：我查了一下，你刚才说的”一业一企”，这是22年9月3号，国资委提出“一业一企、一企一业”新格局，解决小、散、弱问题，总之就是要大幅度的并购。
[00:58:50] 李厚辰：对，大幅度并购，这名字足够直白了，就是不要竞争。”一业一企、一企一业”还竞争个屁。所以他们认为唯一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干掉国内竞争，方便搞国际竞争。大概就是这个想法。
[00:59:05] 袁莉：彻底的回潮。
[00:59:07] 李厚辰：彻底回潮，这就是我说”自由主义全面消亡时代”的原因。
[00:59:13] 袁莉：我们来展望一下。肯定有很多的听众，他们关心没有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重心又转向重组党国的经济机器，以后中国的经济秩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种模式的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最后谁受益，谁会成为代价？
[00:59:43] 李厚辰：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好回答的，我们肯定是代价。但是我们我从前面慢慢推到这个必然的结局，我觉得肯定没什么好结果。这也不是我非要唱衰。
它有几个点。现在搞这六张网——算力、电网、水利、先进制造等等等等，投资额很大，但是比起过去他们搞内需的房地产、基建、零售和一般服务业，它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实很低，所以我们短期可能能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能看到GDP恢复，但居民收入和就业恢复不了，他的就业乘数会非常非常低。这些都是高度资本密集领域，所以国家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解决不了就业和收入的问题，而且可能会让就业和收入会进一步恶化。其实这两年中国应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疑虑。中国从根本上缺乏引导民营经济生产新就业和推动分配向居民端的市场能力。而且最近这个六张网和他们的资本密集型投入只会加剧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间接结果——就业乘数会降低，就业和收入问题会恶化。
第二，他们的新供给端扩张，国内最终需求也不可能好。他们希望通过所谓的有效需求增加、养老、旅游、六张网，我们绝对看不到CPI和PPI，今年上半年数据好的是因为……
[01:01:10] 袁莉：钱到不了老百姓手里，怎么可能花钱去旅游、去养老呢？
[01:01:16] 李厚辰：所以国内需求不足，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既要又要，贸易顺差还会再扩大。他也不能痛痛快让企业去国外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贸易问题也解决不了。国内需求一样会高度不足，这是问题。
第三，我觉得地方的主动性会下降，他们应该会从治理新型政绩观很快转向治理躺平，我要是个地方主官，好像除了躺平、等中央项目、等中央命令、等中央文件、等中央资金之外我也不能干啥.
[01:01:50] 袁莉：要很明确的命令，不明确我就不动，只能这样了。
[01:01:54] 李厚辰：我也不敢。所以我觉得未来地方主动性会下降。地方主动性下降会有一个问题，这不是官员的问题，因为地方是负责事权的，地方秩序、地方治理、养老，医保都是地方在管，所以地方主动性下降就代表地方治理能力会下降。普通市民就能感受得到应急管理，救灾，安全生产问题频发，灾害对应不足都会出现。
第二就是金融风险进一步越拖越大。因为这几年化债很明显没有特别特别好的结果。虽然国家不想形成新债务，但建这六张网不可能不形成地方新债务，所以地方新债务实际上会不可遏制的在六张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新的水利网、物流网跟过去一样赚回钱来。所以实际上他们想解决的旧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看上去中国经济做了变化，就是说他们想提高效率，降低风险，但我认为风险一样，还降低了效率。这是一些中间阶段。所以我觉得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点不会成功。
[01:03:12] 袁莉：先说一下谁受益，有人受益吗？
[01:03:15] 李厚辰：没有。他自己的自尊心受益吧，其他我不知道谁受益。实际来说，相关产业肯定是受益的。你是中国做机柜、电源的，那你受益。你是买中国机柜电源股票的，你可能能受益。你买长江存储的股票，你受益。长江存储受益，这些是受益的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被习总认为你这个地方有资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地市能受益。其他地市就不受益。所以这些是受益者。
谁不受益呢？因为现在银行进一步吸收地方债，吸收房地产和中小企业银行的风险，那谁受损呢？普通人的存款和金融消费。中国已经实质进入到几乎零利率的时代了。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不能认为零利率好像无所谓。凭什么美国现在利率3.25%，你不能把钱换成美元去买美债，日本人都可以。日本零利率，大家全换美元去买美债、买美国股市。那中国人凭什么只能配置零利率的存款？这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成本。所以普通人在吃金融体系低效的成本，银行连利息都不给你们了，来换取银行有一定的空间去搞那些破事儿。所以这是第一，中国金融体系的臃肿和低效，是普通人和金融消费者来承担的。他们是第一个承担的。
第二是民营企业承担。反内卷其实就要行政集中，行政化的产业治理反内卷，而且这个银行信用定向到政府选择的企业。如果你不是头部企业、不是国企、不是政策认可的企业，就没有。一般的民企就融资困难。而且整个社会需求不足就要影响你。像中国现在的中档食品企业、比如海底捞这些都非常难过，每年的利润两位数下跌。民营中小企业要承担成本，因为在这么一个经济体制之下，你就是拿不到资源的那一方。
当然，家庭财富也继续承担成本。因为在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文件里，房地产已经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了。所以说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下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房价继续下跌，就要削弱居民的财富。而且养老金、医保的现金转移没有以同等规模扩张，所以家庭还是需要自己储备来承担养老、医疗、住房和就业风险。所以这部分居民自己要承担未来的经济风险，要承担资产收缩的风险，这是受损的。
还有就是地方政府要受损，比如说你现在是甘肃省省委书记、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你真的很难做——没有土地，没有融资，没有补贴，没有招商工具，没法发债，但就业要保障、公共服务要保障，化债要保障，三保要保障，维稳要保障干。你还想进一步升迁，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还要三天两头被监察委查。我觉得这些人也是要承担代价的。这些人加到一起可能七八亿人吧，可能更多。
[01:06:32] 袁莉：不止七、八亿人，你想想还有老百姓呢，大家谁没有存款？因为打击富途，我前一阵子写了一篇文字，中国老百姓真的好可怜，存款那么多，70%都是定存，定存的利率好像也就百分之一点几，然后不让资金出来，等于把大家的存款都放在一个锅里面，用锅盖盖住了，你没有办法出来。现在五万美元的兑换也是越卡越严。
[01:07:04] 李厚辰：对，换这五万美元还得提供各种材料，证明你真的要出国。可麻烦了。
[01:07:11] 袁莉：对，实际上我最近想的挺多的。我就想，他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中央，连地方都权力正常，更不要说普通人了，你对你的钱的决定权越来越小。我这有点扯远了，但是我觉得和你说的也还是有关系的。大的经济政策最后落到普通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01:07:42] 李厚辰：其实我觉得最容易体现的，普通人能够感受到是选择权越来越少。我觉得选择权的缩减来自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虽然说什么市场供给，但是在市场竞争被消灭的情况下，你能够选择的就是越来越少，比如很多外企退出中国，很多地方的小企业消亡。我说个最简单的，大家应该能感受到，现在中国消费有一个两端分化。第一，过去有很多地方的食品企业、牛奶企业。现在基本就是伊利、蒙牛呈现大集中。现在可能北京上海的地方乳品企业还能够维持，很多小地方早就被伊利和蒙牛并购掉了。所以你要么去买全国连锁型超级大企业，要么就是拼多多这些OEM厂商的白牌产品。过去旺盛的中间段的本地商业和本地品牌，你就选不了了。这个选不了，不是说你选择的丧失，背后是一堆企业家和就业和利润生产能力的丧失。
[01:08:45] 袁莉：还有消费者的丧失，没工作了。
[01:08:49] 李厚辰：对。真的是。我觉得居民能够体会到的第一就是就业选择的丧失。这个我都不用举例了，大家已经用脚投票了——这么多人考公考编。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考公考编，你就能感觉到实际上社会能够提供的选择里，大家认为好的选择是很少的。
第三，投资选择也在减少。过去投美股还有一些可用的信托、理财。中国存款利率已经低到这个地步了，大家还是存款，说白了就是没有别的投资渠道。你看美国和日本实际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外汇的、股票的、各种其他投资渠道，存款率没有这么高。中国人又不是傻，如果真的有合理渠道，谁愿意钱变成存款，几乎零利率的摆在账户上？这方面的选择很少。所以现在居民能够感受到最直接的就是没得选，消费、就业、投资都没选择。没选择的生活就是一个希望比较少的生活。
[01:09:53] 袁莉：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01:09:59] 李厚辰：应该推荐不出来三个。最近的阅读和信息摄取都大规模的AI化了。这是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促使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01:10:16] 袁莉：你越来越AI化了。
[01:10:18] 李厚辰：对。我实在很难憋得出来书和电影。我就诚实的面对自己，既然疯狂用AI，那就推荐AI使用方法。最近AI有一些趋势，就是它的前沿模型比较贵，而且前沿模型的能力分化太强了，导致普通人平时的小型任务，用前沿模型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它就疯狂在那瞎计算，完全以无必要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但你全部把它改成最小的模型，第一你不放心，第二又觉得质量不够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要逐渐适应一个方法——未来一定会有人开发成专门的产品给你，但现在还没有——用最前沿的Fable5来做分包，让它像指令官一样判断你的任务该用什么。让它去操纵GPT等一众模型，或者它去操纵GPT，用Sora去完成它。你可以用它来做发包员和质检员。
比如说我用它来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它每15分钟检查一次GPT，现在有没有overthinking，有的话就停止，由它去弄。而且这么弄了之后，甚至我现在睡前有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check，我睡前就说你自己想一个没有那么重要、但能够直接做六个小时的工作自己先做，我起来之后再跟你说。然后我就睡觉，它自己找一个能做六小时的side project去做完。
[01:12:00] 袁莉：比如说什么呢？
[01:12:02] 李厚辰：这个我都不知道。对，他是在我的一个大项目之下找一个能够自主运转六小时的项目去完成。有了这个Fable5做发包和质检之后，我觉得整个体验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是雇了一个人一样。
[01:12:16] 袁莉：你用AI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一直都说厚辰应该给我们讲课，讲一下怎么用AI。
[01:12:24] 李厚辰：讲讲没问题。
[01:12:28] 袁莉：我来推荐一个播客吧。当然，很不好意思，这个播客是英文的。我很喜欢看小说，这是New Yorker的一个叫The New Yorker: Fiction的播客。这个小说播客每个月一号会找一个作家，从《纽约客》杂志过去的发表的小说里找一篇，让这个作家读，然后这个作家和纽约客的这个小说的编辑，两个人讨论这篇小说。他会完整读一遍再来讨论，一般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期是讲村上春树，挺有意思的。我很享受这个。我每个月最期待的播客是一号的这个小说播客，推荐给大家。当然不好意思，是英文的，你们喜欢英文喜欢小说的人可以去听一下。
[01:13:25] 李厚辰：好，我去试一下。
[01:13:28] 袁莉：好，谢谢，谢谢厚辰，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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